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脂砚斋康熙年间评点《石头记》（转自土默热的新浪博克）_风闻

当今红学界对于《石头记》书中脂批和评点者脂砚斋的态度，分为“拥脂派”和“反脂派”两大阵营。拥脂派认为脂砚斋是《石头记》创作的知情人和参与者，是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的亲人，脂砚斋批语对于研究《石头记》有重要作用。反脂派则认为脂砚斋与曹雪芹毫无关系，他根本就没接触过曹雪芹本人，批语中却处处与曹雪芹套近乎，脂砚斋批语是《石头记》研究的跗骨之蛆。两派之间争论了多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谁也说服不了谁呢？是因为两派都在拿乾隆年间的那个曹雪芹说事，都是把胡适考证的那个曹雪芹身世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红学家们把脂砚斋硬往曹雪芹身边靠，感觉靠上的就成了“拥脂派”，感觉靠不上的就成了“反脂派”。这样研究脂砚斋，双方恐怕都有先入为主、因果倒置之嫌。脂砚斋批语在《石头记》书中，不因曹雪芹的作者身份而存在或消失，必须作为一个独立客体加以研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有确凿证据证明脂砚斋评点《石头记》在康熙年间

《石头记》作者创作此书时，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脂砚斋（包括畸笏叟，后不注）批阅此书时，大部分评语都注明了评点的时间。不过脂砚斋注明的评点时间，使用的是甲子系年法，如“壬午除夕”、“甲申八月”等。甲子系年的特点是六十年一轮回，可以是康熙年间的甲子，也可以是乾隆年间的甲子，还可以是嘉庆道光年间的甲子。红学家们根据胡适考证出来的那个曹雪芹的生存年代，将脂砚斋批语的系年判定为乾隆甲子，并将脂砚斋定位为乾隆年间人，这是用因果倒置的错误手段推测出来的结论，是靠不住也不可信的。

判断脂砚斋评点此书的时间，孤立地根据批语后面注明的甲子系年来推测，看来是行不通的。还必须佐之以批语中涉及到的人和事综合考虑，方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脂砚斋在批语中，涉及到一系列同作者和自己（批书人）有过交往的文人，以及这些文人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文人的生存年代和作品的创作时间，可以反推出脂砚斋的生存年代，以及其批语中甲子系年所代表的批书时间，从而推断出《石头记》作者的生活时代以及创作时间。这样研究脂砚斋是科学的，可靠的，没有争议的，方可看清其庐山真面目。

脂砚斋批语中涉及的明代以前文人和作品，如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杂剧，以及明代的诗歌小说，因系古人作品，清代时谁都可以引用，不能说明问题，故本文忽略不计，主要是针对批语中涉及的清代早中期的文人和作品加以分析。脂砚斋批语中涉及他那个时代的当代文人和当代作品，主要有吕熊的《女仙外史》，褚人获的《坚瓠集》，林云铭的《庄子因》，以及赵香梗的《秋树根偶谈》等。这些文人的生活年代及其作品的创作时间都是清楚的，作为证据的可靠性是无可置疑的。下面就让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1.吕熊与《女仙外史》。在甲戌本《石头记》第二回中，贾雨村和冷子兴长篇大论“天地生人之大仁大恶”一段文字后面，有一段脂砚斋批语：“《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女仙外史》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是吕熊，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创作地点在钱塘，即今之杭州。吕熊(1640～1722),字文兆,号逸田。性嗜诗歌、古文及书法,博习不厌。足迹半天下。寻以旧著《女仙外史》触当时忌，乃归吴门梅隐庵，年八十二卒。所著除本书外,尚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

《女仙外史》的批阅评点者是洪昇，评点时间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这些在《女仙外史》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有明确可靠的记载。《女仙外史》第1、4、28、31、39、58等回，皆有洪昇批语。其中第28回批语说：“《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与球之灵活，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主要是评价《女仙外史》创作手法之高明，倘用这段批语评价《石头记》创作手法，似更恰。吕熊的《女仙外史》由于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人物，触犯了当时朝廷，其书出版后很快就被列为禁书，康熙晚期直至雍正乾隆年间的文人，是无缘阅读和评点《女仙外史》的。

