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和国燃尽一生，他们的最终归宿在哪里？_风闻

前段时间，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在网上遭遇了一些人的围攻。

本来文无第一，观点有争议非常正常，但这波围攻搞笑的地方在于，一些本来立场截然相反的人居然在那儿共襄盛举。

比如，一些人认为温铁军是要把农民硬留在农村，打压农民不让农民进城发展；另一些人认为温铁军主张引入资本进入农村是搞圈地运动，资本吃人；还有一些经济学家高举自由市场的大旗，不惜用脏话怒喷温铁军要搞计划经济。

这些人的观点四面八方，互为补集，往擂台上一摆，互相之间就可以打起来，把温铁军老师的位置都给挤没了。

怎么会有这种神奇的现象？

今天我们就借温铁军老师这个事儿，再来聊聊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如果能解决好，农民就有稳定的生计，粮食安全就有保障，城镇化和工业化也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如果解决不好，农民到处跑路，耕地荒废，粮食安全就有危险、城镇化就会失控、工业化就难以为继。

所以这个事儿还真就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问题19年至今是有道理的。

有人说，那还不简单，学习美国，农民进城，土地集中，农业工业化，不就一石三鸟都解决了吗？

如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美国“三农”问题的解法，属于开了无限资源挂的那种，因为人家科技降维打击殖民北美，几乎屠光了当地土著人，才有了跑马圈地搞农业工厂的条件。

印度就是反例，也不想想自己什么条件，也想学美国搞补贴农业，也想要一石三鸟。印度农村资源有限，人又多，只能把十多亿农民当牛马，结果土地兼并给集中到了短视守旧的地主那里，失地农民涌入大城市形成贫民窟，而留在农村的人一半成了赤贫的雇农。

粮食安全、城镇化、工业化，三大命题到目前为止全部失败。印度在耕地面积和水热条件都超过中国的情况下，饥饿指数甚至长期高于朝鲜，5亿多人吃不饱饭。

同样的道理，中国当然也学不来美国，只能在人口巨大而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尝试去平衡粮食安全、工业化和城镇化。

那要如何平衡呢？之前是没有人成功过的，所以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最起码，我们可以先算一下农民手中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可以进一步商业开发，只有把手里的一亩三分土地捋清了，才能明白，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国耕地总面积19.18亿亩，全球第三，但由于人太多，人均只剩下1.4亩了，直接掉到了第126名。

而且客观的说，全球的粮食主要产区，航道，包括粮食定价权，暂时还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一些能够把太阳能更高效地转化为粮食的技术还尚待发展成熟。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只能靠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17.5%的人，这才有了众所周知的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一条关乎中国粮食安全的生死线。

而在这根红线里，还细分了几大块。

一是永久基本农田15.5亿亩，其中高标准农田10亿亩，还在继续增加。这部分耕地原则上是只能种粮食的，你想用它干点别的，也不是不行，你可以尝试去找国务院批准，但一般得是三峡工程级别的建设项目才行。

而其中的高标准农田有多高呢，按照《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到2030年，中国要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也就是说平均要每年亩产千斤。

亩产千斤的标准看似不难，但让十几亿亩耕地整体达到亩产千斤水平，不集中规模化耕种是不行的。

比如一亩地，好好种粮食能产1200斤，但众所周知，种粮食不挣钱嘛，可能明年忙别的去了掉到七八百斤，后年做买卖去了干脆不种了，那高标准也就成了毛线了，粮食安全的底裤就到处是破洞。

而且，高标准农田还有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土壤改良等等细分要求，光靠每个农民打理自己那一亩三分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大型的农田水利等等基础设施和机械设备，只有把土地集中到一起使用，才能支撑起规模化农业的发展。

余下的3.5亿亩其他永久基本农田也是跟现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用于种粮食但标准还没有那么高，当然不排除以后也都建成高标准农田。

所以说，这15.5亿亩土地肯定是要集中管理的。

剩下的3.68亿亩就不要求只种粮食了，可以种经济作物，比如蔬菜、茶叶、棉花、中药、水果、鲜花等等。这其中又有2.5亿亩处于严防死守的耕地红线内。

最后剩下1.18亿亩，是各地能够灵活处置的土地，包括转为工业用地、兴修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什么的。

可以看出，除了保证粮食安全的耕地，真正能够让农民增收的土地是极其有限的，以中国有5亿农民粗略估算，每人能开发种经济作物的土地，只有半亩，能灵活开发的土地，只剩四分之一亩，大概160平方米。

只是就这么一点土地，农民能富吗？很明显富不了。

所以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农民大量地去城市谋生，毫无疑问是大势所趋。

在这个情况下，要确保土地还有人高效率地在种，保证粮食安全，确实只能学习美国那种土地集中管理的模式。

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想实现有序的城镇化，实现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支持，也就是不希望产生像别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农民脱离土地完全失去保障，大城市大片的贫民窟，社会严重割裂、治安混乱的情况，要怎么办呢？

