当当当，皇德来了_风闻

12月7日，西方主要媒体纷纷报导，德国出动3000名军警，在柏林市、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黑森州、下萨克森州、萨克森州、图林根州等11个联邦州大规模搜捕，奥地利和意大利警方也参加搜捕。已经逮捕25人，其中22名德国人，另有一名俄罗斯女子，还有两人分别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被捕。

嫌疑人是极右的“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运动成员，被控意图发动政变，武装袭击德国国会，推翻现政府。他们不承认现代德国的合法性，坚称现代德国已经被“深层国家”（Deep State）控制；尽管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更正统的“德意志帝国”仍然存在。这些人可算皇德了。

领袖为现年71岁的海因里希13世（Heinrich XIII P. R.），是Reuss家族的王子。德国王子是神圣罗马时代就传下来的特殊王位，比国王低一级，但在领地具有与王国平级的主权。之所以是王子而不是国王，是因为王子们选出来的神圣罗马皇帝才是所有治下王子国的共主。具有选举权的王子成为选帝候，Reuss王子实际上没有选帝候的资格。

被捕嫌疑人之一吕迪格（Ruediger v. P.）内定成为军事首脑，他今年69岁，曾在德国伞兵部队服役。另一被捕嫌疑人马尔萨克-温克尔曼（Birgit Malsack-Winkemann）是前议员、现任法官，内定出任司法部长。一名未透露名字的著名律师内定出任外交部长。

德国军事情报局（BAMAD）声称，嫌疑人从2021年11月开始，就基于其偏激的意识形态，着手准备推翻政府。准备工作包括购买装备，招募成员，以及射击训练。招募的重点是现役或退役的军人、警察等具有军事安全背景的人员。

一名德国特种部队成员也是被捕嫌疑人之一，他在斯图加特西南卡尔弗的齐柏林伯爵军事基地上的住宅受到搜查。

BAMAD与德国联邦调查机构和检方合作，促成这次大搜捕。

 “德国公民”运动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而是一种思潮。有多个组织宣称从属于这种思潮。据报道，“德国公民”运动现有21000名成员，其中100多人属于其中最极端的武装团伙。成员发展在近年尤其迅猛。2018年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估计，过去两年里，成员壮大达80%。新冠疫情和难民危机后，发展进一步加速。有意思的是，BfV估计，大部分成员都在40-60岁。也就是说，这不是青年激进思维的产物。这也是战后德国出生和教育的一代，与战前一代没有关系。

德国检方声称，“帝国公民”运动将俄罗斯视为新秩序中的核心国家，被捕嫌疑人之一的俄罗斯女子维塔利娅（Vitalia B）被要求代表海因里希13世与莫斯科联系，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说不与恐怖组织和任何非法组织代理人保持联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俄罗斯与“帝国公民”运动有任何关系，“这是德国内部的问题”。

“帝国公民”运动起源于德国复杂的历史渊源。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871年威廉大帝时代建立，这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帮他打下的天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语境里，希特勒上台时和俾斯麦是同一头衔，只是在中文里分别翻译为宰相和总理。

1918年德国战败，威廉二世退位，隐居荷兰。1919年，魏玛宪法颁布。魏玛宪法并不否认德皇的存在和地位。事实上，直到二战爆发，戈林和希姆莱与威廉二世勾勾搭搭，据传密谋把威廉二世请出山，以增强纳粹的合法性。威廉二世在波兰战役和德军在凯旋门检阅后致信希特勒，肉麻吹捧。但希特勒本人讨厌把德国带入一战战败的威廉二世，看不起他。传说英国情报局和盖世太保还暗中争斗了一番，最后威廉二世没有趟浑水，在1941年病故。

1973年，德国最高法院就1972年《东西德关系基本法》判决：“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确认，尽管德国投降和盟国占领，德意志帝国在纳粹德国之后在国际法意义上生存下来，只是因为缺乏适当的组织实体而无法充任国家实体”。

不过在统一判决中，德国最高法院也明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德意志帝国的继承者，而是平行的实体，尽管不是完全平行，部份因为领土缩小”。

不过当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在今天可以另类解释，因为东西德合并了。除了已经已经在国际条约中规定割让给外国的领土，现在的德国疆界就是德意志帝国的疆界。

西方习惯于把皇德与新纳粹相提并论。在阴谋论、反犹和种族主义方面，在确信现代德国是占领军的傀儡方面，皇德与新纳粹确实有相似之处，但皇德是精英思维，纳粹是民粹思维，两者的思想基础截然不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皇德的出现有点令人大吃一惊。但对于德国来说，这可能是由来已久。

战后德国经历了经济起飞，但也经历了精神阉割。在战后初期，德国在负罪感之中，与法国结成法德轴心，成为战后欧洲的核心。在法德轴心里，法国负责政治领导，德国负责经济发动机。这对德国是有利的。德国可以埋头经济，并在欧洲的整体恢复中得益。

但战后欧洲的衰落是整体的。战后欧洲依然是世界最发达地区，但发达来自于存量。对于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增量不成为减量已经不错了。只有德国一直是长期、稳定、强劲的增量来源。冷战后东欧成为德国经济火车头的新处女地，但近三十年耕作下来，同步耕耘的中国更加给力，中国才是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东欧经济成为德国经济模式和发展路线的延伸，德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东欧只有更大。冷战结束后，德国在东欧粗放耕作，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同质化后，也遇到增长乏力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内生出新质活力，尤其在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方面。德国经济和科技不是在中国发挥领导作用，而是在搭便车。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增量才能拉动德国的增量。吃人的嘴软，不吃人的就嘴硬。中国使得德国在“精神去美化”方面有了喘息余地。

几十年法国开单、德国买单后，德国也对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没有相应提高的政治发言权不满。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萨科齐要求欧洲央行大放水，默克尔坚决反对，最后欧洲央行听默克尔的，相对来说只是小放水。也没有照单全收地援救希腊，而是强迫希腊谨慎理财，并给其他欧洲困境国家做榜样。一时间，德国似乎重回欧洲领导地位。

但德国对欧洲的政治领导地位并不热衷，美国背景的绿党势力日增，连默克尔的同党冯德莱恩把持的欧盟也成为白宫的欧洲支部。绿党外长贝尔贝克号称不顾德国人们反对也要坚决支持乌克兰的言论更是激起一片惊诧。

默克尔时代的移民危机在乌克兰战争时代迎来新的一波。对于一些德国人来说，斯拉夫难民与阿拉伯难民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

多年来，德国成为白左和精美的核心根据地，但物极必反。德国人也厌倦了“德国第二”的“国际主义”了。

皇德和新纳粹的壮大并不偶然。这些未必能成为德国的主流，但也算增加了德国政治的多样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