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八）_风闻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八）

八、铁原阻击战

这场关系到此刻朝鲜战场命运的战斗发生在第五次战役的末期。

志愿军第63军在持续十三天的战斗中力挽狂澜，两万多官兵用简陋的步兵武器成功抗击了武装到牙齿、以美军为主体五万多联合国军的进攻，把范佛里特挡在了铁原城以南，为东线志愿军主力部队转移到铁原以北构筑新的防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铁原阻击战的参战部队，在历史的重要关节点，真正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6）。

第五次战役是运动战时期，我军参战部队最多、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惊险的一次进攻战。在《彭德怀自述》中谈到，老总当时最大的担忧就是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准备进行的“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战争企图。为了挫败敌军这一阴谋，志愿军提前发起了进攻。

此时，彭总已经拥有“中朝两军兵力已达到130万人（志愿军95万，包括77万作战部队）。其中志愿军第一线作战兵力，已有三个兵团十一个军三十三个师和三个地面炮兵师、一个高炮师，共54万8千余人，连同人民军第一线三个军团，前线作战兵力已近70万” （67）。包括新入朝的我“第二番部队”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李志民，辖第63、第64、第65军），第3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副司令兼副政委王近山，在陈大将因病未能入朝期间代行部队指挥权，辖第12、第15、第60军）和已恢复战力的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辖第20、第26、第27军），以及志愿军总部直辖最早入朝的四个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而此前在汉江阻击战损失巨大的第38、第50军已奉命回国休整。“新组建的大批特种兵相继入朝，国内部队抽调的12万补充兵（其中4万老兵）也已经全部到达”（68）。另“以志愿军三个军位于肃川、元山、平壤地区，人民军两个军团位于淮阳、沙里院地区，分别担任反登陆和反空降任务”（69）。

在战役指挥上，这次战役区别于前四次战役的最大特点是，志司不再直接指挥到军，实行志司→兵团→一线各军的三级指挥架构（指挥链）。这次战役主要围绕半岛的“中部走廊”展开，该走廊位于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有华川、春川、洪川、横城、原州、策川等城镇。

“联合国军”方面，包括美第1、第9、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1、第、第3军团及仆从国的部队（分）队，其中出动旅级建制的有英加土三国、营级建制的有法比澳新菲希埃塞等七国。其第一线兵力为12个师另2个旅，第二线和后方兵力为5个师又1个旅及1个团。以美骑1师、美空降第187团及南朝鲜军第2师为预备队。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我右翼杨兵团第63军成功突破临津江，第187师（师长徐信）在雪马里歼灭了英国第29旅格罗斯特营（英“双徽营”），生俘63名英军的著名战斗英雄刘光子就出自这场战斗。但随后跟进在白天渡江的第64、第65军五个师、六万多人，“拥挤在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炮兵、航空兵（美1军队属炮兵、美海军在西海岸的舰炮和美远东空军）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第64军也打出了著名的“道峰山英雄支队”并“突入敌纵深达25公里，严重威胁‘联合国军’侧后”。

左翼宋兵团“歼灭美第24师、韩6师各一部”，并指挥第39、第40军分别“前出至‘三八线’以南沐洞里地区”“华川以南原川里地区”，从而“胜利完成战役割裂任务”。

然而，中央王兵团的突破不太顺利，在“在哨城里、宝藏山、永平地区等地与敌形成对峙”。

这样，志愿军“连续作战三昼夜，虽在加平方向打开战役缺口，对西线‘联合国军’翼侧造成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机会已失，同时战士自身携带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主力遂于4月29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阶段作战。此阶段作战，共歼敌2.3万人”（70）。将敌军从此前占领基本覆盖三八线的“堪萨斯线”，击退到以南的地区。

为了实现消灭美军三个师的战役决心并扩大战果，彭总根据此时战线呈现出“西南向东北斜线态势”的新态势，决心将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打掉东线突出的南朝鲜军主力（位于县里地区的第3、第5、第7、第9师以及首都师和第11师）。

从5月16日黄昏开始，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歼灭大量敌人，多支部队突入敌军纵深，其中第12军第31师第91团（团长李长林、政委张士诚）甚至一直插到了三七线以南，位于下珍富里以北三巨里东南的兄弟峰地区，并正在准备攻打南朝鲜军第三军团的指挥部，就是那个不久之后被美国佬作为“客人”直接“解散”主人家的部队。

此时，“中朝人民军队经过连续作战部队相当疲劳，前线各军大部已断粮，继续进攻已有困难。加之战役未消灭美军师、团建制部队，为保持主动，使主力休整，遂于5月21日停止进攻。第二阶段作战共歼敌2.3万余人”（71）。

