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滚出中国，是最大的笑话_风闻

作者 |岩蕊

来源 | ins生活原创

　　10月初，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迎来了100岁的生日。

　　有媒体晒出了生日宴的视频，视频里杨振宁穿了一身蓝灰色的衬衣，虽然头发鬓白，但开席前的讲话，依然声音洪亮，精神气十足。

　　身边的妻子翁帆穿着简单干净，笑容随和。

　　18年前，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翁帆。

　　这段相差54岁的忘年恋，一度遭到了很多人的恶意揣测，甚至还有人编造出，翁帆父亲娶了杨振宁孙女的谣言。

　　而这一谣言出现时，杨振宁的孙女才7岁。

　　伴随着婚姻出现的一些尖锐声音还有「比肩爱因斯坦，为什么我还不知道他的成就」、「滚出中国」、「老了才回国，是来圈钱的吧」……

　　但除此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20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史上，仅次于爱因斯坦的世界级物理大师之一。

　　他们在误解的同时，也由此遗憾地忽略了杨振宁传奇的一生。

　　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在这张全球最顶尖物理学家的合影中，杨振宁可是C位中的C位啊。

　　上一个在最中间的还是爱因斯坦。

　　很多人可能会问：

　　「既然杨振宁这么牛，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

　　因为他研究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东西。

　　所以，他的学术成就注定很难达到人人皆知的程度。

　　科学领域最著名且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期刊《Nature》，曾评选了人类过去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包括我们熟知的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等，而杨振宁是其中唯一一位在世的中国物理学家。

　　1945年，22岁的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的公费留学，从而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次离开中国，要26年后才能再次踏上故土。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书的7年时间里，扎实地学完了理论物理，也奠定了他接下来的路。

　　到了芝加哥大学后，他很快便成为了**「明星学生」**。

　　因为考虑到实验技巧对中国更有帮助，所以一开始便做起了实验物理方面的研究。

　　但杨振宁却觉得自己工作得并不如意，他逐渐发觉自己似乎在实验方面并不擅长，总是显得笨手笨脚。

　　「哪里炸得乒乓响，哪里准有杨在场」，这也成了同学们一时的笑谈趣事。

　　杨振宁有次做实验时，不小心用带有高压电的器材触到了同学寒春的手，寒春手上就此留下了一道疤，之后一见到杨振宁在做实验就害怕。

　　有时他做实验还会碰到加速器电路问题，会漏气，而其他同学往往两分钟就能找到漏气处，但杨振宁2小时都找不到。

　　泰勒察觉到了杨振宁的苦恼和不安，就建议他专心做理论物理的研究并愿意当他的导师。

　　杨振宁曾经在西南联大做学士论文的时候，在父亲杨武之和吴大猷的引导下，学会了应用群论。

　　泰勒建议杨振宁将一个猜想用数学里的群论证明表示出来，并写成博士论文。

　　两天后杨振宁就交了，「1、2、3，就3页！」

　　泰勒说：「这篇论文好是很好，但是你能写得长一点吗？」很快，杨振宁又交上了一篇，7页，泰勒有些生气，让他「把论证写得更清楚、更详细一些」。

　　杨振宁和泰勒争论一番后走了，又过了10天，交上了一篇10页的论文。

　　这次，泰勒不再坚持，而杨振宁也由此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在费米和泰勒的推荐下，又去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

　　在那里，杨振宁还与仰慕已久的爱因斯坦成为了同事，并在统计力学方面和爱因斯坦有过短暂的交流，这是杨振宁一直都感到自豪的地方。

　　在这段时间里，物理学中对称性问题的研究，成为了杨振宁最喜欢和最主要的研究领域。

　　他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但遗憾的是他每一次的努力，都在同一个地方卡了壳。

　　直到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遇到了同一办公室的米尔斯。他也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便与他共同讨论。

　　与米尔斯讨论的过程中，他不再卡壳了，而且越讨论方向越清晰。

　　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终于合作发表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也称作**「杨-米尔斯场理论」**。

　　当然，他也没有因此停下物理学的研究脚步。

　　此后几年，杨振宁又和李政道一起，没日没夜地讨论、推演，没草稿纸时甚至会用手指在空气中凌空计算。

　　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这两个极端聪明的年轻中国人在一起，即将开辟物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左：李政道 右：杨振宁）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

