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的流亡生活：2 皇帝与纳粹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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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的流亡生活：1 皇帝的黄昏恋

德国电视剧《巴比伦柏林》（BabylonBerlin）是一部以魏玛共和国为时代背景的犯罪剧。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政府、军队和警察当中的右翼分子试图发动政变，推翻魏玛民主制度。这没什么稀奇，魏玛共和国风雨飘摇，不断遭到来自政治光谱左右两边的攻击，发生过许多政变，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希特勒刚出道时发动的啤酒馆政变。但稀奇的是，电视剧中的密谋分子的宏图大略居然是迎回威廉二世、复辟帝制。

电视剧《巴比伦柏林》中的保皇党人

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历史上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右派政变当中，几乎完全没有保皇党人的身影。右派发动政变的目的一般是建立军事独裁和保守派专政，但没有人想到要重建帝国。德国的君主主义者并没有为了迎回流亡荷兰的老皇帝而动一根指头。

果然，我读了《巴比伦柏林》的原著小说《湿鱼》（Der nasse Fisch）之后发现，保皇党人政变的这个桥段，是电视剧的编剧虚构的，原著小说对这一段的处理要合理得多：政变分子不是保皇党人，而是与纳粹勾结的极右翼分子。

君主主义的衰败

在荷兰流亡期间，威廉二世一直在梦想复辟，但始终没能实现。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保皇党人（或者叫君主主义者）的势力已经极度衰败了。而残余的保皇党人愿意保的“皇”也不再是威廉二世本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皇帝在广大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公信力已经跌到了谷底。右派当中很多人希望他领兵镇压革命、死扛到底，或者退位，或者，他还可以去死呀！在很多右派人士看来，在洪水滔天的危急时刻，皇帝应当亲自上战场，向协约国军队发起最后的攻击，轰轰烈烈地战死。这样才能捍卫君主制的威望，让君主制有希望在德国生存下去，并为后世留下光辉灿烂的象征符号。

然而，皇帝做了最坏的选择。他不肯及时退位，没有勇敢地镇压革命，也没有以死挽回荣誉，而是不加抵抗地溜之大吉。一些年纪较大的贵族相信，皇帝本人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但他身边簇拥着软弱无能的谋臣，这些人怂恿和背叛他，诱骗他走上了逃亡的不光彩道路。而更多贵族相信，皇帝这么做是临阵脱逃，是当了可耻的逃兵。原本在第二帝国后半期，贵族圈子（尤其是下级贵族）里就对威廉二世有诸多批评和不满（比如批评他拉拢和勾结资产阶级，尤其是犹太资本家，忽视了贵族的利益），而当逃兵的皇帝的威望更是一落千丈。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闻名遐迩（或者说臭名远扬）的右翼人士和准军事组织领导人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Ehrhardt，1881—1971）能够代表相当右派的立场。他说，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11月有两个选择，要么“率领几个近卫团向柏林进军，彻底粉碎赤匪”，要么“手执利剑，战死在通往自己宝座的台阶上”。1919年，有传闻说协约国打算要求德国交出皇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埃尔哈特和其他一些旧军官安排了计划，打算突袭皇帝在荷兰的流亡地，将他救走。这时他对皇帝还有一份忠心。而到了1926年，他就公开谴责皇帝在危急关头背弃了德国，背叛了贵族和人民。还有一群年轻贵族军官也公开表态：“从此我们应当将君主制和具体的某位君主作严格区分，因为这位君主背叛了君主制。”

多伦宫门口的威廉二世雕像， Max Bezner作于1928年

所以即便对保皇党人来说，威廉二世也没有很强的吸引力。他的儿子，即皇储（也叫威廉）更是有名的不靠谱的人。在帝国危亡的最后几天，他没干什么正事，而是和几个法国娼妓玩乐。

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的糟糕表现，违背了德国贵族的传统价值观，粉碎了贵族习以为常的世界观。所以在贵族乃至广大民众当中，君主主义变得边缘化和不流行。

而即便在出于怀旧、守旧和敌视民主制等原因仍然信奉君主主义的少数人当中，也没有多少人支持威廉二世复辟。这些君主主义者在原则上主张德国应当有君主制，然而内心里没有人愿意看到威廉二世及其儿子卷土重来，因为觉得他们不配。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只能是一种有气无力的思想，很难有实际的支撑、切实的目标和可行的事业。君主主义组织“保守派主要协会”（Hauptvereins der Konservativen）的主席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在1927年的一次聚会上祝酒，向“戴皇冠的人”致敬，却不肯说威廉二世或者皇储的名字。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在纳粹的帮助下复辟？

