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足球风云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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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卡塔尔世界杯即将拉开序幕，作为世界第一的体育运动无疑是关注度极高的。在旧上海，足球从萌芽时期到掀起狂潮会有怎样的历史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万众瞩目的卡塔尔世界杯将在11月21日拉开大幕，在大力神杯光芒的照耀下，32路豪强将为竞逐锦标而倾力一搏。虽然国足最终无缘决赛圈，但中国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是炽烈的。在此我们先来一波激情的预热，通过现代足球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来过一把“球瘾”。中国是什么时候有了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的？当时对抗的形式是怎么样的？观众对球赛又有着怎样的狂热？本文带你来到旧上海滩，感受这座城市的足球魅力。

　　亚洲球王李惠堂。来源：《全运会画刊》1927年第10期

　　晚清：旧上海足球的萌芽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富尔到任，与上海道台宫慕久拉扯两年之久，签订公布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划定租界。接着法美帝国主义如法炮制,相继得到了租地。于是大批外国侨民涌入上海。

　　在租借内，外侨“亦得栽花植树，设置娱乐场所”，因此，从1850年开始,各国外侨曾陆续建造了一些体育及游乐设施,出现了外侨的公共运动场。到19世纪60年代,在外侨中先后出现了足球、棒球、高尔夫球、网球等活动。这个时期内，对上海足球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867年上海外侨成立了上海足球总会，开始组织正式的足球比赛。

　　20世纪初，上海外侨成立西人足球联合会（简称“西联会”），举办了多达14种的足球赛事，包括国际杯赛、甲组赛、史考托杯赛等，其中最为成功的为史考托杯赛，参赛队伍最多、水平最高。但是这个时候的足球还是西方人自娱自乐的活动，与中国人社区并无关系。据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中国人自己玩足球可能在洋务运动兴办新式学校之时。上海的工商界和学界青年在与外侨接触后,足球运动逐渐向中国人社会蔓延，尤其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学生。在外侨的“示范”下,19世纪末城隍庙旧校场出现了中国人踢足球。

　　1901年圣约翰大学足球队。来源：凤凰网

　　旧上海中国人社区的足球运动先驱是有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对早期上海足球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徐汇公学创办于1850年，是由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一所完全中学。庚子（1900年）之乱后，清廷推行新法，学校提倡体育教育，于是该校在当年就成了足球队，“开我国学校足球之风”。

　　南洋公学创办于1896年，是大名鼎鼎的交通大学的前身。该校对体育教育非常重视，在1899年，该校就宣布“体育一事与中西各课一律并重”，成立足球队的时间大约与邻居徐汇公学同时，两校之间还进行了上海校际之间最早的友谊赛。

　　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79年，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西方教会背景下，足球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该校于1901年组建了校队。后来，财大气粗的圣约翰大学甚至耗费巨资买了地，建了一个专业足球场。

　　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总算是找到了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但由于徐汇公学是中学，南洋公学难免有以大欺小之嫌。

　　1902年，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进行了首次友谊对抗赛，之后规定每年举办一次，旧上海有组织的校际对抗赛才真正拉开序幕。

　　两校之间的友谊赛采取三局两胜制，前两场分别在各自主场进行，第三场则安排在中立场地麦根路铁路球场。当时的上海铁路局，为了方便两队球员参赛，还专门安排了专列，载着球员、拉拉队和部分观众直抵车站球场，其轰动场面可见一斑。

　　较为搞笑的是，由于当时是清末，球员们还都留着大辫子，所以比赛前大家都把头发盘在头上。但在对抗激烈的球场上，辫子难免会散落下来。球员们奔跑时，辫子也是一甩一甩的，引来不少笑话。

　　校园足球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西方文化在中国进一步流行开来。前文提到南洋公学与圣约翰大学进行的足球年赛已经初步具备了锦标赛的性质。在两校的牵头下，沪上以及周边其他城市的高校也纷纷加入校园足球的大家庭，相互约战，切磋球技。