2.褚人获与《坚瓠集》。《石头记》第15回写“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一事，脂砚斋在回前总批道：这些情节“不落套中，省却多少累赘笔墨。昔有安南国使题一丈红句云：‘五尺墙头遮不得，留将一半与人看’”。脂砚斋批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自清初褚人获的笔记体小说《坚瓠集》。褚人获字稼轩,又字学稼,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康熙二十年前后在世，在杭州宝石山下有褚人获故居，今存。终身不仕,文名甚高,代表作为《隋唐演义》一百回。尤喜涉猎历代稗史，著《坚瓠集》十五集66卷，康熙年间尤侗、毛宗岗、顾贞观、洪昇、张潮等人皆作序称之，序言今皆存世。

3.林云铭与《庄子因》。《石头记》第21回中，描写黛玉来宝玉房中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儿所续之庄子文,又气又笑,不禁提笔续书一绝:“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诋他人!” 为此，脂砚斋批道：“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庄子因》作者林云铭(1628～1697年)，字西仲，福建侯官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徽州府通判。又尝寓居杭州。著有《挹奎楼文集》十二卷，《吴山觳音》八卷，及《楚辞灯》等（均见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4.赵香梗与《秋树根偶谈》。庚辰本第21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中，有这样一段脂砚斋批语：“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词（祠），为郡守毁为己词（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

这个赵香梗乃是何许人，他的《秋树根偶谭》又是一本什么书，迄今红学界无人考证清楚。笔者考证赵香梗就是清初在少陵台上修建子美祠的兖州知府赵蕙芽，香梗是他的字或号。据兖州府志记载，赵蕙芽在清康熙早期任兖州知府期间，曾在兖州少陵台上建亭、奉祀杜甫像，因杜甫字子美，遂称子美祠。赵蕙芽卸任后，此祠被后任知府改为自己的功德祠。赵蕙芽感慨之下，遂在自己的《秋树根偶谈》一书中记载下此段文字记载。脂砚斋因此书作者“索书甚迫”，遂将这段话转抄于批语中，并非批《石头记》的文字。详细内容见笔者《赵香梗何许人也》一文。

5. 以上四条脂砚斋批语，涉及到的四个文人，均为康熙年间人物；记录的四件文学作品，均为康熙年间作品。脂砚斋批语的这些记录，与《石头记》书中提及的文学、戏剧作品及其作者所处的时间，也是互相印证的。笔者曾撰文《从书中提及的文人和作品看红楼故事的成书年代》，《从书中戏剧剧种剧目看红楼故事的发生年代》，详细论证了《石头记》书中所提及的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均为康熙三十八年以前的作品，问世时间最晚的戏剧是《长生殿》，问世时间最晚的小说是《女仙外史》和《坚瓠集》。不论是脂砚斋批语中还是《石头记》书中，绝没有提到一个乾隆年间的文人或文学作品，足可证明《石头记》创作评点于康熙年间。

6. 可能有的固守曹雪芹著作权者要发问：庚辰本《石头记》书中有一条脂批：“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批语中有乾隆时期的具体时间和具体人物，怎么能说脂砚斋评点是在康熙年间呢？您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批语的系年，就会发现这条批语是后人伪造混入脂批的：庚辰本问世的时间是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比这条批语晚了四年，乾隆二十一年庚辰本尚未产生，怎么可能由谁来审阅“对清”呢？显系后人伪造。

书中不仅这条批语涉及“雪芹”，共有四条批语谈及“雪芹”。但这些批语后面都没有批者题署，不能证明是脂砚斋所批。脂砚斋批语都是甲子系年，如“壬午九月”、“甲申八月”等，绝没有“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这样的系年。因此，这四条有“雪芹”字样的批语，显然并非康熙年间脂砚斋的文字，而是乾隆年间或更晚某个评书者所添加，混入脂批的。《石头记》的评点情况很复杂，批语中还有一些晚清乃至民国期间文人的手笔，对此要注意甄别，不宜一律视为脂砚斋批语。

