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疫情防控:“战略反攻”与决胜》_风闻

来源：@兔主席

疫情防控:“战略反攻”与决胜

兔主席 20221127

最近各地疫情爆发，社会上都在讨论疫情防控政策。以下分享一些作者关于疫情防控的观察和思考。

1.“实事求是派”：不时有人问道：“你是‘共存派’，还是‘清零派’”？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尽管横向看，全球除中国大陆外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无法根除COVID-19-Omicron，但从我个人角度讲，只要总方针、总策略一天不变，我将继续坚定支持并执行政府政策，不抱怨、不指责，并积极向家人朋友解释政策逻辑，提供正能量。论及坊间热衷讨论的“派”不“派”的问题，比较正确地说法是，我希望做个“实事求是派”：了解病毒的变异发展，理解政府政策的逻辑，分析当前主要矛盾，形成自己的看法认识，并在可能范围内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2.“精准齐舞之难”：前段时间，为了防住病毒，各地一线在防疫过程中存在层层加码的问题。国家卫健委也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二十条措施》，要求“精准防控”，不搞“一刀切”。这对地方政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核心在于，文件里所述的各项目标都非常重要，都有重大现实意义，但要同时兼顾，却是一项有巨大挑战的事情。这就好比我们很难让一个大象做出特别精准、优美的舞蹈动作。这里，并不是说舞蹈动作设计不对，或所有的大象必然都跳不好舞，而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大象一下子是跳不好舞的。而防疫这个事情是需要“精准齐舞”的：只要有一个大象跳不好，就会影响全局。而了解防疫实践的朋友们应该知道，由于Omicron传播特性，基层之所以能够实现“动态清零”，多少不得不依赖一定的“加码”手段。笔者以为，很多时候，“加码”其实是为了“防死”病毒作出的无奈选择，渐而变成了防控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只要“加码”，一定会影响其他目标的实现——例如要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客观看来，在Omicron防疫这个事情上，满足多重目标是极为不容易的，是最为艰巨、复杂的工程事业。真知出于实践：不试不知道，不言轻易放弃。所以，中国政府与社会其实在努力将自己推至极限，做“终极”尝试。

**3.一个小案例：混管核酸采样带来的“两难”****。**核酸检测中的混管采样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疫情尚未在社区爆发时特别有效。但一旦爆发了，情况就不同了：对于个体而言，混管相当于极大增加了被管控的风险：本来我自己疫情防护做得好好的，结果和别人出现了混管阳性，且自己和同住家人需要被采取进一步措施（除了复采复核外，有的地方是居家隔离，有的地方要转运，因地点场景和各地执行而异）。如果疫情在社区爆发，则这种风险将呈现几何级数上升。一方面，个人为了规避风险，做核酸的积极性大大下降，没有个人配合，核酸作为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就会下降；另一方面，疾控和社区在每个混管阳性案例里都要面临如何平衡“精准防控”及防止疫情扩散的具体问题：对多大范围的人隔离及转运？范围大了，不符合“精准防控”，成本又很高；不“加码”的话，风险又可能进一步扩散。《二十条措施》其实在每一个场景下都约束、减少了基层可用的“加码”工具，肯定使得疫情更难控住。最后，混管虽然可以降低核酸成本，但增加了管控成本。如果恢复到单管，似能解决问题。但单管的话成本又大大上升，最后又回到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完美的解答。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像这样的例子有无数。各种情景很难事先都考虑到，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这就使得决策和执行陷入被动。

**4.**进入冬季及春节的关键挑战时期：之前坊间有不少人猜想，疫情防控政策可能会出现大的调整。但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由于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时期（不仅仅是新冠，还有流感等其他传染病），所以就季节因素看，冬季是全年之中调整疫情政策最差的时机；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春节，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动事件，可能导致疫情大范围跨省传播。政府绝不希望将春节变成一个全国性疫情传播事件，但同时，肯定也不希望疫情影响群众回家过年。2023年春节来得比较早（1月22日），距现在只有不足两个月时间了。这就使得在春节之前把疫情总体控制住变得极为关键，是政府首先期望解决的任务。如果赢来这两月，我们在未来的选择必然会更从容。因此，无论横纵向来看，这两个月的历史重要性均堪比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的最初两个月。

**5.竭力避免大规模“硬清零”****的被动情势：**上半年，中国经历过个别地方的疫情规模爆发（上海），不得不采取“封城”管控措施，最后将疫情控制下来了。前后用时约两个月，但对经济是有损伤的，对群众的工作生活及情绪心理也有较大影响。今天复盘的话，如果从一开始没有出现大规模爆发是最好的，因为一旦出现规模爆发，再“硬清”的代价就比较大。当时的情况是，上海毕竟只是一城，还得回到全国一盘棋考虑，此时“硬清”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但如果多地出现较大规模爆发，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不一定能够也不一定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社会代价，同时动员全民、获得全民支持的挑战也更大。这只是再次说明，现在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最有挑战、最关键、最吃力的时候

