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往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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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地供给信心，是市场管理者应尽的责任。

书航 2022/11/3

最近几天，一些针对供销社的讨论，似乎勾起了老一辈人对当年进店买东西的痛苦回忆。我想起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想在本文谈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供销社」回来。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我生于 1980 年代的尾巴，此类景象未曾亲见，但以前跟父亲聊天时，还有翻他买的书什么的，对此有所耳闻。长大以后，看了更多相关的资料，也回去找他求证，拼凑出那个时代的样貌。

尽管理论上有张秉贵的「一团火精神」照耀，但全国各地的基层零售网点，仍然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即使到 80 年代初，除了张嘴买东西不用以语录开头，别的也没太大变化。买东西仍然是既需要钱，也需要票。

公平地说，也不是只有供销社才这样，城市里的「百货大楼」也差不多。但这个名词显然带着浓厚的时代印记，让人能联想到那个小孩子会被售货员吓哭的时代。

由于生活物资供应不充分，人们普遍贫穷，社会治安也不好，把东西在地上随便一放，不出三五分钟肯定被人顺走。而且当时没有什么摄像头，找都没地方找去。跟当时比起来，现在偶然把东西放在视线外面，也没什么人动，可谓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了。

这样一来，东西就不能随便摆在货架上任人选购，而是锁在玻璃柜子里，需要什么就麻烦售货员阿姨帮你从柜子里拿出来。然后确定要买了，售货员给你开个单子，拿着票证和钱到收银台交钱，在单子上盖戳再拿回去柜台，一手交单，一手交货。现在只有在医院开药的过程可以模拟感受一下。

8 月份有个新闻说，美国超市里的香皂、爽肤水、午餐肉罐头等小件高价值商品，现在为了防丢都被锁在透明的亚克力小盒子里，要买得拿去收银台开锁。这新闻本来可能是为了说国外水深火热的，不过实际上在经济下行、治安混乱、商品短缺的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会是这样。

既然售货员是你通向生活必需品的把关人，他们的权限也就不可思议的大。《新华字典》早前的版本保留了一个源自 1990 年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例句：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在这里，当售货员可不是用来表现一种「他考清华、她考北大、我烤香肠」的调侃的，是真的可以跟上学深造、成为技术工人比肩而立的高贵职业。有人非常到位地将当时的售货员比作现在「在烟草局上班」，而且在一般人眼里，不托点关系你是进不去的。

所以对于铁饭碗且处于上流阶层的售货员来说，顾客过来都是有求于他们，自然难免颐指气使，态度恶劣。有人回忆说，「在供销社你想买东西，得事先跟售货员商量，就比如暖水壶，得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到货，商量好他才会给你预留出来。那个时候要是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找对象都好找。」专栏作家叶克飞提到，80 年代初期的服务业有了比较基本的行业标准，但这标准低得可笑，比如「不准打骂顾客」。

国营零售「霸权」的瓦解

当然，对于有一类顾客，售货员是断不会打骂的——那就是「国际友人」。

服务于涉外人士的「友谊商店」最早借鉴了国外开架售货的方式。1981 年 4 月 12 日，广州友谊商店「自选超级商场」开业。普通市民需要持外汇券才能购买货品，不过广州本来就有很多有海外亲友的市民，他们还是把商场挤爆了。

《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写道，当时的货品陈列方式比较单调，就是统一堆在货架上。商品包装几乎都是不透明的，顾客因为看不到里面货品的情况，很多商品被打开，货架上十分杂乱，商品损耗严重。为加强管理，商场在仅仅 270 平方米的超市里安排了 30 名售货员。随着人们好奇心的逐渐消退，两三个月之后，商场的人流趋于正常。

——这颇像是当今 AI 大杀四方「取代」棋手、画师等的预演：一开始为了培养新形态，需要投入旧形态的更多人手去「训练」；但一切准备好后，旧的人手需求逐渐开始减少了。

此后在 1983-1984 年，北京、上海等地又陆续开设了针对内宾的「自选商场」业态，最开始是分不同种类的商品来开商场的，比如有的专卖食品、有的专卖家电和床上用品。开架售货不仅便利了消费者，更重要的是节省了人手和提高了售货效率，让一些原本缺人而难以施展的销售手段变成现实。例如水产、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直接进入自选商场，在 1985 年就做到了「当天即可上市」。

