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东方母多贤——读《三国志》之三_风闻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中说道，黄武三年（224年）夏，孙权派辅义中郎将张温访问蜀国。九月，魏文帝曹丕出兵广陵攻打吴国，他临江而望，说了句“吴国有人才，不可以图谋攻取”，即引兵而还。就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

    吴国的陆地疆域大致在今天的华东与华中、华南相毗邻的广大地区，其扩张鼎盛时南方治所一度到达了今天越南境内。《吴志》网罗了吴国史上所有的杰出人才，如周瑜、张昭、鲁肃、吕蒙、顾雍、太史慈等等。若说史书记载他们的生平与功业让我有浓厚兴趣的，莫过于一个相似的事实：由寡母养育成才的。这可以说是《吴志》，与《魏志》《蜀志》相比，比较鲜明的亮点。每次读到相关内容，总让人感受到一道道绚烂的东方母性之光。

    《吴志-周瑜传》载道，周瑜（175年—210年）是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约公元190年，孙坚发动义兵讨伐董卓，把家人迁到了舒县。孙坚的大儿子孙策（孙权是二儿子）与周瑜同龄，两人处得十分要好，周瑜把路南一处很大的屋宅让给孙策居住，彼此升堂拜母，互通有无（意思等同于结拜兄弟）。

《三国》剧照，以下同

    《吴志-张昭传》载道，张昭（156年—236年）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末大乱，徐州士民大都去了扬州避难，张昭也渡江南下。孙策创业，任命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二人升堂拜母，有如同辈旧友，文武之事，孙策全都委托张昭处理。孙策临死，把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率领群僚辅佐孙权。

    《吴志-孙策传》说孙策为人，容貌俊美，说话风趣，性情豁达，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且善于用人，因而官民凡是见过他的，无不尽心竭力，乐意为他效命。从孙策与周瑜、张昭等吴国开国元勋的结交来看，孙策的为人的确不假。只可惜，25岁不幸遭人暗杀身亡。

    史书提到孙策与周瑜、张昭等人结交时，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细节：“升堂拜母”，却不是拜父。从这些“义结金兰”的人生大事中还透露出当时社会的某些风气，一是，母亲与父亲在家庭权威方面至少可以等同；二是，张昭年纪稍大，而周瑜才十五六岁，却只有母亲健在，作为三国时代杰出将帅的周瑜可以说是由母亲一手教养成才的。

    《吴志-鲁肃传》说，鲁肃（172年—217年）是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他一生下来就没了父亲，和祖母一块生活。鲁肃家境富裕，性好施舍。其他就不多抄录了。

    孙权和孙策的为人作派有所不同，两兄弟的作为对应的是两人所处的创业的不同阶段，毕竟是时过境迁了，在孙权与为他做了19年丞相的顾雍的交往中可见一斑。

    《吴志-顾雍传》载道，顾雍是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孙权做吴王后，顾雍受封阳遂乡侯。黄武四年（225年），顾雍把母亲从吴县接来。母子一到，孙权就前去祝贺，并当庭迎拜其母，公卿大臣无不赶来相会，稍后太子也过来庆贺。

    孙权迎拜顾雍的母亲只是表达尊重，当然，这对顾雍及其老太太来说已经算是一种天大的面子，其父若有知，会不会感动到眼泪糊鼻涕呢，只是没机会了。

    《吴志-虞翻传》载道，虞翻（164年—233年），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当初，本郡太守王朗让他在自己手下做功曹（主管考察记录业绩）。孙策征讨会稽，虞翻当时正遭父丧，闻讯，他穿着丧服赶到郡府，这时王朗也正打算去找他。虞翻脱去丧服入见王朗。劝说他避开孙策的兵锋。王朗不听，出战失败，不得不浮海逃生。虞翻一路跟随，尽心服侍。他们逃到东部侯官（今福州），侯官县长关闭城门不予接纳，虞翻前去通融，方得入城。王朗对虞翻说：“您家有老母，该回去了。”虞翻刚到家，孙策便依旧任命他为功曹。孙策用朋友之间的礼节来对待他，还亲自到虞翻家登门拜访。