只能让土地流转起来。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都会咯噔了一下，脑海自然而然浮现出**“土地兼并”、“羊吃人”、“大逃荒”**等等词汇以及一幕幕凄惨的剧情。

宏大叙事大家都愿意听，一旦落实到微观层面，你愿意自家的土地被“兼并”吗？

事实上，土地流转和土地兼并，根本不是一回事。

要理解土地流转和土地兼并的区别，还是得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土地变革的历史与驱动力。

先秦商鞅变法废除了井田制这种奴隶社会的国有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才有了地主农民斗争千年的兼并问题……

土地是生存的根基，还能出产最刚需的粮食，且持有成本为零，是封建社会收益最稳定、最抗风险的资产和最佳的资本蓄水池。

这就是土地兼并最根本的动力。

这一点不改变，就算被兼并土地的农民有朝一日推翻成为地主，最后还是要变成地主去兼并土地，循环往复，直到新中国。

在建国初的土改中，地主富农没有了，占农村人口约90％的贫下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0％以上，结束了民国乱世的土地兼并。

然而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所以兼并或者变相兼并的动力依旧存在。

后来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进，新中国急需从农村获得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初始资金，而亿万分散的小农户显然不利于农村产品的商品化，于是有了人民公社，以及“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土地集体所有制度。

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出租自然消失了，几千年的土地兼并彻底失去了根基，土地所有制开始真正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这个时候，农民虽然不用担心兼并只管种地就行，但交出了农产品定价权跟商品选择权，这就出现了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资源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此后二十多年，在城乡二元体制、统购统销体系、人民公社制度这个架构下，中国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部门，保障了基本的国防安全，到了七八十年代，农村农民农业变得不堪重负。

2000年3月8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交代好家人，冒着被辞退、针对的风险给总理写了一封反映农村境况的书信，直言**“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是因为粮食安全要求农民必须种地，二是城乡落差又逼得农民只能进城谋生，三是工业化需要从农村抽走大量廉价青壮劳动力。

最后结果是，城乡差距越大，农民越想逃离农村，农村人就越少，粮食就越不安全，同时城市内卷也越严重。

李昌平的这封信，缔造了“三农问题”这一词汇，也正式将三农问题摆在了明面上。

关于农民的不堪重负，现在普遍争论的是粮食产量、农民积极性之类的问题，其实深究下去，吃饭问题是一个方面，根本问题还是农村生产力实在已经已经供养不动现代工业了。

如果说，在苏联援助部分重工业的基础上，从农业中积累的资金还能够支持基本工业建设，两弹一星更是创造了奇迹。而到了70年代，随着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落地和加速发展，现代工业的资金技术密集程度急剧攀升，农业积累就远远跟不上了。

要知道，同时期的美国，已经搭建起了石油美元雏形，纳斯达克这种为高新技术打造的信息化股票市场也建立了，融资管道延伸向全世界，才有了八十年代科技的爆发与九十年代互联网的红利。

连苏联靠疯狂出口石油都跟不上美国脚步，中国就更不要说了。

从毛主席拍板的“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西方成套技术设备开始，对外引进先进技术的强烈需求就跟捉襟见肘的资金缺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个时候，哪怕把农民农村农业榨干，都补不了工业现代化的资金窟窿。

而且中国农业生产还是处于小农时代，粮食产量的七八成只能让农民自己吃饱点，根本不叫产业，再怎么集中起来，土地产出中能够商品化的部分也少得可怜。

无论如何，该用其他方式积累发展资金了。

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时土地制度第三次改革。

这一次，国家并没有回到土地私有化。土地所有权依旧在集体，同时分离出使用权给农民承包，种什么怎么种随自己，后来又解散了人民公社，1993年又取消了统购统销，国家不再直接拿走农民的产出补贴工业，留给农民手中的粮食自然更多了，也释放了农村的劳动力。

于是，农民涌入沿海城市的流水线和工地，通过土地财政和出口贸易，用另一种方式为中国下一个阶段的发展积累资金。

这种新的模式，比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的资金效率更高，但不得不说，本质还是从农村抽血，只不过以前集体拿走的是农产品，后来拿走的是人。

从1983年到2008年，外出就业农民数量从约200万人增加到1.3亿人，25年增长了65倍，年均增长18%左右。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关键还没有社保，医疗教育全得靠自己！

就这样，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以工资差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成本达85495亿元。为城镇经济节约社保成本至少30576亿元，总计11.6万亿元。

除了劳动力的贡献之外，农民还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贡献了手头的土地。

关于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土地贡献，这里面有个土地“涨价归公”还是“涨价归私”的问题。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土地会不断的增值，越来越贵，甚至改变了用途。

