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的圣母——《隐入尘烟》影评_风闻

文 |  女孩慧敏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使我难过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这种叙事方式将马有铁刻画成了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一位类似于“圣母”的形象，我认为，这种将受害者“神圣化”的做法，正是体现的父权社会对个体的“小人物”的结构性压迫，比如，男性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阐述抑郁的心理小说《正午之魔》中，刻画了以“想象中的完美母亲”为原型的拯救世界的农帕丽，通过这种神圣化，权力找到了指责现实生活中的受害者“不够完美、不够神圣、不够资格自称受害者、甚至不够资格自称为人”的辩论依据。

与之类似的，这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天性善良的、有着“圣母心”的人。一方面，我想说，圣母不是病，这样的人很美好，我们没有必要将自己的心肠炼得强硬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警惕一切将受害者神圣化的叙事。

“圣母”不是病

我从记事起就是一个助人倾向很强的人，我猜测这里面有个人特质、母亲的影响与社会规训这三方面原因。从个人特质方面，在以多种方式与世界互动了三十多年之后，我发现，如果取消所有的外在压力，我最想要的人生，就是与互相欣赏的人建立合作性的、互相关爱的关系。从家庭影响方面，我母亲就是村里最有名的圣母——她是村里最善待老人的女儿、媳妇与邻居，没有之一；她以最低的价格向村民提供最好的卖农药服务，同时还承担了类似牧师或心理咨询师那样的倾听者的角色（我后来才发现她才是我学习心理咨询艺术的第一个导师）；现在年过六旬的她则是村里最受尊重的女人（我不知道是否该加上之一，但我知道的是，有许多离我们家很远的人会骑上一个多小时的电动车找我母亲买几块钱的农药，更确切地说，寻求几乎免费的情感支持）。从社会规训方面，众所周知，权力本就期待女性是完全舍己为人的。

因为我自己的“圣母”倾向刚好与权力对女性的规训存在一致之处，所以我曾被一些人贬低为是“圣母综合征”。我承认我确实有长期的被别人剥削、利用的历史，但同时，我也是始终主动体验、理解着世界的主体，负反馈使我反思、修正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世界观的变化也改变着我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打小到大，我一直有种惯性思维，即，遇到大多数问题之后，我都会反复想“怎样做会让缺少资源的人对世界的体验更好一些”，在这思索的过程中，我对“人”的看法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在发生变化，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在缩小。我承认这里有自救的成分，但当我自己的处境变好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个问题更感兴趣了。今天的我更加坚定自己是一个有“圣母心”的、愿意主动为世界增添光与热的人，但在同时，我也会警惕来自外界的任何伤害，主动疏远可能会伤害我的自尊、自信以及任何现实利益的人。我在努力建设一种互为正反馈的、互相助益的人际关系，这种期待也正缓慢地成为我自己的微世界中的现实。

这样想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圣母”与“愚蠢”或“永远正义”都没有关联。我母亲是有金子般纯粹心灵的圣母，她满心想要帮助身边的人，但她毕竟只是一个被困在农村的普通女人，所以我曾经也怪过多年前她对我的忽视与各式负反馈，成年后也因为她对我的不理解与不支持而与她争执甚至声称要与之决裂。但她的不理解只是因为缺少我的生活经历（她甚至没看过多少影视作品，所以连间接体验我的人生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以她的处境推测我的作为，对我做出对她来说是最善的回应。这种回应曾经让我愤怒，也事实上让我与她保持了一定距离，但在这种排斥感的背后，我看见，她与我一样。她不愚蠢。她极好地适应了她所在的环境，并尽己所能散发出了最大的光与热。

将受害者叙述为“圣母”的本质是迫害与规训

在《隐入尘烟》这个影片中，处于世界最底层的女性是失语的“非存在”，男性则一定程度上成了女性——在具象与抽象意义上被“吸干了血”的马有铁成了与萨德《贞洁的厄运》中鞠斯汀娜以及被性无能丈夫抽血至死的妻子等同的人。无论世界怎样剥削他，他都“愚昧地”遵循自己看似未经反思的道德观，无底线地牺牲自己。