　　校园足球文化的建设，在此时也有了一定进步，专门的拉拉队产生了。南洋公学足球队还有专门的队歌《南洋足球歌》：“南洋,南洋,诸同学神采飞扬,把足球歌唱一曲,声音响。看吾校的十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道德高,身体强,身上穿了蓝与黄两色衣裳,雄赳赳,气昂昂,排列球场上。开足,个个象活虎生龙,真不愧蜚声鸿誉冠我邦……”

　　1914年，由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两位带头大哥牵头，联合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举办华东六大学运动会。1920年，复旦大学和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前身）加入，形成八校体育联盟，每年举办包括足球在内的运动会。

　　介绍西方校园女足运动。来源：《良友画报》1936年第122期

　　八校中，足球水平最高的当属上海双雄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其余队伍只是“陪太子读书”的角色。“上海德比”可比作现在意甲的“米兰德比”和英超的“北伦敦德比”，两队交锋时场上队员针锋相对，场下球迷也是互不相让。此时的校园足球已经走出校园，成了旧上海的全民狂欢，甚至吸引了远在十余里外浦东的球迷渡江观战。

　　大赛之前，南洋公学全校停课一日，所有师生前往球场助威。比赛前夕，学校组织拉拉队、军乐队、贴标语、结彩绸，还召开预祝胜利大会。

　　“球赛开展之际,鸣放爆竹，俄而，军乐队奏起乐曲，拉拉队激昂欢呼,此起彼落,扣人心弦。两军开战,全场肃静无哗，比及一球获中,则军乐声、校歌声、啦啦队的鼓掌欢呼声,杂然并作。鏖战既罢,如胜利属于主队,学校举行祝捷大会,向球队献花,表演文娱节目,兴尽始散。……校长唐文治每逢球队出征,亲自督战,战罢归来,不论胜负,皆要训话一番。据说有两次南洋应战失利,唐回校后竞抱头大哭。在他双目已近失明时,对足球队比赛情况仍很关心,可见其热心之甚。”——《交通大学半世纪体育风云》

　　由于两队的强大号召力，赛制上也为他们开了特例，依旧延续了清末时的三场决胜制。四方球迷，不论男女老少，云集赛场周围，甚至导致了交通堵塞。

　　“以是本埠各界人士，前往作壁上观者，有如蜂拥……已见如云之仕女，结队前往，络绎道上如游丝。至则见场外观客，已密若堵墙，无一隙地。而闸北一带，流俗之人，亦相继前往，错杂其中，风声所播，愈集愈众。”——《约翰学刊》

　　《申报》刊登的沪江大学与南洋公学球赛的球讯。来源：《申报》1921年第17553号

　　从1914年到1925年，共举办了11届的八校足球联赛，圣约翰六次夺魁，南洋四度折桂，足见两队在华东足坛的统治力。唯一的一届冠军旁落是最后一届，沪江大学队虎口拔牙，爆冷夺冠。

　　1925年，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爆发。由于圣约翰校长卜芳济破坏学生的爱国行动,侮辱中国人民。全校师生愤怒之下退出学校,另建光华大学。由于在八校联盟中，大多数为教会学校，在反帝的浪潮中，八校足球联赛宣告解体。

　　1926年，“江南各大学体育协会”成立，足球仍是主要项目之一。最初的会员为光华大学、南洋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持志大学和中国公学，大部分为上海本地的高校、教会学校已经被排斥出了校园足球大家庭。

　　从1926年至1935年,“江南各大学体育协会”共举行了10届锦标赛，此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上海的校园足球逐渐走入了低谷。综观1920年代，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上海校园足球的黄金时代，总结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组织较为严密。从最初的校际友谊赛发展到有一定比赛规章制度、有规则的校园足球联赛。

　　二是参与程度高。从学校本身到普通民众，都积极参与到这项运动中，初步奠定了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扩大了足球在华人社区中的影响。

　　三是参赛队员水平高。虽然仅仅是校园联赛，但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各校的足球水平在磨砺中进步，诞生了不少高水平队伍，且以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南洋大学甚至培养出了多名国脚，代表国家队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国际比赛。

　　激烈的华洋对决

　　尽管旧上海的校园足球转入低潮，但其功不可没，它促进了足球运动的受众从校园扩大到华人社会的各阶层。1920年代，上海的工人足球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其中较有名的有上海邮电局队、跑马厅球场的中图工友队,以及共和、博爱、乐群等足球队。

