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奢侈品的争议，要从它的前世今生说起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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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跟陶叔学编程

发布 | 观海工作室（ID：guanhaigzs）

最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场疫情发布会引起了热烈关注。

奇怪的是，关注点并非在该市的疫情，而是集中在发言女官员的外表。

该官员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精致妆容，穿着也是非常讲究。

据说脖子上缠绕的丝巾是爱马仕，售价为4000左右，最让人惊叹的却是不起眼的两个黑色耳钉，是另一个奢侈品梵克雅宝，超过3万元。

很多人对该官员的穿着提出批评，认为身上的奢侈品太过高调，与公务员的形象不符。

当地纪检部门反应迅速，对引发争议的该官员开展调查，相信会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另外的声音响起，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只要收入来路合法，人人都有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权利，有几件奢侈品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过分仇富要不得。

这种论调的起点，是认为奢侈品是为人们提供更高水平的生活享受。

这样的认识对不对呢？需要我们先对奢侈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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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奢侈品常常令人迷惑，它既是服装鞋帽、饰品箱包等生活中的有用之物，但又跟普通消费品有本质区别。

奢侈品大多来自欧洲，这是源于中西文化的区别。

中国古代在服饰等方面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在质地、样式、数量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超过某些标准的物品只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才能使用。

平民百姓即使家境再好，也不能在这些方面乱来，否则就是“僭越“，搞不好是要杀头的。

因此，中国古代的平民富人，就只能在金银玉器等收藏品上较劲，从而导致中国没有本土传承下来的奢侈品。

欧洲的奢侈品品牌大多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最初主要服务于贵族阶层。

其中箱包、服装、香水、珠宝等品牌多诞生于法国和意大利，钟表多是诞生于瑞士，创始人多为某一领域的杰出匠人。

例如，LV为贵族提供旅行用行李箱，爱马仕提供马具，卡地亚向欧洲多国宫廷珠宝。

到了19 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殖民主义高速发展，企业家、银行家、商人等群体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导地位。

许多国家王冠落地，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New Money取代Old Power后，开始效仿贵族生活方式，奢侈品的受众群体扩大到这些新权贵阶层。

二战后，西方经济快速增长，促成了奢侈品产业的繁荣发展。

奢侈品进一步扩大受众范围，除了高级定制服装，还推出了相对平民化、可批量生产的高级成衣。

这个阶段涌现出一批新潮设计师品牌，如Dior、Givenchy、Balmain等。

同时，随着西方经济力量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奢侈品文化也随之扩散，最终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庞大产业。

改开以后，西方的奢侈品开始向中国拓展。

1986年，巴利进入中国。

1990年，卡地亚进入中国。但一开始中国人对奢侈品的兴趣并不高。

真正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全球奢侈品第一品牌LV在王府饭店开设了第一家直营店，并带动了众多奢侈品牌共同进入中国。

至此，奢侈品在中国开始了快速的发展阶段。

经过30多年，中国人在奢侈品上的消费已经逐渐赶上并超越了传统西方市场。

大概在2013年，中国消费者就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群体，只不过3/4都是在境外消费，1/4在国内。

据统计，在2021年国内奢侈品消费超过47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比重的2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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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对奢侈品并不陌生，即使是工薪阶层拥有几件奢侈品也非稀奇事。

这样看来，奢侈品似乎真的在起到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作用。

但世界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一般商品而言，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喜爱与追捧，那就意味着销路打开大赚特赚，必定求之不得。