5月21日，志司下达了前线各军迅速后撤，转向三八线附近进行防御的命令。“决定主力北移‘三八线’南北地区。为掩护主力转移和休整，各兵团留１个师至１个军的兵力，进行机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72）。

开战前，正当美军的“勇气行动”还在进行时，因超越美国军人的政治规范，不断叫嚣扩大战争规模的“战争狂人”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以一种颇为羞辱的方式撤销了其在海外的一切军政职务。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中将被任命为远东盟军陆军司令、远东盟军总司令、美驻日占领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他随即推荐因马歇尔将军把一位同名醉鬼与本人搞混而一直郁郁不得志，但在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让美军第29师在瞬间“苏醒过来”、并在希腊剿灭了希共领导的游击队的西点校友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接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此时李奇微的“磁性战术”愈加成熟，同时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其实就是学习我军的迂回穿插战术，运用坦克、炮车并搭载步兵组成营连级的摩托化“特遣队”，如美骑1师骑7团突击队、美25师“德尔温”装甲支队、美10军“牛曼尖兵”特遣队等，“主要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分）多路向我实施反扑”。敌利用志愿军回撤途中战线上的空隙深入到我后方，“造成了我军在转移初期十分被动的局面，中部战线出现了一时的混乱”（73）。

这给我军在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和损失。到5月24日，“12军军部和下属2个师、27军主力和60军180师被美军截断在三八线以南”。然而，这三支部队除180师大部损失外，其他的老部队都顺利撤了回来。

这就是铁原阻击战发生时的军事背景。

铁原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地处山地丘陵地带，是江原道铁原郡的郡治。有三条铁路在此交汇，分别向南通向汉城、北方的元山和东边的金刚山。这里毗邻三八线，也是前出三八线便捷的交通枢纽。往北则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非常适应美军装甲部队作战。

附近的物开里是战前志愿军最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志愿军总部所在地空寺洞，距此也不到50km。

在李奇微发动“撕裂行动”的次日，彭总即准确判明了范佛里特的主攻方向，直接电令在战役前期打得十分惨烈而奉命先期撤回后方休整的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南进至铁原城南构筑防线并坚守15天，以保证大部队转移并构建新战线。

老总给杨得志兵团的命令是“死守铁原15至20天”（74），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甚至不惜拼光63军，也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让美军进入铁原城。志愿军总部指示兵团，“你们应令第187、189两个师各一部迅速向南挺进，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该两师主力争取时间在预定地区抢修工事外，应令军直和188师一部在铁原志司指定地区和内外石桥西北地区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并令188师在朔宁及东南地区做坚决战斗的准备”（75）。据总部军官后来回忆，在铁原阻击战日日夜夜的每个晚上，彭总都在距铁原不到50公里的空洞寺总部长时间默默无语眺望南边的战场，人也变得格外憔悴。

入朝前，西北野战军第19兵团部署在大西北地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作为志愿军的二线部队，经陇海-津浦线输送到山东曲阜地区，进行整训并换装苏式武器。其间，总司令曾亲自前往此地看望部队官兵，并就入朝作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第63军的前身是华北军区野战军三纵，首任司令是著名战将郑维山（时任19兵团副司令）。“在解放战争中是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头等主力部队，其师级以上干部都是作风过硬的红军干部”（76）。经在东北补充新兵（其中翻身青年农民占到了部队员额的1/3）后，部队齐装满员，有4.2万余人。不过经过前期作战，进入铁原防区时全军仅约2.4万人（其中189师1.4万人）。

“铁原阻击战是63军军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77）。军党委要求“全体指战员勇于挑重担，勇于打恶仗，不叫苦，不叫累，不怕孤军作战，不怕流血牺牲，发挥独立作战能力，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上，要机智勇敢，活在阵地上，战斗在阵地上，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78）。

在链川、铁原地区宽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防御正面上，我志愿军面对的是作为联合国军进攻右翼的美骑1师、美25师，英28旅、29旅和南朝鲜第1师，加拿大旅等部（79）兵强马壮的五万余人。

对此，傅崇碧将军的战场布势是将部队摆成“倒品字”型，其中右翼是以种子山为核心阵地189师、左翼是以高台山为重点的188师，187师位于二线。军部决心“集中兵力兵器于中央防御地段，在第一道阵地阻敌10天，在第二、第三道阵地节节抗击阻敌5天以上，‘无军命令，不准撤退’，坚决完成志愿军司令部赋予的任务！”（80）。

189师政委、代师长的蔡长元将军所部，在战斗打响后首先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他针对美军一贯采用的逐次推进、绝不暴露侧翼的战术特点，发明了一种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撒豆为兵”的新战术。即将所属部队以营连排为单位，在防御正面分散形成了两百多个“钢钉”式阵地（有的阵地甚至只有一个班）。目的就是在减轻敌火力杀伤效力的前提下，尽量迟滞敌人的推进速度，他将此谓之“舞动的链条”。