我认同这些人都是受害者，但我不认同这种硬为受害者贴上“圣母”标签，之后引导更多缺少资源的人向受害者学习、甚至攻击现实生活中的受害者们“不够完美”的做法。

同时，我也认为真实世界中的马有铁没有这么完美，但是更复杂、多面、更有反省能力，与伴侣的交流也要比电影所展现的“沉默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曹贵英同样。甚至，作为女性的贵英在碰到对自己友善的人之后，可能会倾诉得更多、领悟的更多、也会有更大的成长。

“那个疯女人与她沉默的男人”

电影没有将曹贵英说成是“疯女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身患残疾而行动不便、无法保证自己外表整洁以及被迫住窝棚的女人，一般都会被同村人说成是“疯女人”。

我的祖母就是其中之一。我对祖母的了解极少，在三十多岁的某个春节与父亲一起为祖父上坟时，看到二人被搬迁过的只剩墓碑的合葬墓，才知道她叫“李朱氏”，至于到底叫朱什么，就完全不知道了。在写到这里时，我给爸爸发了信息，爸爸告诉我，她叫“朱林芳”。真是个美丽的名字。我后悔为什么之前不早问，又庆幸今天问了，没有更晚一些。

据说我的祖母是“本来就有精神问题”，是个“要被看着才能不自杀的疯女人”，所以流落为乞者，在乞讨的时候走到了除了一间泥屋之外一无所有的我的祖父的门口（根据我大伯的年龄来推测，那是1942年左右），于是两个被世界遗忘的人勉强组建了家庭。两个人生育了四个儿子与两个女儿，长子与幺儿年龄差距十多岁，我不知道是否有别的孩子出生之后又夭折了。

据说我的父亲从记事起直到15岁离家服兵役，整个未成年时代最大的任务就是“看着母亲让她不要自杀”，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我猜测他也为他的母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巨大情感抚慰，因为在他离家后不久，祖母终是成功自毁了。这导致了我父亲与小姑的童年的终结。

我爷爷从来不讲他亡妻的事情，甚至我的父亲也极少对我们讲及他的母亲。这些事情主要是我的母亲将她所听到的传言讲给我听的。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如果我的母亲曾与她的婆婆相处过，她一定是一个难得的比亲生女儿更亲的好媳妇——这也是我祖父对她的真实评价。

我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我的祖父母很相爱。但我确实知道的是，二伯是“耙耳朵”；我父亲给我母亲写过情书，也从不曾对我母亲动粗；三伯家里的“家务事”都是由女主人管理的，女主人嗓门很大，一辈子都非常积极乐观；大伯的妻子看起来似乎是最为沉默的，但家庭状况也比我见过的许多家庭要好。

这样推理的话，有可能我的祖父母确实与电影中的角色多有类似，只是有幸生育了后代，祖父也活到了九十多岁。

“坏的关系也是关系”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祖父会做出与马有铁相同的选择、追随亡妻离开尘世么？

我认为会。

但大概率不是为了虚幻的爱情，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孤独，因为没有“盼头”。

我没有在农村生活太长的时间，但我确实会在与人短暂交往时认真听别人说话。在我听过的村头闲谈中，“你现在房子也有了，粮食也有了，一个人轻轻省省地过也挺好的”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更可能是张罗着为他物色下一个老伴，或是在看见他时沉默、走开，因为大家都知道：比解决房子与粮食问题更难的，是“孤独”。

至少我认识的农村人都有这么个基本的觉悟。我自己的外祖父在妻子离世之后在几个孩子家辗转，每一家都能让他过得体面，也都愿意让他一直住下去，但他最后还是只觉得“老伴”的陪伴是最好的，在无病无灾、子女孝顺的前提下，他快速地衰老、凋谢了。

