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十一）_风闻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十一）

说到金城战役，就不能不先从1953年的夏季反击战说起。

进入抗美援朝第三个年头的这场夏季反击战，首先是场政治仗，即志愿军为配合我方在开城板门店参加的停战谈判而发起的军事行动。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谈判中，中朝方面形式上是以人民军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实际分为三线并接受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上将的领导。

1953年5月5日，在志司下达的关于夏季反击战役补充指示中强调，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144）。这次反击战分为三个阶段，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金城战役就是其中的第三阶段，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仗。

这次战役对于最终促使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并提出相关政治保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金城战役发起之前，谈判的双方就最后一项、也是持续时间最久、最为艰难的战俘问题，业已形成一致。至6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按双方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也即将完成，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在即。

但是，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此时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叫嚣要“单独干下去”，要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随后将巨济岛上四个战俘营中约2.70万人民军战俘直接“释放”，并将其中多数人直接补入其军队。这个顽固反共分子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公愤，随之人们也对停战后的前景普遍表示担忧。

为了教训李承晚并防止停战后在政治与军事上可能出现的反复，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145）。当时已经抵达平壤准备参加签字仪式的彭德怀元帅，动议并亲自指导了这场主要针对南朝鲜军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收官之战。6月21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146）。

“此时经过反登陆准备作战，我军可攻可守，战场形势对我越来越有利，在战略上日趋主动”（147）。我志愿军和人民军总兵力已达到180万人，其中志愿军135万人，人民军45万人。在朝志愿军陆军部队已有19个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内的16个军的规模），人民军6个军团，更重要的是在兵力、火力已较之入朝初期有极大的加强，并且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供应充足（148）。

到1953年4月，敌军总兵力也已经达到了120万人，地面部队有24个步兵师，“其中韩国军队已达16个步兵师，正在扩建的还有一个师，其总兵力共有64万余人，装备火力已达美军水平”（149）。

新任第20兵团司令杨勇，一改此前志愿军“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指导原则，决定对就在嘴边的南朝鲜军“大打”一场，消除中部战线由南朝鲜军四个师（首都师、第6、第8和第3师）防守的“弧形正面约25公里，纵深约9公里”的金城突出部，拉直这段从牙沈里到北汉江的战线，直逼汉城，敲山震虎，以绝后患。

兵团的战役企图是，采取正面突击和侧翼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从多个方向向梨船洞地区实施主要突击，“歼灭当面南朝鲜军4个师的8个团另1个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后视情况向三天峰、赤根山、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发展进攻，并准备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歼灭南朝鲜军有生力量”（150）。另有第24军负责保障20兵团右翼安全。

志愿军参战部队，包括第20兵团当时指挥的五个军（第21、第54、第60、第67、第68军）和在第9兵团编成内的第24军，被编为东、中、西三个集团。这三个集团的作战编成依次是：由第60军并附第605团、第21军两个师、第33师，共五个师另一个团编为东集团；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的两个团，共四个师另两个团编为中集团；第68军第203、第204师、第54军第130师，共三个师编为西集团。从而在对敌正面上“形成了兵力上3倍于敌，火炮数量上1.7倍的优势”（151）。

“为保障战役的胜利，志愿军集中火炮约1100门，弹药70余万发，炸药12万多公斤和各种渡河器材及充足的粮食，同时还集中约6个工兵营和先后使用13个步兵团抢修或加宽战役纵深的道路”（152）。为此，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调集了10个汽车团，共2000余辆汽车进行战役保障。

1953年7月13日21时，战斗正式打响。

至14日，“志愿军各突击部队已全部占领了南朝鲜军第一线团的防御阵地”。“16日，志愿军各参战部队主动转入防御，调整部署，构筑工事。至7月27日结束战役时，志愿军先后击退了南朝鲜军约8个师兵力的大小反击1000余次，巩固了已占领的阵地”（153）。

经过十五天的进攻与防御作战，志愿军“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包括金城战役在内的夏季第三次进攻作战，我军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一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0余支，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我军伤亡33253人”（154）。其中金城作战中，志愿军“第20兵团及第9兵团第24军伤亡2.5万余人”（155）。

在这次战役中，涌现出我军一个特战分队成功实施“斩首行动”的著名战例。十多年后成为“现代革命京剧”《奇袭白虎团》（当时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生活来源，在全国公映后，反响强烈，影响很大。