比如，农民种一亩地一年赚1000块钱，房地产一平米2万……

**问题是涨出来这个溢价的钱归谁？**支持“涨价归私”的人认为，土地是谁的，那么他的土地被占用了，理应把溢价的钱都给他。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应该得到补偿，天经地义。

而支持“涨价归公”的理由是，土地的溢价不是农民创造的，如果钱都给了农民，那农民不等于是躺着赚钱了么？这部分钱应该归公，然后再通过二次分配，把钱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去。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维，就是支持“涨价归公”的。

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执行操作当中，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实际上是“涨价归公”了。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征用，拿到补偿之后，后续的“涨价”就跟农民无关了，而且这个补偿少的可怜……

1986年我国推出《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六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标准，上限可达二十倍。

也就是一方面征用农民土地补偿最少只有一年收成的三倍，熟悉股票市场的朋友相信都知道，如果一个资产的PE只有三倍，那么对吧；另一方面，征地补偿经过地方政府村集体层层截流，最后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已经不足10%。

如此一来，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跟明抢没什么区别，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0年以上，按照土地出让金占各地财政总额平均35%算，农民间接资本贡献高达44235亿元。

此外，城乡二元中，城镇工人有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和养老金。而农民没有这一切，进城一度还需要介绍信，后来是买房，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农民进城税”**，支撑起了房地产的底层刚需。

最后，粮食安全也还要农民承担，地摆着不种要交撂荒费，两头堵得农民喘不过气。

随着中国经济八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李昌平亲眼所见，刚刚进入新世纪，人口流失产业凋敝土地荒废却席卷农村。

以前农民只为打工而外出，后来**“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以前是年轻人才出去，现在拖家带口一起走，以前是农闲才出去，现在直接弃田撂荒。

面对农村的落后和沉重的粮食安全生产负担，李昌平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面前要上学，可以说是听者伤心、闻者落泪。

不知有多少农民子弟因为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而放弃学业南下打工。

更严重的地区，就像李昌平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然而，这时候才刚刚到2000年，真正的高速发展还没开始，城镇化、工业化高速转型还将持续，粮食安全问题却越来越严峻，农村农民农业已经扛不住了。

也就是总结来说，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实上的土地流转在这一轮的改革之前就在进行着，只是农民分到的利益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农民真的不愿意再当农民了，再这样下去粮食都没人种了。

所以问题从来就不在于农村土地要不要流转，而是怎么个流转法才能在保护农民和规模化经营中取得一个平衡。

于是在2012年，土地流转正式成为了国家政策。

土地流转的意思就是让农民把土地经营权租出去，当然流转也包括土地转包、互换、转让、以土地入股等等。

特别是对于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集中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就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手里，然后形成适度规模化产业化种植，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

那么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呢？

答案就是“三权分置”。

2013年，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把土地权利分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土地所有权肯定是国家的由集体管理，承包权是农民的，农民流转出去的只是经营权。

这里的关键是，经营权的时限不能超过承包权，而且两年撂荒不种地就农民就可以直接收回。

所以不论经营权归谁，最终还要依附农民的承包权。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承包权，如果农民不愿意流转出去任何人不能强迫，更不能改变土地用途。

于是，持有耕地保值增值就不成立了，耕地的金融属性就被压制到了最低，土地兼并显得没什么意义，然后就可以放心大胆进行流转。

但土地集中起来后，需要建设大量农田水利设施、需要投入重金花个几年改良土壤，所以不可能包三五年就算了，流转出去给大户集中耕种的土地往往长达十年二十年。

特别是此前第二轮承包到2027年到期，农民自然就担心到时候土地还是不是自己的，自然会抗拒土地流转。

为了打消这种顾虑，放心长期流转，2018年，国家提前宣布第二本轮承包结束后，再延续三十年，到2057年。

第一轮承包是1983年，承包到1997年这15年，然后1997—2027年是第二轮30年，现在提前宣布第三轮，为的就是让农民安心土地流转。

总之，国家想尽办法推动适度的规模化种植，才能确保15.5亿亩的永久基本农田都有人在高效率地管理，才能解决粮食安全这个最迫切的问题。

这时候可能有人就要说了，粮食安全的问题是解决了，那农民呢？

这样流转了一下人均耕地少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难道靠那几千块钱农田流转租金，农民就能富起来啦？

这当然不能。

城镇化，农民要大量转到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里面去讨生活，这个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

但是万一发生城镇化、产业升级受阻，我们是要让大量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完全失去生活保障，形成像印度墨西哥那样的城市巨型贫民窟，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还是让农民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拿一份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在低消费的农村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是可以选择的。

有了托底的保障，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进城农民更加顺利地完成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年，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 。但是，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