我认识的人都理解他突然衰老的原因。我为电影中的那句台词感到惊讶，觉得很“出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世界是由“关系”组成的，如果鲁宾逊不曾回到人类世界，那么，他的故事、他的存在根本不可能为任何人知晓，结果就是，严格来说，他就是个不存在的人。不仅如此，即使是在被迫远离文明的那些年，他也有一个亲密的叫“星期五”的同类作为伙伴。如果没有这个同类，我相信，孤独本身将会吞噬他，慢慢吸干他的所有生存意志。所以与别人的关系不仅定义了一个人、确立了人的存在，也为每一个具体的人提供了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在现实世界中，不仅是因为孤独而自毁的老人，还有许多身处坏的关系中却不主动离开的女性，这些人都会说出来或是至少认同的一句话是：“坏的关系也是关系，有人陪比没人陪要好”。我知道都市中产可能会反驳这样的说法，许多人可能脱口而出“我这么多年单身也过得挺好的，那些人就是脊梁骨太软了”。但如果认真聊起来的话，这些发自内心“享受单身”的人，身边至少是有1、2个好朋友的。但马有铁没有。他的现实世界太小了。

在拥有妻子之前，哥哥是马有铁世界的全部，如果不讨好哥哥一家，马有铁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在他无路可走时，“在哥哥家做长工”确实是对他的情感来说最好的选择。

后来他有一个几乎算是字面意义上的相濡以沫的伴侣，这种彼此都无能背叛的关系意味着“彼此都确认是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自然地会产生与爱情类似的东西，因为一切被爱的欲望只能在对方一个人身上找寻，一切本能的爱人的欲望也只能施予这一个人。

“相濡以沫”不是爱情的同义词

但有铁与贵英并不是爱情。

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受害者投射在伴侣身上的不会仅仅是“爱人的欲望”，同时还有“自我厌恶”以及“对世界的恨”，所以两个人会不可避免地互相伤害。当然，最终体力更强或智力更有优势的那一方会表现得越来越像外在社会的霸凌者，另一方则越来越沉默或是顺从。强势的那一方从关系中获得最大的自尊、自信与各式情感价值，所以更加无法承受失去——正如故事中的马有铁，以及现实中的我的外祖父。

另一方面，爱情是需要以“独立”与“平等”为前提的。“客观上被束缚所以被迫绑在一起”所激发的那种愤怒、不甘心与逆反心理本身就会伤害到内心的爱意。在我真实生活的世界中，在我出生、长大的那整个地区，重男轻女的氛围都很严重，或者说，与任何普通农村一样严重。男女的文化性隔阂很明显，家里有客人时女性禁止上主桌一起吃饭，过年时女孩没有红包或是只有比男孩小的红包，甚至我祖父在临终前说的难得清晰的一句话是对其弟弟说“你比我好”，这个好不在任何其他方面，而是说，他的弟弟有了曾孙，但他只有曾孙女，这种“后继无人”的感觉让他觉得难以瞑目——抽象的“血脉传承”被上升到了超越任何个体价值的位置。对他们来说，“我”是不存在的。没有“我”，当然也没有“我与那个人的爱情”。“爱情”与“女人”在他们的世界中都是“非存在”。

走出困境

现实中的马有铁与曹贵英几乎就是无路可走的。但作为不用共同承受苦难的旁观者，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叙事上尝试换个角度，停止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将这些人归类为“圣人”或是“可怜又可恨的坏人”，而是看到“这些人与我一样，如果我落入那样的处境，有可能会更糟，如果这些人拥有我的资源，有可能会更好”。

或许下一次，有人会将曹贵英那样的女人作为第一主角，先认真听她讲话，之后讲述一个“不沉默的、有尊严的、有独立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努力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让自己的生命开出了花朵”的故事，就像2001年秋天，张越采访的那个喜欢穿红色衣服的被困于农村的刘小样的故事那样。刘小样不完美，不是圣母，不是英雄，不是坏人，她只是，活在真实世界的真实而复杂的人。

李慧敏，2022年10月19日于巢湖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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