纳粹崛起之后，威廉二世和他身边的一些人产生了新的幻想。有的贵族幼稚地、一厢情愿地相信纳粹主义也是一种君主主义运动。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Friedrich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65—1939）在1929年说：“我觉得目前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通往君主制的唯一道路。”1933年，已经入了纳粹党的舒伦堡居然还说：“希特勒是君主制的关键所在，这毋庸置疑。”1933年秋季，退役陆军中将奥古斯特·冯·克拉蒙（August von Cramon，1861—1940）等人向兴登堡总统请愿，说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七十五岁生日，给皇帝最好的生日礼物莫过于帮助他在那一天重新登基。克拉蒙说，纳粹思想和君主主义是相符合的，“元首思想”必然引向不死的元首，也就是世袭君主制，“希特勒自己就是君主主义者”。兴登堡和他身边的人显然比克拉蒙更懂得政治现实，告诫克拉蒙，复辟的时机尚不成熟。

也有的贵族心里敌视或厌恶纳粹，但幻想利用纳粹的力量复辟君主制。换句话说，这些贵族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很多保守派一样，高估了自己的能耐，相信可以让纳粹为己所用，自己可以把纳粹操控于股掌之间。更有不少贵族可以做到人格分裂，写信给流亡的老皇帝时落款“陛下最恭顺最忠诚的仆人”，给纳粹党领导和党卫军同志写信时落款“希特勒万岁！”

那么霍亨索伦家族自己对纳粹的态度是什么呢？对于这个话题，叙述最详细专著的作者居然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939—2015）是威廉二世的曾孙。他于1984年发表的历史学博士论文题为《霍亨索伦家族与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可以想象，对于这个话题，他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毕竟大量的文献资料就在他自己家里。不过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批评这篇论文，认为它对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的关系作了粉饰，刻意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几位重要成员（皇储威廉、威廉二世流亡期间娶的第二任妻子赫米内、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积极支持纳粹的丑行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着重写霍亨索伦家族反纳粹的一面。马林诺夫斯基说，这是贵族“选择性记忆”的表现。

在赫米内“皇后”等人的牵线搭桥之下，流亡荷兰的威廉二世与纳粹有过一些接触。赫尔曼·戈林曾两次到多伦宫拜访皇帝。威廉二世嘲笑戈林的衣品和粗鲁的餐桌礼仪，但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对资产阶级的轻蔑，不能说明皇帝是反纳粹的。威廉二世通过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Magnusvon Levetzow，1871—1939，海军将领和警官）和“宫廷事务总管”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Leopold von Kleist，1872—1946）与纳粹政权保持紧密的沟通。莱韦措还在皇帝的许可下成为纳粹党员和国会议员。在1932年之前，以皇帝为首的霍亨索伦家族实际上一直明确地把寻求与纳粹合作当作自己的主要战略。皇室对纳粹抱有幻想，希望借助纳粹的帮助复辟，一直到这种希望破灭之后，霍亨索伦家族才与纳粹拉开了距离。1932年12月，皇帝与莱韦措绝交。

希特勒上台之后，皇帝通过官方代表多次向希特勒询问复辟的可能性。起初希特勒含糊其辞，说恢复君主制是可能的，不过只能恢复霍亨索伦皇朝，不能恢复其他诸侯国君主的地位；复辟的时间还不能确定，必须等未来的战争打赢之后再说。再往后，希特勒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对君主主义也越来越敌视。他说，德国的任务是消灭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而无论是作为机构的君主制还是作为个人的皇储都不够坚强，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伟大任务。在1934年2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纳粹高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达雷干脆怒斥皇帝是懦夫。希特勒说自己的使命是惩罚“十一月罪人”（极右派用这个词辱骂1918年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魏玛共和国左派领导人）和重建国防军，这工作需要十二到十五年时间，请德国君主们不要再来烦他。

威廉二世曾居住的荷兰阿默龙恩城堡

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的勾结

虽然复辟梦在希特勒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威廉二世并不怪他，反而对希特勒的“成就”颇为欣赏。除了皇帝之外，其实皇室的很多人都是亲纳粹的，这里对赫米内和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与纳粹勾结的情况多说几句。

