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险些灭绝的民族，却诞生了最伟大的音乐_风闻

　　你一定在网上刷到过这样一段街头演出的视频，甚至很多人对“印第安人”的印象，可能就来自于视频里的这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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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奏者亚利桑德罗（Alexandro Querevalú），在异国街头，他穿着传统民族服饰，极其虔诚地跪在地上，半裸着身体，用民族乐器“盖纳笛”演奏着《最后的莫西干人》。身前放着的木偶小人，仿佛是他唯一的听众，又似乎代表着他为数不多的族人。

　　他的演出视频在B站上收获了过百万的播放量，可以说，亚利桑德罗为传播美洲传统原住民音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让人们有机会聆听到濒临灭绝的艺术。

　　然而，我们对美洲原住民的音乐仍然知之甚少，这来自大洋彼岸的传统音乐也常常被神秘化和刻板化，鲜有人知，这个险些消失的民族曾诞生过怎样伟大的音乐。

　　在歌声中抗争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

　　在这一天，美国人阖家团圆，庆祝丰收，购物狂欢，以此感恩上帝的馈赠。然而，感恩节却被美洲原住民称为“国家民族清洗日”，并常常引起原住民的抗议。

　　因为最初感恩节感恩的，并不是名义上的“上帝”，而是美洲的原住民。但正是由于美洲原住民的慷慨相助，却招致了一场种族灭绝危机。

　　1620年，满载着英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从普利茅斯开往马赛诸塞州。当年寒冬，不少人饥寒交迫，染病身亡。在当地原住民的帮助下，这些躲避宗教迫害，开辟新大陆的新移民学会了狩猎，种植当地作物，并迎来了丰收。

　　同时，原住民又与英国人结盟，以此对抗敌对部落。胜利后，清教徒妇女拿出珍藏的食物和酒，用来庆祝他们的友谊，这就是感恩节的起源。

　　但在数年之后，随着新移民的人口越来越多，移民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战争开始爆发。

　　在一些音乐中，透露着侵略者的自大和傲慢。

　　1868年，作曲家塞普蒂莫斯·温纳 (Septimus Winner ) 为一场吟游诗人表演创作了《十个小印地安人》的完整版。

　　“十个小印第安人站成一排，一个蹒跚着回家，然后有九个；九个小印第安人在一扇门上摇摆，一个掉下来然后有八个；

　　八个小印第安人在天堂是最快乐的。一个人睡着了，然后有七个；七个小印第安人砍掉他们的把戏，一个摔断了脖子，然后是六个；

　　六个小印第安人都还活着，一个踢了水桶，然后有五个；地窖门上有五个小印第安人，一个跌跌撞撞地进来，然后是四个；

　　四个小印第安人狂欢，一个喝醉了，然后是三个；三个小印第安人划着独木舟，一个掉到海里，然后有两个；

　　两个小印第安人在玩枪，一个向另一个开枪，然后有一个；一个小印第安人独自生活，他结了婚，然后就没有人了。”

　　这首歌充满着白人对美洲原住民的蔑视和诅咒，却成为了流传最广的数数儿歌。后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小说《无人生还》中引用了这首歌，但“印第安人”被改为了“黑鬼”（Jigaboo boys），又因为用词敏感被改回了“印第安人”。

　　种族歧视链可能是流动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原住民的声音越来越弱了。

　　到了21世纪，五月花号上新移民的后裔已经达到3500万人，成为美国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原住民却从上千万人骤降到几百万人，失去了土地和家园。

　　正是在航行过程中，五月花号上的殖民者签下了《五月花号公约》，该公约也成为了美国成立的宪法基础。“五月花”被浪漫化的同时，美洲原住民的血泪却被掩盖了。

　　最早来到美国的殖民者，并不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而是一群为了黄金和殖民掠夺的男性资本家。

　　他们在弗吉尼亚开拓了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不同于代表着“自由，契约，民主”的五月花号精神，詹姆斯敦象征着贪婪、暴力和压迫。

　　他们在这里种植烟草，封锁并屠杀原住民波瓦坦人。这并不是一段光鲜的历史，但在迪士尼后来的电影中，却成为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电影《风中奇缘》中，波瓦坦酋长的女儿宝嘉康蒂救了高大帅气的殖民者约翰·史密斯并产生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