    虽然史书未曾具体提及孙策此次登门拜访是否有拜虞翻之母，但以孙策向来的作风肯定是免不了这等拜母礼节的。

    接着说，孙权当政后，任命虞翻为骑都尉。虞翻数次犯颜觐见，孙权很不高兴，加之他生性不能迎合世俗，经常受到毁谤，坐事被流放在外。读到这里，我很关心虞翻的老母是否还健在，他被流放在外，等于受了辱，老太太该如何是好，很遗憾未见提及。

    再后来，孙权做了吴王，设宴欢庆。欢庆宴会将近终了，孙权起身去向群臣敬酒。虞翻趴在地上装醉，不接酒杯。孙权离去，虞翻起身入座。孙权于是大怒，拔剑要杀虞翻，陪坐的人无不惊慌失措，只有大农（官名）刘基迅速起身抱住孙权谏止说：“大王喝了三杯酒以后便杀善士，尽管虞翻有罪，可天下人谁又知道？再说大王以能容纳众贤，使得天下归心，现在已朝将此丢掉，可以吗？”孙权说：“曹孟德（曹操）尚且杀了孔文举（孔融），我杀个虞翻又有什麽？”刘基说：“孟德随意杀害士人，天下人都非难他。大王躬行道德仁义，誓与尧、舜一比高低，怎能拿他来自喻？”虞翻因此免于一死。

    孙权积怒甚多，于是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越南河内）。交州在史书上是个何等蛮荒之地，就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读到此处，最让我着急的依然是那个问题。

    三国时代的母亲们是手执教子之鞭的，真正称得上是肩负起“子不教，母之过”的重任。

    孙权曾用“鸷鸟数百，不如鱼鹰一只”来评价一位能干的大臣，他就是在荆州大败关羽的吕蒙（178年—220年）。创业功臣卧病，孙权最为牵肠挂肚的，也首推吕蒙。吕蒙病重期间，孙权亲自过去看望，并命道士在星辰下为吕蒙请命。42岁便病亡的吕蒙缘何能如此投孙家兄弟的胃口，接下来就从《吴志-吕蒙传》中抄两段描述吕蒙早年活动的文字，一窥其奥。

    吕蒙，汝南富陂（今安徽阜阳）人。他少时南渡，投依姐夫邓当。邓当是孙策的部将，曾几次奉命征讨山越（土著民）。吕蒙年轻时不好读书，十五六岁时，偷偷跟着邓当去打山越，邓当回头看见了他，大吃一惊，呵斥他，他也不回。邓当回来后就把此事告诉了吕蒙的母亲（看清楚，不是父亲），吕蒙的母亲气得要惩罚他，吕蒙说：“贫贱日子不好过，倘若作战立功，富贵即可到来。况且不进虎穴，怎能捉住虎子？”吕蒙的母亲可怜他，没有施以惩罚。

    几年后，邓当去世，张昭推荐吕蒙代替邓当，孙策即任命他为别部司马。孙权统事后，鉴于一些小将兵少且经费不足，打算把他们加以合并。吕蒙悄悄借了些钱，给他的战士每人做了一套大红色的军服和一副绑腿（这与一千年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兵的装束几分神似），到检阅的那一天，他的队伍整齐威武，士兵训练有素，孙权见后非常高兴，于是就为他增添了兵马。

    再来看看太史慈的母亲教子的一段故事。据《吴志-太史慈传》记载，太史慈（166年—206年）是东莱黄县（今属山东）人。他身长七尺七寸，美胡须，胳膊很长，特善射箭，百发百中。当年，曹操闻其名，给他一封信，装在一只小匣子里，他打开一看，一字没有，唯见一棵当归。

    21岁那年（公元187年），太史慈因得罪地方长官担心受打击报复，跑到了辽东。北海相孔融听说了太史慈的事后对他大为惊奇，多次派人去慰问他的母亲（也不说慰问父亲），同时赠送了许多礼物。时值孔融为躲避黄巾军的进攻，出据都昌，但又遭到管亥一伙的包围。太史慈从辽东回来，其母对他说：“你与孔北海不曾有一面之交，你走以后，人家对咱的尽心照顾，比老朋友都要周到。现在他遭到了黄巾军的围困，你应该去帮助他。”