赫米内虽然和丈夫一起在荷兰过流亡生活，但与德国境内的君主主义与右翼圈子有密切联系。她赞助这些组织，并寄希望于赫尔曼·戈林，希望他能帮助帝制复辟。1931年11月，在蒂勒-温科勒（Tiele-Winckler）男爵夫人的沙龙，“皇后”赫米内和其他一些贵族聆听了希特勒长达数小时滔滔不绝的演讲。他手舞足蹈地宣称自己要把“十一月罪人”全都公开绞死。皇帝的妻子听得心潮澎湃，对希特勒“十分认可，尤其是他那优雅而刚正的面部表情、英俊的眼睛和真诚的表情” 。1931年和1932年，赫米内安排戈林到荷兰拜访皇帝。她对希特勒的上台也十分欢迎。

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1887—1949，August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昵称“奥威”（Auwi），在1929年秋（也就是纳粹党在当年9月取得大选胜利之前）加入方兴未艾的纳粹党，党号24。入党不算很早，党号数字却这么小，是党给他的莫大荣耀。1931年11月，他又加入冲锋队。皇子成为多为街头打手、一派盲流作风、并且满嘴平均主义口号的冲锋队的成员，蔚为奇观。他对纳粹党的摇尾乞怜和对希特勒的顶礼膜拜，招致了左翼媒体与政客的冷嘲热讽。他被戏称为“褐衫奥威”。

希特勒很欢迎皇子加入自己的阵线。道理很简单，早期纳粹党，比如恩斯特·罗姆（冲锋队领导人）那一派，大多是退伍军人、社会边缘分子，属于草根，他们的思想也比较“左倾”，敌视贵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但希特勒要的不是一场雅各宾党式的彻底掀翻旧制度的血腥大革命。他敏锐地感到，自己需要与贵族地主、军人集团和大企业家合作。（当然也是互相利用。）也就是说，纳粹党需要改变自己的草根闹革命的形象，寻求登堂入室。

所以希特勒需要高规格、上档次的上流社会伙伴。还有比宗亲皇子更好的选择吗？奥古斯特就成了纳粹党的吹鼓手。比方说，1932年4月的普鲁士地方议会选举中，他就是纳粹党主推的候选人。纳粹党刻意利用奥古斯特皇子在选举中拉票，还让他陪同希特勒在全国飞来飞去搞活动、演讲鼓吹。希特勒喜欢吃甜食，奥古斯特就投其所好，在陪同希特勒旅行的过程中随时准备好巧克力。奥古斯特被纳粹党授予“帝国演讲家”（Reichsredner）的称号，还创造了一句奴颜婢膝的名言：“希特勒领导，霍亨索伦跟随。”他显然有所企图，也许是希望纳粹党会把他扶到皇座上去：“我要尽可能和希特勒搞好关系……毕竟我是霍亨索伦的马厩里最好的骏马。”[1]

皇子在公共场合的露面，让一些原本对纳粹党持不温不火态度的社会阶层逐渐被吸引过去。当时一位政客说：“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政治运动，不可能是不可靠的。”而出身上流社会、后来一度成为希特勒亲信的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ErnstHanfstaengl，1887—1975）这样回忆奥古斯特·威廉皇子对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我接受了[纳粹]运动。我想，如果一位前皇室成员都愿意加入它，那么我们就有更多希望把它约束住。”

威廉二世在阿默龙恩，第一张蓄了大胡子的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廉二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威廉二世对希特勒的“伟大成就”更是赞不绝口。他认为是英国的“可耻的、犯罪的”政策导致了战争，并表示：“愿我们勇敢的陆海军挫败敌人的计划。波兰战役精彩极了。老普鲁士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指挥官们都是‘我的学派’的人！”赫米内在给一位皇孙的信中写道：“你爷爷精神百倍地跟踪着战局，对你们这些军人、元首的英明指挥与计划无比信任。”“我们丝毫不怀疑，元首会迫使奸诈的英国屈服，并为德国征服它需要的和应得的土地……皇帝对年轻的德国国防军非常自豪，看到英国遭到痛击，十分喜悦。”1940年4月德军轻松地占领丹麦和挪威，皇帝认为那是“天赐的奇迹”。

5月10日，德军占领荷兰，威廉明娜女王逃往伦敦。四天后，德军部队来到多伦宫门口，带来了希特勒的信，说要在宫门外部署卫兵以保护皇帝。赫米内写道：“第一批德军士兵来到我们门口，让我如释重负。我永远不会忘记皇帝和一名团长一起站在门口时的表情，他看上去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三十岁。”

