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3】留法教授打入敌人内部，单线联络人的姓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_风闻

这位留法教授就是鲍文蔚老先生。

年轻时的鲍文蔚

鲍文蔚老先生是江苏宜兴人。1920考入北京大学，专攻西洋文学，师从鲁迅、周作人等。1927赴法国留学，攻读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1932年回国来到上海。1934年开始从事法、英语教学及法国、欧洲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院校任教，并担任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总务长等职。翻译有《雨果夫人见证录》、《巨人传》、《罗曼罗兰传》等法语著作。

上面的简历上说，1932年，鲍文蔚老先生回国后，并没有去从事他的专业。1934年才开始从事法、英语教学及法国、欧洲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1932年到1934年的两年间，鲍文蔚老先生干什么去了？

他受中央特科派遣，打入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鲍文蔚老先生并不是中共党员，但却是中央特科的特别内线情报人员。

这种特别内线情报人员只能单线联系，而且知道的人非常少。一旦联系人、知情人出了问题，他就完全无法证明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鲍文蔚老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

鲍文蔚老先生是受潘汉年指派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解放后，潘汉年出了问题，鲍文蔚老先生不能说他跟潘的关系；而潘汉年是在去世之后才被平反的，已经不可能为鲍文蔚老先生做证明了。

更糟糕的是，鲍文蔚老先生忘记了他的单线联系人的名字，只记得那人好像叫“李胖子”。

鲍文蔚老先生晚年与他的家人四处奔走，就是想找人证明自己当年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央特科工作的经历，但始终没有找到这个“李胖子”。

2006年是潘汉年百年诞辰，12月18日，鲍文蔚老先生的儿子鲍劲源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与潘汉年》，在文章的最后，鲍劲源先生说：“寻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来父亲总是说，其实他当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现在也好像就在嘴边，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能提醒他的人呢？这成了父亲离开人世前的最大的憾事。”

其实，鲍文蔚老先生记错了，这个人不叫“李胖子”。因为他个头高，块头大，长得象个白种人，原姓刘，所以有人叫他“大块头”、“大汉刘”；到特科后他化名王子春，所以也有人叫他“老王”。

他就是欧阳新。

中央特科经历了“三代”。

第一代：陈云、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为代表。顾顺章被俘叛变后，他们都撤到了中央苏区；

第二代：康生、潘汉年为代表。向忠发被俘叛变后，康生去了苏联，潘汉年去了中央苏区；

第三代：武胡景、刘仲华为代表，直到35年7月中央特科撤销。

欧阳新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1929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就分配到特科情报科工作，一直干到1935年。陈赓时代，刘鼎是副科长，协助陈赓工作。欧阳新以新闻记者为掩护身份收集情报。潘汉年时代，欧阳新作为助手，协助潘汉年工作。武胡景时代，也是欧阳新协助他工作。

按照当时特科的工作原则，特别内线情报人员的安置和联系，既不可能由“一把手”亲自出面，也不可能交给一般交通员执行，只能由欧阳新这样的主要助手出面。一些重要行动，也是由欧阳新这样的主要助手出面组织。

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长后，建立起一套新的情报网络（陈赓留下的情报网，除个别人外均已失效），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条“线”，就是由欧阳新出面建立和联系的。

欧阳新伪装成“社会民主党”的情报人员，与上海市社会局的情报人员吴汉琪建立关系；又通过吴汉琪认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翻译徐某，而这个徐某的长兄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任总务处长。这个情报关系，曾经起到过重大作用。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中央立即要求特科侦察情况，设法营救。但是，第三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就枪决了向忠发，同时内线情报传出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既然已经叛变，为何又遭枪决？

周恩来要求特科拿到向忠发的审讯记录。潘汉年将这一任务交给欧阳新。欧阳新通过吴汉琪——法租界翻译徐某——其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总务处长这条线，找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个录事，将向忠发审讯记录偷录出来。周恩来从口供中发现，仅有中央少数领导知道的情况被供出，证明向忠发确已叛变，立即通知各根据地取消预定第二天举行的追悼会。

当时，特科情报科通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这条线，是由欧阳新掌握和出面联系。因此，鲍劲源先生说：“不久，潘就将父亲安插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外文秘书，少校军衔。”“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

所以，这个人应该就是欧阳新。

如果这一点还不能证明“李胖子”就是欧阳新的话，那我再说一个证据：

鲍老先生在1985年11月写的《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中，说了当时他参与特科处决国民党特务的一件事：

（三）…又过数日，党再次告我，这回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共产党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要人（记得是个特务头子叫王华）处决在该大饭店的电梯内，而该要人的工作地点就在五楼某号房间。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我配合其他同志将这个坏蛋秘密地处决了。

这里，鲍老先生还是记错了。那个特务头子不是叫“王华”，而是叫黄永华，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督察长。被处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黄永华、黄远生兄弟俩。

为什么说这件事能够说明“李胖子”就是欧阳新呢？

因为这件事，是欧阳新组织实施的。

那是1934年，当时潘汉年已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特科由武胡景负责，欧阳新是他的副手。行动由欧阳新具体组织。

就我目前知道的材料，参加行动的有：董健吾（就是有名的“红色牧师”），负责侦察黄氏兄弟的行踪，发现二人经常出没于东亚饭店（就是鲍老说的西藏路上某大饭店），在该饭店有他们的一个密点；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负责运送武器。郑兰芳运送武器时，路遇巡捕“抄靶子”，郑急中生智，提着箱子进了当铺，说是要当东西但又没带钥匙，先把箱子存这儿。出去转了几圈，等巡捕走了，又进当铺说不当了，提着箱子就走；鲍老先生，负责在东亚饭店开房间，供“红队”执行人员藏身，接收武器；红队队长龚昌荣和另一名队员，负责执行，他们在东亚饭店电梯里击毙了黄永华和黄远生。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刊登了消息。

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员的情况，都只与一个人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欧阳新。

在特科，尽管董健吾是陈赓交到潘汉年手里的“关系”，但一直是由欧阳新单线联系。所以，董健吾直到解放后还以为这次行动是潘汉年交下来的。实际上，潘汉年早在1933年就去了中央苏区。

1930年，董健吾卖掉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在上海为中共中央创办了一个幼儿园——大同幼稚园，收养了一批烈士和中央领导的孩子。当时，这个幼儿园由董健吾具体负责，他的妻子郑兰芳是保育员。而大同幼稚园的直接领导就是欧阳新。1932年形势变得更加严酷时，也是欧阳新做出了解散大同幼稚园的决定。

所以，我一直怀疑，董健吾先生留下的大同幼稚园的照片中，后排那个大胖子，就是“李胖子”——欧阳新：

一九三一年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合影

第二排左一是毛岸英；第二排右一是毛岸青，右二是毛岸龙。

不过，即便“李胖子”就是欧阳新，他也不能为鲍老先生的经历做出证明了。

因为，欧阳新于1937年在苏联“肃反”时，被当作“托派”处决了。

与他同时被当作“托派”处决的武胡景，真名武怀让，于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而欧阳新，只有穆欣为他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欧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