前沿部队“在若干个点，布置三人组成的战斗小组，以前线战士中的党员为中心、老兵为骨干，带动新兵”（81）以坚决落实这一战法。这完全依赖于志愿军官兵的革命觉悟和牺牲精神，是以血肉之躯作为一颗颗“钢钉”，面对“联合国军”不间断呼啸而至的250~500磅航弹和“范佛里特弹药量”下大口径榴弹炮带到的绝对火力优势。

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当傅军长询问蔡师长有什么需要时，得到的回答只是“请你们建筑好第二道防线”（82）。蔡长元师长（由师政委转任）率领全师成功地在种子山坚守了四天，撤下阵地时部队只能缩编为一个团。随后“撒退到链川北15里的瓦草里、道新里，布置新防御阵地”（83）。清瘦的蔡将军在这场战斗身负重伤，身上未能取出的11块弹片，伴随了他随后的整个人生岁月。

张英辉师长的188师也是这样。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使美军重兵驻足在563团（团长马兆民）坚守的高台山阵地前，始终难以逾越，8连连长郭恩志再立奇功。1连2排剩下的最后七名勇士，在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在副排长李炳群的带领下，高喊着“胜利属于我们，祖国万岁！”毅然跳下悬崖。其中翟国灵、侯天佑、罗俊成三人被崖下的树枝托住得以生存，“带伤穿越敌人的封锁，一步步爬回了自己的部队，其他五人壮烈牺牲”（84）。

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63军即将完成任务的前一两天。

绰号为“大虾”美第1军军长米切尔在正面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决定组织一支“机甲部队”，计划通过一个名叫内外加的村庄（现在韩国的内加德、外加德两个村）旁的孤山（地名），迂回到我军侧背以打破这一僵局。188师564团团长曹步墀将全团最能打的五连放在这个两百来米高的小山包上并炸毁附近水库，这七十多名指战员使米切尔始终寸步难行。

在美军快要接近铁原城时，在6月9日的傍晚，傅崇碧指挥队属炮兵和总部加强的“喀秋莎”火箭炮营对美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从而再次赢得了一天宝贵时间。

此战，63军“共毙伤美军1.5万余人”（85），第187师第561团3营被63军授予“守如泰山”锦旗一面。

第63军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转移阶段，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联司）部署执行防御任务的部队有志愿军的64军、63军、26军、20军、15军，后又补充65军共六个军，人民军的第5、第2、第3军团”，此后，还有“在后方执行建立防御体系任务的志愿军47军、42军、26军、20军、27军”（86），其中，第20、15军分别在华川、芝浦里地区同时执行阻击任务。

从1951年5月27日~6月10日，经过十三天血与火的拼杀，当63军撤到伊川休整后，部队伤亡很大。“其中第188师563团入朝时的兵员为2700人，但经铁原一战后只剩下了266人”（87）。经统计，战后“63军全军还剩14000余人”（88）。随后，志愿军总部给受伤苏醒后对彭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兵”的傅崇碧军长，补充了两万人，其中不少是老兵。其中“给一八九师补充第一野战军1个建制营和新兵4843人，全师基本满员”（89）。

此时正准备回国汇报工作的彭总，临行前亲自前往部队驻地看望这些九死一生的官兵。一向严肃的志愿军统帅，向这些衣衫褴褛、手握弹仓空空武器的勇士们，讲了令官兵们终生难忘的一句话：

“祖国感谢你们！我彭德怀感谢你们！”

5月27日，中朝人民军队迅速将志愿军第63、第64、第15、第26、第20军及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的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组织防御。28~30日，第65军、第20军分别向进攻涟川之美第1军、进占华川地区之美第9军实施反击，各歼其一部并收复华川。

6月1日，志愿军第47、第42、第20、第27军开始于新幕、伊川、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纵深防线。10日，我军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敌军阻于“三八线”附近之汶山、高浪浦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90）。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中朝人民军队共投入了十五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50天，毙伤俘敌人8.2万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时的被动局面，锻炼了新入朝的部队。经过这次较量，“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被迫接受停战谈判（91）。我军各级指挥员也从中进一步加深了对抗美援朝战争军事属性的理解，进而开始适应这场现代化战争并逐步转向主动。

是役，“我军亦付出相当代价，战斗减员达8.5万人”（敌我伤亡对比1：1.038）（92）。

后来，毛主席在谈到此次战役的失误时曾经说过，“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但又不能负全部的责任”，还少有自责地讲，这场战役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