　　上海的这些工人足球队是纯业余性质，球员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主业有职员、医生、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等。

　　民国全运会足球赛观众云集。来源：《全运会画刊》1927年第10期

　　由于之前上海有组织的足球比赛都是由外侨的“上海足球会”组织的，并不带中国人玩，于是在1924年秋,全国体协组织了上海中华足球会,加上“中华”二字以区分外侨的“上海足球会”。上海中华足球会是中国人的足球社团，成立的初衷就是组织上海的中国人自己的足球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随后几年，上海中国人社区的足球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第二届联赛即吸收了37个队参加，联赛也分成了甲乙组。到了第五届，参赛队多达44个，联赛分成五个级别进行。这些球队有些是产业工人组织的，有些是由若干单位组织的，有些是由民族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的，联赛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校园足球联赛。经过几年联赛的锻炼，若干球队的水平已经接近外侨球队中的佼佼者。

　　上海中华足球会和联赛诞生后,“华洋争锋”成为上海足球对抗的主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运动员和观众爱国情绪。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下，逐渐强大起来的华人足球队已经不满足“内斗”，他们跃跃欲试，准备向外侨球队发起挑战，以此证明中国人并不是外国人所说的“东亚病夫”。

　　中日足球对抗。来源：《体育周报》1930年第29期

　　1926年，上海爱国商人程贻泽组织三育足球队，申请参加西联会的联赛。在表决时以9票同意、8票反对险胜，三育足球队能够参加西联会的甲组联赛。此后，悠游队、乐群队（后改名乐华队）均获得参加西联会旗下足球赛事的机会，并以打败外侨球队为目标。

　　在1920年代，首先扛起“克洋”大旗的是乐华队。拥有“球王”李惠堂的乐华一亮相就给外侨队一个下马威：在1926—1927赛季的史考托杯赛中，首次参赛的乐华队就以4比1的大比分横扫该项赛事的霸主腊克斯队，首创华人球队打败西联会冠军队的纪录。而在随后的西联会甲级联赛（1927—1928赛季）中，乐华队更是势不可挡，勇夺联赛冠军，接着又斩获甲级杯赛冠军。在之后的1932—1933赛季和1934—1935赛季，乐华队又两度称雄，彻底改变了外侨对华人足球队的看法。可惜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乐华队被迫解散，继之而起的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东华队。

　　东华队的主要成员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志气,敢于面对外侨强队进行拼搏，而且有“球王”李惠堂坐镇，和有着“铁腿”之称的名将孙锦顺加盟，其实力在上海首屈一指。在1934—1935赛季和1935—1936赛季，东华连得两届史考托杯赛冠军。

　　上海的中国人足球队逐渐在华洋对抗中已经取得了优势。昔日的弱者如今骑到了自己的头上，这让上海的外侨球队坐立不安。他们在球场上正面交锋打不过，就采用一些假球、黑哨等“下三滥”的手法。1928年，乐华足球队与英陆军队比赛时，对方收买裁判,纵容英队在球场上横冲直撞,连伤乐华队员多人,硬把乐华队逼出赛场。而在1935年和1937年的万国足球赛中,东华队都因外国裁判员偏袒外侨球队而错失夺冠时机。外侨体育组织这一卑劣行径为时人所不齿，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足球已经可以在西方人面前扬眉吐气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沦陷，蓬勃发展的足球运动自此告一段落。

　　乐华足球队。来源：《良友画报》1928年第32期

　　结语

　　旧上海的足球传播呈现了明显的循序渐进的特点，先是租界内，外侨自娱自乐的活动，随后流传到沪上各大高校，在此基础上，足球运动进一步向中国人社会各阶层传播，遂成一项深受群众喜爱的、流传极广的体育运动。

　　旧上海的足球对抗形式，先是外侨之间的比赛，之后校园足球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校园足球是纯粹的友谊足球，而之后的华洋争锋则是中国人民反抗殖民者、维护民族尊严的“绿茵之战”。它证明了中国人在发展体育事业上并不比西方人差，踢足球我们也能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