    如何才算是教子有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自己看着办吧。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晋书-皇甫谧传》也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皇甫谧（215年—282年）生于三国时期，其事迹见载《晋书》，但不妨碍抄来列在此文中。

    史载，皇甫谧是安定朝那（zhu na，朝通“朱”，今宁夏固原）人，是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小时候他就过继给叔父，迁居到新安（今浙江淳安）。他二十岁时，不爱学习，整天四处游荡，有人以为他是傻子。他曾有了瓜果，就送给过继的婶娘任氏。任氏说：“《孝经》上说：‘即使用鸡、鱼、肉供养父母，（但不使父母称心，）也不算孝顺’。你今年二十多了，目不识丁，心不受教化，实在不能安慰我。”接着任氏叹息说：“从前孟轲的母亲三次搬家以便教育好孟轲，曾参的父亲烹熟了小猪来教导儿子，难道是我居家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孩子方法不对的缘故吧！不然，你怎么会这样粗鲁愚笨啊！自我修养，努力学习，是你自己受益，对我有什麽好处呢！”于是对着皇甫谧，任氏竟流下泪来。皇甫谧深受感动，就到同乡人席坦那里去读书，殷勤努力，一刻不懈。家里贫穷，他亲自耕种，一边种田一边读书，于是博览群书，经籍百家无不通晓。

    皇甫谧四十岁，那位过继的婶娘去世了，他就复归生身父母的家。

    孝顺母亲，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良俗，而在三国时期此风尤盛，很值得关注。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曹操南征江夏，把刘备打得大败而逃，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去。徐庶指着自己的心向刘备告辞说：“我本想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这个想法出自这块方寸之地。现在我与老母亲失散了，我的方寸已乱，对大事已无帮助，我请求就此分手。”于是投奔了曹操。

    在徐庶走之前，他曾向刘备举荐了诸葛亮。过去人们倾向认为，没有徐庶，就不会有诸葛亮。今天也许还可以说，没有徐庶的母亲，也不会有诸葛亮。

    同样的记载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也有。史载，曹操在兖州（今冀鲁豫一带）做长官时（大约191年），曾任命东平（今属山东）人毕谌为别驾。194年，曹操曾经的好友张邈与陈宫背叛了曹操，转而以吕布马首是瞻。张藐叛后，劫持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还是不见父亲）。曹操忍痛打发他走了，并说：“您老母在他那边，您可以走。”毕谌叩头表示没有二心。曹操称赞了他，还为他流眼泪。

    毕谌走后，即投奔了张邈。198年冬，曹操逆转形势，活捉并处死了吕布、陈宫，毕谌也被生擒，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曹操说：“一个人能孝顺自己的母亲，岂不是也会忠于君上吗？这正是我所需求的”于是，任命毕谌做了鲁相。

    魏晋时期也许是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被父亲赶超的时代，此后，母亲的身影日益憔悴。这一推论主要出自“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的一番谈论。此话见于《晋书-阮籍传》。

    史载，阮籍（公元210年—263年）是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籍本来有经国济世的大志，恰逢魏晋交替的时代，国家多变乱，知名人士很少能保全性命，因此阮籍就不问世事，终日沉湎于饮酒之中。司马昭辅政时，阮籍曾漫不经意地对司马昭说：“我平生游过东平（今属山东），很喜欢当地的风物。”司马昭很高兴，马上命他为东平相。

    阮籍骑着毛驴来到东平，把官府外面的围墙全都拆除，使内外相通，法令清明简约，十天就返回，司马昭举荐他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一天，主管官吏报告有儿子杀母亲的案件，阮籍说：“呀！杀死父亲也就可以了，竟然杀死母亲！”在座的人都惊怪他说话不对。司马昭说：“杀死父亲，是天下最凶恶的事，你认为对吗？”阮籍说：“禽兽只知母亲，不知父亲。杀死父亲，还算得上禽兽；杀死母亲，连禽兽都不如了。”大家都叹服不已。

    叹服个什麽劲啊？忘本都不知害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