还可能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康熙时期的文人和作品，康熙时期的人批书可以记载，乾隆时期的人也可以记载啊？这是强词夺理。现在好多学者撰写曹学文章，笼而统之称“康乾时代”来为曹雪芹涂脂抹粉。须知康熙朝61年，乾隆朝60年，加上中间的雍正朝13年，前后长达134年之久。时代特征也不一样，顺康年间是所谓“末世”时期，乾隆年间则为“盛世”时期。假设脂砚斋是乾隆年间人，为什么对自己生活时期的文人与作品只字不提？为什么专门记录康熙年间的文人，并记录四个均与洪昇有关系的文人？更何况脂砚斋不仅记录了这四个文人，还记录了与他们的直接交往，比如赵香梗向他“索书甚迫”。康熙时期的赵蕙芽，乾隆时骨头渣子都烂了，难道是鬼魂向曹雪芹“索书”？

 二．脂砚斋康熙年间评点《石头记》证明了什么

1.脂砚斋是康熙年间人，批语作于康熙年间，批语中记录的当时的人和事，是康熙年间的人和事。红学家们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边，根本就找不到这些人和事，也不可能找到。

2.脂砚斋批语中的甲子系年为康熙甲子，而非乾隆甲子，比红学界通常理解要早60年。所以红学家们同曹雪芹相对照，处处对不上；按土默热红学去对照，处处都合隼。

3.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脂本的系年也是康熙甲子，三脂本的祖本传抄问世初始于康熙年间。按照三脂本乾隆甲子系年向曹雪芹靠，就成了20岁时著书的无病呻吟；按照康熙甲子系年靠在洪昇身上，就成了“经历一场人生梦幻之后”的梦中追忆。

4.《石头记》的作者石兄，亦即脂砚斋批语中的芹溪，亦应是康熙年间人。脂砚斋批语中称其为“芹溪”，或简称为“芹”。洪昇在康熙十年曾以笔名“芹溪”为苏门啸侣《天宝曲史》校书，此时曹雪芹他爹还远未出生，他爷爷尚未出道。曹雪芹并没有芹溪之号（红学界所说的曹雪芹有“芹溪”之号，是当代红学家在《春柳堂诗稿》中伪造的），“雪芹”也不应与脂砚斋简称“一芹一脂”。

5.《石头记》创作于康熙年间，应比脂砚斋批书时间略早一些，具体时间应在康熙中期。只有在此一时期创作评点，脂砚斋才有可能联想到吕熊《女仙外史》、褚人获《坚瓠集》等与洪昇交往密切的文人及其作品，并将其顺笔写入书中评语。

以上五条结论都是从脂砚斋康熙年间评点《石头记》一事及其批语的甲子系年推论得出的直接结论，简单明白，无须推导，顺理成章，故本文不再另加分析说明。

6.《石头记》作者洪昇和评点者脂砚斋，与批语中提及的文人及其作品有着密切关系。康熙中晚期，吕熊的《女仙外史》和褚人获的《坚瓠集》成书后，都曾将手稿送洪昇披阅，并请他为之作序。洪昇晚年确实通读并评点过这两部书，并亲自分别为之撰写了序言。洪昇的批语和《序言》今均存世，见《洪昇集》一书。吕熊与褚人获著书的地点在杭州，褚人获旧居至今尚存。林云铭晚年长住杭州，与洪昇等江南文人时相酬唱，《洪昇年谱》有记载；赵蕙芽任职的兖州，为洪昇一生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洪昇客燕京二十余载，“妻子长安亲旧国，年年北往复南征”，途经兖州与赵蕙芽多所交往，是自然之事。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石头记》作者是洪昇。

