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抗，加强民主是中国应对挑战的关键条件之一_风闻

中共20大之后，西方主要媒体几乎千篇一律的发出一个调门：中国领导层做出了重大的立场调整，中国政府将更关注政治控制和国家安全，而中国经济将是这种政策转向的牺牲品。有一些保守的评论员甚至断言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西方做出以上判断的基础逻辑是里根-撒切尔主义。撒切尔和里根先后在1979年和1980年上台，他们不仅崇尚新自由主义，而且把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竞争和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西方政治的民主人权和三权分立结合起来。里根和撒切尔都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关于政府的作用，里根的名言是： “政府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 “除非政府受到限制，否则人民不会自由”。撒切尔的名言是：“政府不挣钱，政府想要多花钱的时候，只有多征税。不要总是幻想别人（政府）买单，那个买单的人其实是你自己。所谓政府的拨款都是纳税人的钱”。里根和撒切尔都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公有制、大政府和计划经济剥夺了人的自由，扼杀个人和企业的潜能，因此一党专制体制和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僵化，必然酿成难以挽回的经济困局和社会动荡。相反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和言论自由能够纠正执政党出现的失误。

西方政治、媒体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革命不仅重塑了美英两国的政治经济而且重塑了全球的发展轨迹。

那么西方根据里根-撒切尔主义对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一定败北的判断靠谱吗？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里根-撒切尔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本身的表现。

撒切尔和里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或者叫里根革命，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似乎非常成功。但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

很大程度上撒切尔的成功归功于大规模的变卖国有资产。在1970年代，英国电力、煤炭、铁路、电讯邮政、造船等部门的国有化比例高达100％；钢铁和航空部门国有化比例达到75％；汽车制造业国有化比例达到50％。1979年上台伊始，撒切尔就开始出售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和公租房，从1979年上台到1990 年下台，撒切尔共卖掉拥有 60万员工的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获得 600多亿英镑的收入。同时撒切尔政府裁减掉的原工党政府设立的政府机构达3000个以上。撒切尔政府的开源（卖国企）和节流（削减政府机构和福利开支）足以支撑撒切尔政府的减税和刺激经济计划。

前段时间下台的英国短命首相特拉斯扬言要学撒切尔。然而她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没有什么国有资产可卖了，而且她还要面对不断上升的债务。特拉斯想要通过减税成为撒切尔第二，无疑是异想天开自讨苦吃。

同样不能把美国克服70年代的滞涨全部归功于里根革命。美国在70年代的滞涨远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伤筋动骨的伤害。美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大国，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知识产权。二战后美国一度拥有全球75%的黄金储备。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其研究中估计，全球北部的发达国家在1960 年至 2018 年间，从全球南方国家获得的经济利益达到62万亿美元，其中的大头流向了美国。很大程度上，美国继承集中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实力强劲。

美国凭借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建立了一套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贸易次序，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不仅可以大肆借债刺激经济，也可以通过操控汇率转嫁危机。人们往往津津乐道里根如何通过减税，激发了美国企业界的活力，提供了有效供给和就业。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美国国债飙升就是从里根时期开始的。里根扩大美国国债支撑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推动了美国半导体、电子通讯、航天、材料的一系列新技术的发展。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在1980年代还身强力壮，克服危机相对容易。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美英的长期积累和竞争优势。然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却刻意强化里根和撒切尔政策的作用，营造了新自由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印象。这种印象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自由主义、为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集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把苏联经济上落后于西方，政治上封闭，官僚主义归结为苏联的制度压迫自由。70年代苏联发行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充分展现了苏联年轻人对美国的崇拜，对苏联前途的迷茫和不满。

里根和撒切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是新自由主义最重大的胜利。美国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使得美国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支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冷战的胜利也是一笔一本万利的买卖，这笔买卖反过来又极大的加强了西方经济。

俄罗斯的市场化，自由化最大的成果是创造了一批俄罗斯寡头。据报道2016年俄罗斯1%的寡头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俄罗斯财产。然而这批寡头把他们的财富的很大一块转移到了西方。据瑞士金融机构估计这次俄乌战争导致大约116 名俄罗斯亿万富翁超过 1260 亿美元的财富被冻结。俄罗斯寡头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并没有确切的数字，确切的是俄罗斯人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被大量转移到了海外，融入了西方的经济。