　　事实上，宝嘉康蒂在遇见约翰·史密斯时只有11岁，而约翰·史密斯已经28岁，身材矮小，满脸胡须。二人也并没有传奇式地相遇相爱。历史上，宝嘉康蒂被英国殖民者两次俘虏，为了部落和殖民者的和平，被迫和英国殖民者结婚。

　　在一些音乐中，记录了殖民者的罪行。

　　《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是一首墨西哥民歌，起源于墨西哥东南部特万特佩克地峡。

　　相传，在墨西哥被西班牙殖民时期。一个西班牙士兵跟原住民女子结婚，然而，孩子生下后，西班牙士兵抛弃母子返回西班牙。母亲精神崩溃，抱着婴儿来到河边，把孩子丢落在河里，自己也跳河自尽。从此以后，她的幽灵飘到在城市上空，哭泣着控诉负心汉和自己悲惨的人生。

　　后来，这首歌也被用作皮克斯电影《寻梦环游记》的插曲。

　　当年前往南美殖民的西班牙多为25岁上下的男性，他们到了墨西哥后，开始和原住民女子交往或者强奸，甚至衍生出一个人种——梅斯蒂索人，专门指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后裔。像如“哭泣的女人”这样被男方抛弃的故事屡见不鲜，酿成大量社会悲剧。

　　由于长时间的殖民，目前，墨西哥人口中有60%为欧洲人与原住民的混血。殖民心理仍然影响着现在的墨西哥社会。社会等级以有无白人血统而评判，这片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第安人，却成了最受歧视的一类人。

　　除了北美洲，美洲大陆各地都写满下了欧洲殖民者与原住民血迹斑斑的历史。

　　哥伦布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登上巴哈马岛后，用刀剑和十字架征服阿拉瓦克人；埃尔南·科尔特斯到了墨西哥后，摧毁了阿兹特克古文明，破坏城市和庙堂，并传播天花病毒，让与世隔绝的阿兹特克人倒在病榻中。

　　19世纪的雕版画描绘欧洲征服者在1521年对阿兹特克皇帝夸特莫克（Aztec emperor Cuauhtemoc）施以酷刑

　　皮萨罗踏上印加帝国的土地后，利用流感、天花、麻疹削弱国力，掠夺财产，导致地处安第斯山脉，曾跨越南美洲多国的印加帝国覆灭。

　　在西班牙人殖民统治之前，美洲原住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上千年，但正是由于殖民者的大规模屠杀和疾病传播，原住民从上千万下降到几百万。

　　讽刺的是，美洲原住民们更广为世人所知的称呼“印第安人”，是侵略者赋予的。由于哥伦布错误地将他遇见的美洲原住民认成“印度人”，于是，在未来的几百年，这些生活在美洲大地上，文明各自璀璨的原住民都被笼统地成为“印第安人”。

　　在抵抗外侮的过程中，即使美洲原住民们的武器、技术落后，他们也从没放弃过斗争。这些英雄故事也被记录在了歌里。

　　El Condor Pasa （《老鹰之歌》）最初是由秘鲁作曲家Daniel Alomía Robles于1913年基于传统安第斯音乐创作的管弦乐曲。

　　当年，《老鹰之歌》的词曲作者在安第斯山矿区目睹了秘鲁劳工反抗外国企业主压榨的血泪斗争之后，写下了这首歌曲，作为一部说唱剧的配乐。在秘鲁利马的马奇剧院，这部说唱剧在5年内演出了3000余场，深受当时观众的喜爱。

　　据传，《老鹰之歌》的原型是秘鲁自由战士Tupac Amaro。1780年，他在领导一场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中被害，死后化作一只雄鹰，永远翱翔于祖国的安第斯山上空。秘鲁人民凭歌寄意，表达了对英雄的怀念以及对自由的不息追求。

　　后来，美国民谣歌手Paul Simon在巴黎剧院的一场演出中听到了印加乐队演奏的《老鹰之歌》并以此为灵感，填上了英文歌词，创作了If I could, 表达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