为适应全国城乡市场愈发繁荣兴旺的形势，1985 年，原商业部明确提出加快商业设施建设，要求城市商业服务网点的建设纳入市政建设规划，「大中城市要搞一些自选商店」等。「超市」逐渐在大城市扎根，90 年代开始向二三线城市渗透。

1989 年，郑州亚细亚商场重装开业，成为河南第一家股份制百货商场，并在 90 年代掀起「商战」。1992 年，7-Eleven 在深圳开设了 5 家门店，是中国内地第一批便利店。1996 年在广州开业的天河城则是国内最早一批的「商业综合体」。

在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细亚。响亮的名称、英姿飒爽的升旗队伍、抽奖送奥迪等等只是这家大型商厦揽客的噱头，但真正留住回头客的则是里面营业员带来的高质量服务，是当时的郑州乃至全国消费者都难得一见的。

亚细亚商场总经理王遂舟下发了 500 多页的《亚细亚经营管理及优质服务规范》。每个岗位职责分明，一言一行都有细致的要求，比如食品柜台的营业员，不仅要对食品的种类和价格了如指掌，还要清楚食品的营养成分和食用方法。所有人员在开业前一个月就进入商场进行实战演练。

营业员碰到顾客要微笑着打招呼，接待顾客要耐心地介绍，顾客离开要礼貌告别。营业员不允许对顾客说「不」，如确实受了委屈，公司会给予奖励。商场每天结束营业时，所有员工都要站立，目送最后一名顾客离场。

——至今在一些日资超市比如华堂或永旺，如果你去得早或走得晚，也可以享受到被门口一群人目送的迎宾服务。

此外，商场还设立了缺货登记、售后配送、无理由退货等在国内首创的服务制度，这些措施开创了商业经营的先河，真正贯彻了「顾客是上帝」的服务宗旨。

说起来，顾客是「上帝」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唯物主义。民国时期的国内大城市也有一些比拼服务态度的百货公司，但解放后，它们积累起来的商业文化，和它们本身的存在一起被抛弃了，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到头来，还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历史中真正对人民有利的那一部分优秀传统，回到了国内的商业环境里。正是因为引入了市场竞争，才击碎了原本属于国营商店售货员群体的那份最后的傲慢。这也难怪经历过，了解过历史的人，会把令人难堪的购物经历和「供销社」「国营」这些字符深深地绑定在一起。他们也是比其它人更坚信市场力量的一群人。

今日「供销」

「供销社」的正式称呼为「供销合作社」，它跟简称「信用社」的「信用合作社」，以及农业经营方面的「农民合作社」这「三社」长期以来是服务「三农」的三大主体。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发展和改造了以人力换畜力、合买牲畜等为代表的传统互助合作形式，意图去除其剥削性，继承其互助性。这就是「合作社」事业的起点。经过不断探索，合作社从「政府包办」到「民办官助」，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类专门的组织出现。1949 年 1 月的「华北供销合作会议」提出自上而下建立合作社领导机构，成立华北供销合作总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全国性组织体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后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统一系统的集体经济组织。

当前供销社的性质是农民集体所有制——所以并非「国有」。不过，供销合作社分别于 1958、1970 年两次与国营商业合并变为全民所有制，又于 1962、1975 年恢复集体所有制。这是很多人将「供销社」混同于「国有」的原因之一。

2006 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提出将农民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三社」融合，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体系的战略构想，指导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的供销社业务发展。

当代供销社是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服务组织，在「三位一体」发展中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1950 年供销社体系建成时，即规定可兼办信用、运输等业务，因此与注重经营合伙、技术共享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综合性是供销合作社的天然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实际承担村镇银行职能的信用合作社及信用联社纷纷寻求改制，只要有条件的，均已经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并受银保监会监管。在服务「三农」方面，信用社/农商行和国有商业银行都会积极提供支持。

因此，当代供销社绝非单纯的一种公有制零售渠道这么简单。早在 2008 年，供销系统下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占到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的 40%。2015 年《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更是提出由供销系统「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到 2020 年末，供销系统组织农民兴办的各类专业合作社 192460 个，入社农户 1515.7 万人。