当时，第68军第203师派出了一个由第609团副团长赵仁虎指挥的穿插分队（包括第609团2营和第607团的一个侦察班）深入敌后阵地。其中这个12人的侦察班在副排长杨育才的率领下，化装成护送美国顾问的伪军特遣队，在敌纵深地带克服重重障碍，出奇不意地打掉了位于二青洞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的团部并缴获其团旗，为部队随后消灭这个李伪军的“白虎团”立下了头功。在捣毁该团指挥所后，穿插分队三个多小时穿插敌纵深9km，进行大小战斗11次，迅速占领梨实洞、北亭岭以北诸高地，成功堵住了“白虎团”的退路，为全歼敌军创造了条件。还顺手将位于该团部附近的美军第555榴弹炮兵营大部歼灭（156）。

战后，第607团的这个侦察班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集体特等功，杨育才记个人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回国后，当了十多年连级干部的杨育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最后以解放军副师长的职务从部队退休。

在金城战役中，我军首次形成了1.7比1的对敌火力优势，这是人民解放军炮兵在战火中发展壮大的范例。就如同人民空军从战前的一个四团制混成旅、几十架多国战机，在炮火硝烟中发展成为拥有23个两团航空兵师、三千余架当时最先进苏式战鹰的新军种一样。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从苏联进口了1.5万余门各型火炮（其中包括ML20型152毫米重型加农榴弹炮），通过抽调建制陆军师改建炮兵师的方式，先后组建了17个地面炮兵师和8个高射炮兵师（157）。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火箭炮兵第21师（师长吴荣正、政委刘禄长），即车牌号为“62”的炮兵部队。

这个特种炮兵师是由从广东曲江调至东北阜新地区的解放军第48军第143师成建制改编而成，共装备120门“采用滑轨定向器，每辆炮车装备8联装发射架”苏制БМ-13火箭炮的五团制火箭炮兵师。143师的三个步兵团扩编为军委预备炮兵部队火箭炮兵第201、第202、第205、第207、第208团共五个火箭炮兵团，编制为每团辖两个营共六个连，即每连4门、营12门、全团共24门。入朝初期，这个部队大都以团为单位，由志司直接指挥，被后人称为“联合国军收割机”。回国后，改编为军委炮兵第11师。1955年3月，“赴旅大地区接收苏军装备和换装”。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军共组建了两个这样的火箭炮兵部队，另一个是火箭炮兵第22师，随后该师所辖的三个团（包括从21师调入的两个团）陆续以团建制为单位独立入朝参战。

据相关资料统计，在金城战役中，“志愿军战前准备炮弹2028644枚，其中90毫米火箭弹60500枚，60毫米迫击炮弹679440枚。82毫米迫击炮弹665052枚”。在志愿军发起攻击后的“7~28分钟时间内，消耗弹药1900吨，9个小时内消耗的各种炮弹达到163000枚”（2297吨）（158）。

战后在中央军委新颁布的步兵军编制表中，炮兵连队的数量首次超过步兵连队。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在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战争之神”终于确实了自己名副其实的地位。

1953年夏季反击战是我军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我方先后投入12个军（其中志愿军10个军、人民军2个军团），敌方先后投入18个师。战役持续了两个半月，我军共毙伤俘敌12万3千余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并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形成了停战后在军事上的有利态势（159）。

随后的1953年7月27日，中朝人民军队与“联合国军”的统帅彭德怀、金日成、克拉克，分别在开城、平壤和汶山签署了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双方激烈的军事较量，就此结束。

不过从法理上讲，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真正时间，还是在五十多年后的1994年，我方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中朝谈判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田胜少将，奉中央军委之命永久撤回祖国的那一天。

签字仪式后的第三天，彭总专程前往此时正驻防在开城的志愿军第46军。他徒步登上面对临津江的大德山顶峰，视察了这个军“正面共29公里宽防御阵地的全貌”并“钻进潮湿低矮的坑道”详细了解战士们的生活情况。他对随行的官兵们说，“朝鲜战场就是我军同美军较量的练兵场。通过这场血与火的较量，美军现在签字停战还算是明智的。不然，就要被我们赶到临津江里喂王八去了！”（160）。

“为了缅怀那些在和平的黎明到来之前英勇牺牲的烈士”，彭总同时还亲自来到距美陆战1师仅300m的志愿军马踏里东南山前沿阵地，看望一线部队官兵并悼念在两天前发生的战斗中，在胜利的曙光即将降临前牺牲在这里的那些年轻烈士。

当因担心志愿军统帅安危而受到时年36岁的萧军长阻止时，彭大将军严肃地说，“既然你萧全夫（珍宝岛战斗时的沈阳军区副司令）能上去，我彭德怀为什么就不能上去呢？我们的战士在这块阵地上不惜流血和牺牲，难道我们连上去看一眼的胆量都没有吗？”（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