　　目前更流行的版本，是由厄瓜多尔演奏家利奥·罗哈斯(Leo Rojas）用印第安排箫演奏的传统管乐。2011年，利奥·罗哈斯参加了德国达人秀，在半决赛时演奏了《老鹰之歌》并一炮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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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老鹰之歌》已经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秘鲁的“第二国歌”，象征秘鲁人民的独立自由精神。

　　消失原住民，消失的声音

　　在后殖民年代，原住民依然处于边缘位置。这和以保护为名的种族隔离有关。

　　在美国，大量原住民都搬去了预留地，让其学习“居住管理办法”，让原住民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加拿大开办了加拿大印地安人寄宿学校系统，专门为梅蒂人，因纽特人设立。

　　在1894年至1947年间，强制让所有的加拿大印第安人儿童就读，表面上为了帮助原住民融入当地社会，实际上进行文化清洗。而在南美洲，由于土地长期被剥夺，大量原住民只能做着最卑微的工作，如农场种植采集，挖矿等等。

　　尽管法律上已经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原住民的酗酒、抑郁、肥胖、自杀率仍然远高于其他族群，即便如此，原住民歌手仍然是现代音乐史上不可绕开的一部分。

　　**20世纪60年代，南美洲掀起了一场“新民歌运动”。**在阿根廷、智利、西班牙等地，创作者尽情控诉社会不公：独裁政权，战争，通货膨胀，经济下行，人权危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来自阿根廷的原住民后裔梅赛德斯·索萨（Mercedes Sosa）。

　　在上世纪60年代，她投身民权运动，发掘阿根廷民间音乐，甚至一度被豪尔赫·魏地拉集权政府驱逐出境，流亡多国。因有长而黑的秀发，她被称作“黑女士”（La Negra ）。

　　因为极具社会意识，她也被誉为“无声者的声音”（the voice ofthe voiceless ones）。

　　在北美，原住民歌手巴菲·圣玛丽 (Buffy Sainte-Marie)从未停止为原住民发声。她不仅是一名歌手，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是北美妇女协会的创始人。

　　1941年，巴菲·圣玛丽出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Piapot保护区，被一个在马萨诸塞州的白人家庭收养长大。镇上唯一的其他土著人是邮递员，因此，巴菲·圣玛丽在矛盾的自我认同和不安全中挣扎。

　　大学毕业后，她开始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唱歌，从而获得了关注，发表了自己第一张专辑It’s My Way!（《这是我的道路》），其中包括著名的反战歌曲Universal Soldier。

　　80年代，巴菲·圣玛丽通过为电影《军官与绅士》创作配乐Up Where We Belong获得了奥斯卡奖，这也是奥斯卡第一次授予美洲原住民。

　　当然，创作成功的流行歌曲并不是巴菲·圣玛丽的主要目的，她还是最早的原住民形象代表借此增加原住民话语权。

　　70年代，她为“伤膝大屠杀“遇难的印第安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运动发声，创作了歌曲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并多次参加印第安人民权运动；在出演广受欢迎的西部电视剧“弗吉尼亚人”时，她极力要求所有原住民角色都由原住民演员扮演，以此提高原住民的关注度。

　　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正是由于她积极参加印第安民权运动，她被美国官方列入黑名单，歌曲被长期禁播。

　　此外，享誉乐坛的还有传统莫西干吹管乐演奏家比尔·米勒Bill Miller，玩电子乐的The Halluci Nation（原名A trible called red)，演奏部落风格的印加黎明（Alborada Del Inka）等等，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自己部族的文明。

　　结语

　　很久很久以前，由北向西旅行的莫希干人定居在一条富饶的山谷中，那里的水域与他们原来家乡的水域一样，从未平静过。

　　他们将这条河命名为 Mahicannituck，并将他们自己命名为 Muh-he-conneok，意为“永不静止的水的民族”。

　　美洲原住民也正如一片水域，曾是一条巨河，奔腾咆哮，如今饱经沧桑，只剩涓涓细流，但河网密集，永不静止，曲折向前。

　　听着这些音乐，正是河水翻涌的声音。

　　（完）

　　文中图片视频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