从这个意义上，供销社管理的农民合作社实际上关乎全国千万农民辛苦劳作的分红收益所得，是他们的衣食所系。在「三社融合」之后发展的「农合联」等综合合作体系，包办了农民从「种什么、怎么种」到「卖给谁」再到「找谁贷款」的生产经营全过程，真正让入社农民实现了「我只管种/养殖就行了」的跨越。

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利国利民的系统，对于掌握热搜的主体——城市居民来说，却已经成了一个陌生而且有强烈信号意义的名词。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或许是某些「供销社」关键字的配图，其某些网点公开挂着它们最「素面朝天」的那段历史，还配上了「峥嵘岁月」的宣传画。

没有任何真的经历过或知晓那段岁月发生的事情的人，真的愿意穿越回那个时代，再体验一遍要命的物资短缺，重新被鼻孔朝天的售货员羞辱。要知道，真正被公众接受的供销品牌，是「苏果」「邵万生」这些在形象上和实际上，都亲近消费者的牌子，绝不可能引人联想那些不好的回忆。

最重要的是信心

跟「供销社」一起，还有所谓「国营食堂」和腾讯-联通合资公司的消息。它们合在一起看，似乎很引人遐思。但分开看，这些消息其实也都没什么新鲜的。

社区食堂在很多城市的小区里早就已经有了，有的是给老人优惠的「长者食堂」，有的干脆就是小区物业的员工食堂也针对业主开放。其资金来源也早有报道，有的政府补贴承受不起，已经转为市场化运营。餐食质量、定价、数量形成一个「不可能三角」，表面上同时满足这三者的「食堂」或者别的什么必然是从其他地方来补贴自己的亏空。如果说有理有据，比如房租省下了，人工投入少，水电也有补贴，那稍微便宜一点，不太离谱的话，我觉得是可信的。

而联通混改则是始于 2016 年，是三大运营商中混改力度最大的一家。不久前成立的合资公司，实际上在 2017 年就在谈。这个时间发展才更符合常识。当年的市场预期和现在完全是反过来的，有的说腾讯、阿里要接管联通孱弱的云计算服务，有的说「王卡」类产品能让三家里面相对弱势的联通「回血」，还由此扯到了网络中立问题。

同样的一件事，当时被解读为「民企进军电信核心业务」，现在被解读为「私企国有化」。在合作议程不变的前提下，变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对普通人来说，怕的实际上不是企业实体所有制的改变，而是选择权被剥夺，服务质量降低，且无法投诉。而这些都可以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只要「走回头路」，这些情况很大概率会重演。

让城市合作社的柜台冷清的，是其它「宾至如归」「顾客是上帝」的市场主体。它们能有更好的服务质量，不是靠着为人民服务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因为这样在竞争中取胜，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利润。它们能坚持开展业务而不是「试水」就赶紧撤退，则得益于稳定的法治环境，和稳定的发展预期，是因为它们都真诚地相信在中国大地上长期耕耘的未来。

这种稳定的环境和稳定的发展预期，是市场繁荣最需要的东西。有句话说得好，「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而持续、稳定地供给这种信心，是市场管理者们应尽的责任。这种信心也不能仅仅通过口头上「派定心丸」来维持，而应该通过未来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来缓慢积累。

如果现在的每一份担心，到头来都会被证明是「想多了」，那才真的是这个市场的幸运。

参考资料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769284/answer/401935508

https://mp.weixin.qq.com/s/M9D1fiKzs_vTTbPRRWOsaQ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5/12-24/7686477.shtml

http://m.people.cn/n4/0/2018/0323/c173-10717579-2_2.html

http://henan.sina.com.cn/news/z/2016-01-17/detail-ifxnqriy3010492.shtml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901&filename=1019007084.nh&uniplatform=NZKPT&v=UEGLvpF7KnTqE0Pxj5nfWJbTTvLCWyM507k29XD_zFlWKAUdrWuufhDx0O9rQqNA

https://paper.cntheory.com/html/2020-11/27/nw.D110000xxsb_20201127_1-A6.htm

http://www.moa.gov.cn/ztzl/hzsf/200809/t20080905_1128447.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4/02/content_2842180.htm

http://www.chinacoop.gov.cn/news.html?aid=1708771

http://www.chinacoop.gov.cn/HTML/2018/03/14/1326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