**6.****围绕防疫，群众认知、情绪、舆论的变化。**COVID-19出现已经三年了，今日，主要以弱化的变种“Omicron”形式存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结合自己的国情、政府能力、社会条件、民众基础、价值观等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进入了不同的状态。同样一套政策，放在中国合理，放在美国就不合理，或者放在美国合理，放在中国就不合理。归根结底，我们不能把政策化简为政府的“选择”，甚至政府或体制的能力——因为历史的主体终归是人民。从大历史角度看，不同形态人类社会的选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选择，是不同社会各自做出的回答疫情“历史之问”的历史选择，在各自的社会语境里，都有其合理性。这是笔者一直以来的观点。基于此，可以看到，人民的主体认识非常重要。在2022年末的中国，作者认为，围绕COVID-19-Omicron的认知，普通中国人可能有几个方面的渐进转向。这个转向是逐渐发生的，在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越来越能看到Omicron“毒性”减弱；

——越来越看到，Omicron主要在威胁特定高危人群——老人和基础病患者

——越来越认为针对Omicron防护的主体责任落在个人，而不是政府：每个人最终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做好相应的准备（包括必要的居家隔离、购置相应的药品、接种疫苗，同时照顾家人及避免挤兑医疗体系等）

——对政府角色和职能的预期也在逐渐调整降低：人们越来越接受COVID-19-Omicron最后更多由个人“托底”，而非政府“托底”，并愿意为此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更加关注疫情防控本身的代价及疫情防控带来的潜在损失。譬如，“未出生的人口”、三年来对青少年学校教育环境质量的影响、经济影响等

以上现象不是一日而成的，而是渐进演变的。得益于疫苗接种基础以及及时、有力的应对，目前COVID-19-Omicron尽管在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反复与爆发，但各地的确诊病历背后很少有重症和死亡，这些无疑都在加强人们的信心。

马克思主义讲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否定的否定、矛盾向对立面转化。中国古代也有大量这样的“辩证”哲学。世间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社会关注点、矛盾点也一样，会逐渐发生转化。

**7.****要相信政府一定能够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凝聚合力，带领人们迎接新的挑战与斗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都能精准发现及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通过妥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动历史潮流的前进。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凡能指向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公共政策往往都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政策越契合主要矛盾、越能反映主要矛盾，越能解决主要矛盾，就越容易得到支持，获得更高效率的执行。自上而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办事自然简单。政策如果不能指向或不能解决全部的主要矛盾，那么执行起来难度就会更大。说白了，人们认知不同，有许多的“非共识”部分，自然就很难形成合力。疫情防控就是这样一件事：一方面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另一方面也需要全体社会的尽力配合。一个关键环节掉链都会影响大局，反过来“收拾”的成本代价也会更大。在疫情防控这件事上，当前遇到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政府能否围绕渐进变化的矛盾，聚合新的合力、接受新的挑战、解决新的问题呢？必将如此：要看到，矛盾在向对立方向转化，病毒如此，疫情防控政策也是如此，一切都在动态发展：人们在当前的疫情防控政策上积累和蕴藏了多大的压力和情绪，未来就能够释放多大的热情和力量，只是这些力量将越来越的指向并用于新方向、新目标、新挑战。