此时，英国政府根据乔治六世国王的要求，邀请威廉二世到英国居住，遭到断然拒绝。希特勒邀请皇帝到德国的任何地方居住，皇帝谢绝了。赫米内告诉皇帝的妹妹玛格丽特：“我必须说，自1918年以来还没有一届德国政府像如今的元首一样对威廉表现出这样的尊重。”

不久之后，英军在敦刻尔克的惨败以及法国的陷落让威廉二世更是欣喜若狂。德军进入巴黎之后，他给希特勒发了贺电：“法国投降的喜讯传来，我要用1870年威廉一世皇帝的话来热烈祝贺您和德国军队在上帝佑助下取得的如此辉煌的胜利：上帝赐给我们多么美妙的转机！”

英国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单枪匹马地坚持抵抗。威廉二世起初不肯相信英国人竟如此大胆：“英国人全都是瞎子和疯子，全都疯了！”他认为这是共济会和犹太人捣鬼的缘故。

那么，威廉二世对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是怎么看的呢？在当皇帝的时候，威廉二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很矛盾的。和当时的很多右派人士一样，他满嘴都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言辞，满脑子都是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但另一方面，他和许多犹太实业家、金融家的关系相当融洽，明白这些人对于德国经济的重要性。

纳粹统治的初期，威廉二世不肯相信报纸上报道的纳粹暴徒对犹太人的种种暴力迫害，甚至说这些都是犹太人自己编造的谣言，是为了骗取赔偿和同情。但是1938年的11月9日的“帝国水晶之夜”（纳粹对犹太人的打砸抢烧）让他十分震惊。他的儿子奥威表示完全支持这些攻击犹太人的暴行，皇帝训斥了儿子，说，“每一个体面人”都肯定会谴责这些暴行是“土匪行为”。11月13日，在给英国王后玛丽的信中，皇帝表示：“我对德国近期的事件无比震惊和厌恶！”

但是，他并没有公开批评纳粹的反犹暴行。而随着战争初期德军的旗开得胜，威廉二世的反犹言论变得更为激烈和喋喋不休：“我们必须把犹太人逐出英国，就像已经把犹太人逐出欧洲大陆一样。”老皇帝或许没有亲身参与反犹暴行，但他的思想和言论，和当时的千百万德国人是一样的。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下，纳粹对犹太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

威廉二世于1941年6月4日在多伦宫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在晚年患有多种疾病，所以走得并不让人意外。一位忠诚的亲信记录了他的最后时刻：“皇帝陛下对德国的无比热爱在他临终前一再表现出来。在最后的痛苦开始一小时之前，他还在告诫我们要为了祖国战斗到底……他最后的祈祷是献给德国的。”

威廉二世的葬礼宾客，戴羽饰的老人为马肯森元帅，他身后的海军将领为丹施

皇帝的葬礼于6月9日在多伦宫举行，有五十九位皇亲贵胄参加，包括皇帝的妹妹玛格丽特、皇储夫妇、另外四位皇子，皇帝的女儿女婿等。德国国防军派了一支仪仗队和一支军乐队，演奏了皇帝生前自己挑选的巴赫的曲子《当我必须离去》（Wenn ich einmal soll scheiden）和马丁·路德创作的赞美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尽管此时德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但柏林方面还是派遣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去参加老皇帝的葬礼：保罗·冯·哈泽（Paul von Hase，1885—1944）将军代表陆军，赫尔曼·丹施（Hermann Densch，1887—1963）将军代表海军，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1879—1972）将军代表空军，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1887—1945，军事情报局局长）代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帝国驻荷兰专员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1892—1946）代表希特勒本人。赛斯-英夸特在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和普鲁士最后一位国王的棺材上敬献了希特勒送来的巨大花圈。第二帝国时期的老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1849—1945）是贵宾。

出席葬礼的这些人当中，有几位在几年之后因为反对希特勒而被处决（哈泽和卡纳里斯），也有的成为纽伦堡审判的战犯（赛斯-英夸特）。

威廉二世在荷兰的二十多年流亡生活，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光彩的。他虽然在希特勒那里碰壁，但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和种族政策是赞许的，这体现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在思想上的很多延续性。而他没有亲身犯下战争和种族灭绝的罪行，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权力，希特勒对扶植他复辟完全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