　　这个发现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李二人获得诺贝尔奖时，均是中国国籍。

　　一个影响如此重大的理论，从提出到获奖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在诺贝尔颁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获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国内立即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颁奖现场）

　　但在颁奖典礼上，杨振宁却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句：

　　「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物理学的巨大成就只是杨振宁的一半，而另一半是他的爱国情怀。

　　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这个举动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产生了极大影响，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

　　而身在大洋彼岸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深感振奋，自1945年赴美留学以来，回国探望一直是他20多年未尽的心愿。

　　（诺贝尔物理奖颁奖现场）

　　1971年，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则美国政府公告，「将中国从美国公民不可访问的国家名单中取消」，他从中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外交关系有所「解冻」。

　　他便立刻写信给在上海的父亲，表明了自己回国探亲的计划。

　　但因为中美尚未建交，无法帮他办理签证。杨武之接到儿子的来信后，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告诉杨武之，欢迎杨振宁回国探亲，请他到加拿大或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

　　7月19日，杨振宁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巴黎至上海的飞机，前往阔别26年的祖国。

　　杨振宁在上海看望了父母，重访了出生地合肥。之后，便来到此行要重点访问的北京。

　　当时，接待人员请杨振宁列一份想要见面的人员名单，他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多年未见的好友邓稼先。

　　杨振宁与邓稼先是安徽老乡，他们的父亲均在清华大学任教，儿时的杨振宁与邓稼先，经常在清华园一起玩耍。

　　「清华园里每一棵树我都爬过，清华园里每一棵草我都曾研究过。能在一个学术环境浓厚的氛围中成长，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极大的幸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经湖南、广西，一路南迁来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此时，带着妻儿返回安徽老家避战的杨武之也决定将全家迁到昆明去。

　　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杨振宁在高二16岁的时候，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杨振宁和邓稼先也都是同学。

　　1948年，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和邓稼先同去美国。当时杨振宁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留校当讲师，月薪是375美元。他帮邓稼先申请了普渡大学，还资助了一些邓稼先出国的经费。

　　邓稼先只花了一年多就读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就坐船回国。

　　1958年，邓稼先被任命为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在原料、设备、科研人才，都极度缺乏的艰苦条件下，他带领团队进行了上万次推算，终于叩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但美国的报纸杂志也充斥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消息，除了说邓稼先是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外，还有一个消息让杨振宁半信半疑。

　　落后就要挨打，杨振宁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希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

　　但由于两人的交情很深，在北京见到邓稼先后，他一直不知该如何开口。

　　终于在机场要离开北京时，他憋不住了问邓稼先，「美国的报纸上讲，一个美国人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设计，是不是真的？」

　　邓稼先当时没有回复，他需要向组织上验证这件事。

　　第二天晚上，杨振宁在上海参加宴会，饭吃了没一会，便收到一封来信。

　　打开信封，是邓稼先的笔记：

　　「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确实没有美国人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

　　在那封信的最后，邓稼先写道：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邓稼先是在提醒老友，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应心系祖国，为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杨振宁拆完信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去洗手间平复心情后才回到饭桌。

　　此次来华，杨振宁切身感受到，中国26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看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以及科学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回到美国后，杨振宁在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演讲，将自己此行所见的巨大变化，归结为中国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

　　他还特意用英文翻译了毛主席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对于科学界来说，杨振宁1971年来华访问，可谓一次「破冰之旅」。

　　然而，在中美两国尚未建交的背景下，杨振宁一回到美国，便遭到了审查和盘问。

　　之后杨振宁的每一次回国探亲访问，回去后都有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人，找他了解情况。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第二次来访新中国的杨振宁。

　　会见期间，周总理诚恳地请他对中国教育和科研提些建议。

　　杨振宁回国后，观察到一些大学里的老教授坐成一排，一起把框里面的电阻给分开。

　　他告诉周总理，要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不要浪费时间和人才。

　　当时，杨振宁没有想到，他向周总理提出的建议，影响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命运。

　　1973年5月，杨振宁得知父亲杨武之病危的消息，迅速回国探望，杨武之疲惫地睁开双眼再三嘱咐儿子，科学家不能只去研究科学，要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

　　这是老一辈人的家国情怀。

　　两个月后，杨振宁第四次来华访问。

　　这次，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拜会毛主席。

　　7月17日，杨振宁的愿望实现了。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会见外籍华人科学家，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对此次会见进行了报道，多国记者也争相采访杨振宁，希望了解会面的情况。