**8.与COVID-19****的斗争是一场由多个阶段组成的持久战。**人类社会与COVID-19的对抗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每个社会都在找寻自己符合自己国情的应对方法。中国也不例外，坚定地走着中国式道路。中国对COVID-19的斗争尽管非常复杂，但作者以为，站在历史的未来回头看，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与阶段：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2020~2021）。此时，COVID-19的病毒刚刚进入人类社会，早期变种危害性强，在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危害。中国发挥制度优势，构建了一整套独一无二、极具中国特色的防疫基础设施与体系与对抗COVID-19，很好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美国是中国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医疗条件远较中国发达，但前后病死上百万人。简单匡算，如果没有战略防御阶段的话，中国很可能也会病死数百万人，并造成巨大的次生伤害。中国在疫情“战略防御”的成就应该“大书特书”，也一定会为历史铭记。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2022~）。这段时期，COVID-19的病毒不断向人类“接近”，快速变异演化为危害性降低但传播面更广的Omicron。而Omicron的特征是大多人可能不会有强烈症状，但对少数高危人群来说却又是灾难，同时还可能挤兑医疗资源。这就把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不对称”推到了极致。Omicron所造成的这种健康风险和责任的“非对称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撕裂，也使得大多国家与地区社会放弃先前的对抗模式。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坚持沿用过往的防疫基础设施对抗疫情，在过程中不断动态优化，一是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二是不遗余力开发及优化疫苗及特效药、提升全社会疫苗接种率，强化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居民的公共卫生认识及自我防护能力，并构建了一整套用以对抗疫情的网格化社区支持体系，三是也等到了病毒危害性的逐渐弱化——这其实也是符合我们对病毒变异规律的科学预判的。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所谓的“战略反攻”，是指我们有信心以崭新的面貌、胜利的姿态、全新的策略、不同的方式应对Omicron。我们同时实现数个目标，一是绝不能再让Omicron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及；二是不能让Omicron妨碍我们与全球人类社会的交汇融通；三是始终要依赖我们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及社会组织，正面对抗Omicron，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的生命健康损失及次生危害；四是不要忘记，对Omicron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不能让它影响我们社会前进的步伐；不能让它影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让它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时间推演到2022年末，我们也应看到，人类社会最终无法消灭COVID-19的——诚然，如果全球各地都按中国大陆模式抗疫，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可惜全球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一个少数“例外”。但要看到，今天人类所要对抗的COVID-19，早已不是初代版本的SARS-COV-2，而是一个弱化的具体变种Omicron。我们绝不接受与COVID-19初代病毒的“共存”，但可以自信已经为应对Omicron找到了理想的解决方案。此时的病毒已经为我们充分了解，我们已经了解如何与它相处，如何将它我们置入“囚牢”，设立保护我们的“安全边界”，不致让它对我们产生巨大的伤害，不致让它从根本上妨碍我们的生活。

世间万物均有其客观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基于上述分析，如果我们要根据病毒变异的特征动态调整、优化我们的疫情防控目标，则根据对Omicron的理解，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根除”病毒，而是以最小的相对代价（如死亡人数、后遗症人数、次生伤害等等）去“驯服”（domesticate）这一病毒，并确立我们的健康安全及美好生活。新的阶段总要到来。新的斗争总要面对。长期看，只有打赢这场终极的决胜战，才能说我们最终“打败”了Omicron之战。而中国最终要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体现制度优势，就要在全球人类社会里就这一命题交出一份最出色、最有分量、最有借鉴意义、最能经受历史考验的答卷。

这一**“战略反攻”，其实是疫情防控斗争的新征程。当前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准备好加入新的斗争行列：他们希望以新的形式，新的姿态，打赢一场“不一样”**的伟大战争。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决心、毅力与面貌。

**9.****高危人群（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老年群体疫苗接种率太低，一旦政策发生调整，这部分人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并且会挤兑医疗资源。这还不论及中国是个尊老社会，老人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在资源和伦理上都得到了更多的倾斜关注。因此，相对较低的疫苗接种率（80岁以上加强针接种率约40%）被认为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明显的政策掣肘。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强推”疫苗难度阻力特别大：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动态清零、强制核酸，却无法强推疫苗？很多人无法理解。笔者无意在此本文探讨。但有一点大家应当“破位”思考的是，答案可能就在问题本身：人都是理性的，许多人评估染病的概率极低，因此倾向于“搭便车”，能不接种则不接种，晚一天是一天。但如果人们评估染病的概率大大提高，对于高危人群而言，万一染病，得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及概率已经显著大于疫苗本身的风险，此时接种疫苗的动力就会大大增强，甚至可能排队接种。这一切都是基于理性的选择。所以，作者也建议，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宣传、动员，给予必要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相信人们最终会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与安全的选择。

**10.未来，在应对疫情的“新征程”****里，党和政府将继续承担领导责任。**中国虽然存在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制度优势与资源条件。一是有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秉承“人民至上”价值观与哲学的负责任全能型政府，二是有党的集中领导，以及九千多万等待一声令下、在关键时刻随时可以站出来发挥作用的党员队伍；三是有庞大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组织，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地区无法想象的基层社区服务；四是有许多的互联网及创新企业，作为物流、后勤、信息交流、知识共享、社区互助的重要支持；五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基础上建立的亲密的亲族/家庭乃至邻里关系，社会成员之间能够提供相互帮助和支持。总而言之，使得中国在“战略防御”与“战略相持阶段”打好疫情防控战时所具备的能力、资源、禀赋，都可以用在与COVID-19-Omicron更加长期的斗争中。

Omicron是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吓不退中国人民、无法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程的。三年多的实践证明，我们不急于求成，不打无准备之战；我们有着足够的历史耐心、定力、魄力与能力。我们应该坚定的相信：中国人民能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一致，打赢疫情新征程中最后的决胜战，并将这场伟大斗争载入人类史册。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