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从俄罗斯吸引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在苏联解体后的3年时间内，美国花费了6987万美元，挖走了近3万名顶尖的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除了挖人，美国还以合作研究的方式来以极低的价格获取俄罗斯研究所的研究服务。当时贝尔实验室给莫斯科物理学院开出的合作劳务费用为每人每年7200美元。相当于美国中级研究人员四分之一的收入。美国人截取了大量苏联航天、火箭、材料、生物技术的成果。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新自由主义由盛向衰的一个转折点。很大程度上2008年金融危机这个恶果的根源可以追朔到里根和撒切尔推动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推动了以资本跨国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垄断资本是这种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美国左翼政治社会学教授彼特·菲利普斯在他2018年发表的书《大亨-全球权力精英》Giants – the global power elite 中指出：17个顶级跨国投资公司合起来管理着50万亿美元的 西方资产(2018数据)。这17家投资公司的董事会由199人组成。很大程度上这几百人影响着世界的方方面面。BBC曾有文章评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金融寡头国家。

与垄断资本跨国投资相伴而生的是高工资高税收的制造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失，西方国家贸易地位下降，政府税收能力下降。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争取选票，西方政府大肆举债，寅吃卯粮成为普遍现象。

在财富不断向金融寡头集中的同时，美国出现了大量失业的铁锈地带。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从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胀因素，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只有0.2%。联合国2018年报告认为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显然新自由主义模式有内在的硬伤。新自由主义偏袒资本，资本又能通过政治捐款和内部交易获得政治权力的支持，里根吹嘘的滴灌效益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资本的一家独大招来了广泛的反对，这种反对既有来自民粹民族主义的MAGA派，也有来自反对垄断资本的激进进步主义派和环保派。美国的党争加剧了这种分裂，进而对国家的前途造成了更大的威胁。罗伯特·盖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中的国防部长写道：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国会大厦和白宫所在的两平方英里的地区。” 曾宣布历史将终结于新自由主义的福山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与撒切尔和里根改革同时发生，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国改革最大的成果可以说是借助市场经济机制培育出了一批极具竞争力的私人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比亚迪、吉利，三一重工等等。但中国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大规模腐败，金融风险、食品卫生、环境破坏，资金外流等问题。

西方主流舆论，包括中国内部和外部的一些人，针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认为只有用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才能解决问题。他们看不到，或者对新自由主义内在的硬伤故意视而不见；他们解释不了或者不愿接受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在最近的40多年里不仅在经济上每况愈下，在社会和谐和意识形态上也更加分裂、对立的事实。

中国一直存在“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疑虑和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的辩论。中国一直在调整政府和市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先富和后富的关系。渐渐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的不同点不断凸显，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正是这种态势使得布林肯提出这样的说法：中国是唯一的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拜登说：中美竞争未来10年是关键。

根本上中美竞争的首要战场是在各自的国内，决定胜负的首要指标是哪一方的社会更公平，社会管理更透明，有效和清廉。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反腐，排除极端贫困、环保等方面很有成绩。但在加强人民民主方面要更加努力。

中国历史上重大改革经常发生，这些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顶层设计，由精英人士设计方案，由上及下的推动执行。因为老百姓的不参与和不理解，许多改革，例如王安石变法，虽有建树但最终功亏一篑。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在宏观还是基层，加强人民民主都是必须的。

新自由主义虽然失败，但在强化西方软实力方面还是有所建树的，人权和民主已经深入人心。激进进步主义和绿党在强化民主和人权方面甚至走的更远，掀起了Woke运动和Cancer Culture。他们提出要清算殖民主义的原罪，为了环保他们向梵高的画泼番茄酱，为了动物的权力他们倾倒牛奶。如此这般的民主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但要看到，民主表达的确已经成为当代最大的政治正确。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中国道路的可行，中国要在竞争种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就必须在加强人民民主方面有所突破，并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