　　随着中美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两国关系越来越受到海外华人的关注。

　　1977年，杨振宁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并自费8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敦促两国建交，他还特意在这封信的旁边加了八个汉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1月30日，杨振宁和其他华人组织设宴招待邓小平副总理。席间，杨振宁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词，他发自肺腑地说，因为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我们对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

　　除了外交关系，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也是杨振宁长期的关切。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引下，全国掀起一股热爱科学、投身科学的热潮。

　　而此时，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他时刻心系祖国的科技发展。

　　杨振宁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资源，得到了香港、美国华人的资助，设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各界学者去美国深造、合作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航空、交通、核能、电力、历史……

　　为了能够及时募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杨振宁花费了很多心血。

　　当时，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都是杨振宁从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钱带回来。有一次他怕他们换不开，把钱都换成一捆捆的20美元，装在包里。

　　还有一次在美国时，杨振宁自己开车去China town演讲。当时，他还发着高烧，但因为香港那些有钱人来了，他得赶紧去开着车给人家谈怎么捐钱。

　　他不光为中国教育保住了人才，在外还处处护着祖国。

　　1957年主持人介绍他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立即举手说：

　　「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中文大学很早就想授予杨振宁名誉博士学位，但杨振宁一直没有接受。

　　因为在1997年之前，授予仪式上有一个英国传统，接受荣誉学位的人要到英国校监面前鞠躬，然后校监拿一根小棍子在接受者头上敲一下，而杨振宁不愿意对着英国人行这个礼。等「香港一回归，校监是中国人了，他立即接受了」。

　　从1981年到1992年，杨振宁设立的12项奖金，资助了80多位访问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以及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谷超豪，这些优秀人才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杨振宁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讲学邀请，1996年，他接到了一份来自清华大学的邀请。

　　清华希望他能回来，参考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这个要求，杨振宁当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毕竟这是他从小到大生长的地方。

　　1998年他又在香港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陆续捐赠600万美金的科研经费，同时他把美国的房地产卖了，无偿为国内各顶尖高校建设几十座实验室。

　　他还以清华名义发表了30多篇SCI论文，将清华的物理研究领域提高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杨振宁不断说服世界顶尖科学家来中国发展，比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他是图灵奖唯一的华人获奖者，他创办了清华引以为傲的「姚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计算机科学的顶尖人才。

　　1999年1月，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正式退休。

　　退休后的杨振宁，希望更好地为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落叶归根的想法便愈加坚定，而清华大学自然成为他首选的居住地。

　　2003年12月，杨振宁正式回国，定居在幼年成长的清华园，他将住宅命名为「归根居」，并写下《归根诗》，在这首诗的最后，杨振宁用**「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展望落叶归根后报效祖国的情怀。

　　2004年9月13日，82岁的杨振宁，还在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为一百多位大一新生讲授《普通物理》，他从秒、光速等最基础的物理量开始讲解，强调数学和物理的关系。

　　杨先生在讲台上，根本不像一位老人，更像是一位，很想表达自己观点的中年人。

　　在95岁之前，他每天早晨都会来办公室查阅资料，与后辈进行学术交流。

　　2017年，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回归中国国籍。

　　杨振宁曾经说，「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202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建校110周年校庆。5月14日，99岁的杨振宁为支持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特意将办公室和资料室内的图书、文章手稿、来往书信等资料共计2000余件，无偿捐赠给清华大学。

　　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凝结着杨振宁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智慧，承载着他对清华大学的深情厚谊和殷切期许。

　　如今100岁的杨振宁再提到昔日好友邓稼先，他说：

　　「稼先，我懂你『 共同途 』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50年是符合你『 共同途 』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这一年，是邓稼先去世的第35年，而杨振宁也依然在「共同途」的这条路上走着。

　　（左：邓稼先 右：杨振宁）

　　2007年，杨振宁在自传集《曙光集》的前言中写道：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长夜。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短短10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两年中国的外交、国防等更是进入了新的时代，曙光已转为晨曦。

　　2018年，《晨曦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杨振宁很喜欢「晨曦」这个词，因为它寄托了自己一生的期望。

　　十几年前，杨振宁曾说「我看不到天大亮了」。

　　十几年后，他在采访中说「我想今天应该可以说『我已经看见天亮』。」

　　如今100岁的杨老常常拄着手杖走在清华的校园中，脑海里儿时的记忆不断浮现。

　　他的人生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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