7.“脂砚斋”一词的出处，实际上不是人名而是书斋名，即洪昇遭遇《长生殿》招祸案后，无材补天携妻小回到故乡杭州，在孤山所建的稗畦草堂，又称四婵娟室。洪昇在这里创作了《四婵娟》杂剧，剧中写书圣王羲之拜卫夫人为师，所携拜师礼为“古松脂”（墨）和“铜雀研”（砚），故四婵娟室又可称为脂砚斋。说到底就是洪昇夫妻共用的书房，即稗畦草堂。洪昇创作《石头记》，脂砚斋评点石头记，都是在这里进行的。脂砚斋的真实身份，乃是洪昇嫡亲的表妹和相伴终生的爱妻黄蕙（字兰次），黄蕙是清初一个著名的才女，工诗善画，妙解音律，出身名门，夫唱妇随，为表哥兼丈夫“还了一辈子眼泪”。脂砚斋批语中频繁出现“余家”、“余二人”、“吾家子孙”字样，可证明她与作者拥有同一个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养育着共同的子孙，非夫妻关系而何？脂砚斋批语中经常感慨作者对“三十年前事”犹记得很清楚并写入书中，从甲戌本（康熙三十四年，1695）、己卯本（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本（康熙四十年，1701）系年反推三十年，这正是康熙十年（1671）洪家发生“天伦之变”，夫妻二人逃出家庭的时间，所以脂砚斋才格外感慨系之。

如果按曹雪芹来推断，从红学家认定的乾隆九年著书（1744）上推“三十年前”，他还没出生，如何回忆？如何记录？又莫名其妙发的什么感慨？甲戌本《石头记》第八回描写众人夸宝玉写的斗方儿，“字法越发好了”。脂砚斋在此批道：“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细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涕下，余亦为之败兴。”这个与脂砚斋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皓首驼腰者，听了三十年前事会潸然泪下的人，就是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石头记》作者洪昇。曹雪芹会在三十年前“作此语”么？会三十年后“皓首驼腰”么？会听了此言“潸然泪下”么？须知他此时尚未出生啊！也只有洪昇、黄蕙这种关系，脂砚斋笔下才能这样描写。

8. 甲戌本卷一有一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獭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午）八月（日）泪笔。”这实际上是两条批语，第一条是“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记载作者“哭成此书”的过程，“壬午除夕”是这条批语的系年，其时作者尚健在。第二条是“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獭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午）八月（日）泪笔。”是在作者芹溪（简称芹）刚刚死去后所批。此条批语系年甲戌本为“甲午八日”，不通，乃抄手误记；靖藏本作“甲申八月”，就通顺了。

这段批语没有署名，从口气看，是畸笏叟的批语。畸笏叟的真实身份是谁？就是洪昇的小妾邓氏雪儿。脂砚斋黄蕙逝世后，由她接续评点此书。洪昇是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六月初一坠水猝死的，“壬午除夕”时他还健在，正在“哭成此书”。“甲申八月”时，他刚刚遇难，故批语作“甲申八月泪笔”。批语中有“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之说，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未亡人”的口吻，在丈夫和嫡妻均已弃世后，愿来世再生“一芹一脂”，我和嫡妻继续共事一夫，三人仍生活在同一家庭，从事同一项文化事业，所以“余二人”才能有“大快遂心于九泉”的感觉！这条批语可排他性地证实，只有“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八月”刚刚去世的洪昇，也就是脂砚斋批语中的“芹溪”，才是《石头记》的真正作者；死于其它时间的的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是《石头记》作者！

 三．脂砚斋康熙年间评点《石头记》否定了什么

1.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边无论如何也是找不到脂砚斋身影的。红学界百年来如过江之鲫般前赴后继，试图在曹雪芹身边破解脂砚斋批语之谜，寻找脂砚斋本人的身影，但谁也没有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红学家们在无可奈何之下，先后附会出关于脂砚斋的四种说法：一、作者本人（曹雪芹）说；二、史湘云（曹雪芹续弦妻子）说；三、曹雪芹的叔父说；四、曹雪芹的堂兄弟说。但四种说法均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纯属于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且互相之间抵牾争辩，一直不得要领。脂砚斋是在康熙年间批书，乾隆年间曹雪芹与脂砚斋关系的四说，不必再争吵不休，都可以休矣。