但是，奢侈品商家却苦于客户太多，甚至要想办法减少。

他们驱赶客户的招数就是：涨价。

今年2月，LV热门款式手包又一次大涨价，最高实际涨幅达到20%以上。

在其带动下，多家奢侈品跟进。

香奈尔Classic Flap MAXI，涨至7万多；Dior的戴妃包，从3万8涨到4万3。

BV更激进，去年爆款卖1万多一点，今年新款直接干到近6万。

这些本来让消费者咬咬牙还能够上的奢侈品，又恢复到“你就是买不起”的高冷模样。

涨价也就罢了，商家有权调整自家产品价格，明码标价，愿者上钩。

但是在涨价之后，LV所在的LVMH集团大中华区开了一次高管电话会议，流出的会议要点让人咋舌。

核心就是一条：个人收入三百万，家庭收入一千万以下的对他们来说是“无收入”群体，不是该服务的对象，要用提价把他们赶走。

这则消息气坏了不少高级白领，纷纷去LV店里紧急买包平复心情：我不是你们能够赶走的客人！

奢侈品行业商家竟然鄙视自己的客户，这足够离谱了吧，但更离谱的还在后头。

即使白领们买到了奢侈品，还是逃不脱被鄙视的下场。

电视剧《三十而已》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名场面。

女主之一的顾佳为了解决自家公司危机，想打入贵妇圈子寻找机会。

她跟楼上王太太一起参加贵妇们的聚会，聚会的气氛很融洽，太太们都很喜欢她。她还跟大家合了影。

聚会结束之后，顾佳查看太太们发的朋友圈时，却发现每个人都把合影中的自己裁掉了。

问题出在哪呢？

为了参加这次聚会，顾佳已经是精心打扮，但是她背的几万块的香奈尔跟太太们手中起步几十万的爱马仕在一起，就只有被鄙视的份。

后来顾佳不惜借款二十万买来爱马仕包包，重新杀入贵妇圈。

商家鄙视低端客户，客户自身也存在明显的鄙视链，奢侈品带给客户并非是愉悦的感觉，它是真为了提高人们生活品质而出现的吗？

这样想，只能是天真或者假装天真了。

奢侈品真正的作用是：充当阶级与圈子的身份标签。

3

奢侈品之所以演变出这种社会功能，是社会真实运行状态的一种折射。

那些可以触碰到社会核心资源的人，并不希望有太多的竞争者参与资源的分配，而是希望将人群区分开来，圈子就这样产生了。

有些游戏，只有属于圈子内的人才有资格参与。

如何高效地识别对方是否在圈子之内呢？就需要有一系列的身份标签，让人一望而知。

**奢侈品顺应时代的需求，成为了圈子的第一道身份标签。**除了它之外，还有一系列标签。

这些标签对于普通人而言异常神秘，但是圈内人却早有共识，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使用与识别的操作流程。

试想在一个社交场合，虽然有朋友介绍，彼此之间还是陌生的。

对方是否真有实力，第一眼肯定是先看穿着。哟，穿着档次不错，应该可以。再看，车子也不错，那更有保证了。

通过了这一关的考察，可以进圈了，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实质交流。

要不然大人物每天见那么多人，哪有时间精力去区别谁能真正办成事。

通过外在的标签进行判断是最高效的。

再经过几件事，认为各方面资源都不错，才能真正融入圈子，成为可以使唤上的“朋友”。

一个个圈子就是这样结成的，通过外在的实力展现与内在的关系联结形成门槛，完成对圈内人的资源保护。

对于圈子中的人来说，圈子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将绝大多数潜在的竞争对手排除掉，分的人少了，自己的利益才有保障。

什么样的奋斗都不如依靠圈子搞垄断来得轻松又自在，因此受利的人们都会自觉维护圈子的规矩，为圈子服务的奢侈品当然宁肯驱赶客户也绝不能忘本了。

4

曾经中国社会并不需要奢侈品。

当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资本家们纷纷脱下名牌西装换上中山装，家里的太太小姐们也都放弃旗袍高跟鞋，穿上列宁装平底鞋。

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维系过去的精致生活，而是那样的打扮不仅不能让他们获得希望的圈子资源，反倒有可能被新中国政府所打造出的人民圈子排除在外。

因此，服饰的选择，除了生活的需要，更多的是社会需要。

再回到本文开头的官员穿戴奢侈品是否合适的话题，陶叔认为在组织没有给出明确制度性规定之前，取决于官员自身对奢侈品所承载的文化的态度。

在我党创立之初，一群大学教授与学生试着去做工人运动。他们发现自己虽然主动热情地靠近工人，却被工人们或明或暗地拒绝。

直到有一天，他们才恍然大悟：衣服穿错了！一群穿着长衫皮鞋的人想赢得工人们的信任，怎么可能？

后来，他们换上工人们的衣服，最终赢得了工人们的热情接纳。

这其中，教员做得最彻底。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

无论是后来做农民运动，搞军事斗争，还是建国后到各地考察，教员的穿着从来没有脱离过群众，自然获得人民的热烈欢迎与爱戴。

现在经济水平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了，官员的穿着水平自然有能力提高。

但是，对于人民政府的官员而言，穿戴什么样的服饰，从来不是一个生活需要问题，而是一个选择所代表的阶层圈子的问题。

这个选择并不简单，从来也并不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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