中国有两三亿农民工是劳动市场的支柱，而农村又是人口增长的主力，但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子女没有好教育、自己没有好的养老，等于这块关系中国工业化未来的支柱的出现了问题。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没有地需要种，如何让这两三亿农民工以及子女后代顺利实现城镇化，又不造成印度墨西哥式的恶果，关系到了中国城镇化的成败。

于是就有了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基建产能下沉，让几亿农民户籍的产业工人不用去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缴纳高额的进城税，在家乡附近就有现代生活与就业，享受到医疗福利，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培养的更高素质的下一代。

既然是城镇化，那就需要土地，耕地又不能动怎么办？

于是2018年，中央又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就是把宅基地分为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和宅基地以及农房使用权。此外还一直在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享受和国有土地的同等待遇，同价同权，结束了农村土地廉价给城镇化输血的局面。

这两条也是同样的道理，农民手中的资源终于可以进入市场流通增值了，在国家层层保护下成为股东，与外来资本分享发展红利，彻底解决涨价归功归私的争论。

当然这些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要靠国家补贴做大规模的基建，因此不能完全靠补贴，这不可持续。所以必须要有配套产业，去吸引民间资本投资新型城镇化。

还记得有句话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么？

不要以为这是个比喻，那是真的要把绿水青山变现给你看。

传统的工业思维只把土地、劳动力、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在今天的乡村振兴发展中，山水林田湖草沙，乃至冰天雪地，都是生产力要素。

稻田里的萤火虫，天空中的星星，傍晚的一抹斜阳等空间生态资源，都是信息化时代可以被价值放大的重要生产资源，关键就怎么八仙过海去开发。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相信大家都看到过相关的新闻。比如有些地方想把农民归了包堆搬迁到高层住宅，把宅基地空出来搞开发，结果走样变形成了逼农民买房了。还有什么创业者包下一片宅基地搞民宿，结果装修完才过两年村里要把房子收回去了，几百万血本无归的。

类似的事情确实有不少，也需要被曝光被解决，但是有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细化进一步制度建设的部分，有些问题是大方向的问题，这得分清楚。

归根结底，所谓农村资源在三权分置基础上的资本化，就是为了让资本参与开发新农村新城镇，从中获利的同时，给上一代为工业化城镇化付出一生的农民，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代传统农民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一定的缓冲。

按照发达国家城镇化每25年左右翻一番的规律来设定，中国在2057年，也就是第三轮土地承包结束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将逼近90%，到时候中国真正种地的农民可能只有几千万。

那么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到第四轮承包的时候种地这个产业还存在，那么仍旧选择当农民的少数人手中的土地就会大大增加，到时候无论是自己开发也好，土地流转也罢，局面都会跟现在大不相同。

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将第一次有机会弥合城乡差距，城乡比例实现动态均衡，农村以及这个名词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就真正保留了下来。

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城镇化受到了一些挫折，或者说也可能发生了另一个方面的转折，人类的能量转化技术发生了革命，类似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之类产业规模化了，那么农民朋友也至少获得了一份虽然不多但足够稳健的托底。

这种路线选择显然是不理想的，是直面问题有所取舍的，我想这是一些人不爽温铁军的原因；同时它又是独创的，是不照搬任何先发国家农村问题方案的，是不符合一些人的利益的，我想这是另外一些人批评甚至谩骂温铁军的原因。

但我一直认为像温铁军这样经过长期深入调查，真正理解农村问题和农民需求，并且会从底层逻辑出发考量别国经验利弊得失的学者，这样的人成为高层顾问，影响大政决策，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如果靠一些活在真空球形梦境当中只知道抱着本经书念经的人，那就真要完犊子了。

回首近百年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作为5000年的农耕文明，农民一直是托底的关键。

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发现土改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统购统销 ”难以推进，就把四亿多农民从“满头乱发”编成辫子一把抓，进入几十万个规模化的合作社，才有了中国走向工业化源源不断的动能。

改革开放以后，合作社解散，亿万农民又走出土地，如满天星辰散布于沿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工厂，从乡镇企业员工到沿海打工人再到基建民工，用30年走了人家200年的工业化之路。

中国农民身份与土地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脉搏周期同频。

未来面对粮食安全、城镇化、工业化三大命题，该种粮的种粮，该进城的进城，农村将不代表落后，农业也不意味着廉价，新一代农民也不再是贫穷的象征。

到时候，即便传统农民群体绝大部分将渐渐走向夕阳，为共和国付出一生的他们也值得一个温柔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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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CCTV4小岗村土地流转 

温铁军：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林毅夫：谈三农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 孔祥智 何安华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征地制度变迁 丰雷 张清勇 

《田园诗与狂想曲》秦晖 金雁 

《乡土中国》费孝通 

《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 

《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