2.曹雪芹著书时身边有两个互不通气的“小舰队”。这是陈维昭教授《红学通史》中的说法，认为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茅棚中著书时，身边总有两伙人在指手画脚，评头品足。一伙是敦诚、敦敏、永忠、明义等阅读人；另一伙是脂砚斋、畸笏叟等批书人。奇怪的是，这两伙人在曹雪芹那浅陋的茅棚中进进出出，可是互相之间从来不通声气，甚至从未见面，从不认识，形同当年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或者阿庆嫂春来茶馆中的茶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脂砚斋是康熙年间人，与乾隆年间的敦诚等人当然不可能见面了。“两个小舰队”是红学界关公战秦琼的必然产物，是主流红学妄解红楼的一大羞耻。

3.用脂批的甲子系年确定曹雪芹生卒年是哭错了坟头。今年八月中旬，中国红学会要举办仪式，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关于曹雪芹逝世的时间，红学界一共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壬午除夕”说，出自脂批；一种是“癸未仲春”说，出自敦氏兄弟诗；另一种是“甲申八月”说，亦出自脂批。三种说法长期争议迄未统一。其实二敦诗对曹雪芹卒于癸未年春说的很清楚，无需争议。曹雪芹既非《石头记》作者芹溪，用脂批中芹溪的忌日“甲申八月”去附会曹雪芹卒年是典型的张冠李戴，也是关公战秦琼的成果，绝不可能与乾隆年间那个北京西山茅棚里曹雪芹的去世时间合牙。依此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只能是一场哭错坟头的闹剧。

4. 用脂批内容去附会曹雪芹事迹是“歪批红楼”，就像相声“歪批三国”一样荒唐可笑。如前所述，让20来岁的曹雪芹著书，去回忆脂砚斋说的“三十年前事”；让乾隆时期的曹雪芹，去同康熙年间的文人褚人获、吕熊及其作品发生直接关系，都和侯宝林解读“既生瑜而何生亮”一样令人捧腹，兹不赘述。用《石头记》去反证曹雪芹如何是一个“伟大作家”，也是本末倒置、因果倒置，就像用《子夜》、《四世同堂》来证明土默热是伟大作家一样荒诞，以《石头记》反证曹雪芹和反证阿Q、猪八戒是“伟大作家”没有什么不同。红学界长期以来使用的“以贾证曹”、“曹贾互证”方法，是因果倒置、互为因果的伪科学方法，亦不赘述。

5.乾隆年间的袁枚、永忠、明义等人看到过一部名为《红楼梦》小说，并证明为曹雪芹亲手所出。但这部小说篇幅短小，内容单一，首尾完整，其中有妓女生活的色情内容，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脂本《石头记》，也不是120回本《红楼梦》。只能是乾隆时期的这个曹雪芹，对芹溪的《石头记》原稿披阅增删后，形成的与原著显著不同的另一部删改稿。乾嘉时期的文人改编《石头记》成风，这部《红楼梦》，不过是诸多改编作品之一罢了。其书内容庸俗，情节简单，删改手法并不高明，且并未传世（永忠说“非传世之书”，明义说“惜其书未传”）。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两部《红楼梦》，将披阅增删（改编）者曹雪芹错误地送上《石头记》作者神坛。

胡适红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通过曹雪芹把《石头记》定位于乾隆年间反映北京文化、旗人文化的作品，是时空错乱中诞生的畸胎，是胡拼乱凑、胡乱比附的劣质品，胡适红学的要害是开了在文学时代上误读误解《石头记》的先河。按照乾隆文化去解释《石头记》，必然“红学愈昌，红楼愈隐”，这是百年红学的奇耻大辱。土默热红学与主流红学分歧，实质并不在作者之争，而在于对《石头记》小说的正确理解和阐释。通过对脂砚斋批语的正确解读，与书中故事的创作素材互相印证（土默热红学十论对此有详尽考证），可以证实《石头记》是清初“末世”的作品，是江南世族诗礼簪缨文化所催生，是晚明文化气脉言情文学大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倘能达到这个目的，恢复红楼文化的本来面目，土默热就知足了，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