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上八里桥往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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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赋予了它们全新的使命，从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火种和民族的象征。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奇迹。最北段通惠河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春由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这条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人工河道是“上自昌平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清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大都城西北积水潭，东南出大都城东之文明门，延伸至京郊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元史· 卷六十四· 志第十六· 河渠一》）。河道开通后，南方的物资通过这条生命线不断输入北京，为元明清时代京师的发展提供最便捷的物资运输渠道，也给都城百姓提供了生产、生活的保障。

　　元明两代利用北京西北角燕山山脉的泉水，经过玉泉山、长河等导入北京城中，再经由通惠河连接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桩

　　在这条十分重要和著名的漕河上，**永通桥是大运河北京地区段唯一的一座大型石拱桥。**明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简叙其历史背景与所处的位置：

　　通惠河，在州城西，即大通河也。自京城东至州城南，会于白河，又南会直沽入海，凡二三百里，俱曰通惠河。元至元十七年，浚通州运河，即此。今城西六里有永通桥，跨通惠河之上，明正统十三年建。

　　顾祖禹称永通桥距离城西六里，乃是因永通桥距离通州东门六里，又因永通桥距离通州中心最高点观音塔八里，所以俗称八里桥。开凿后的通惠河，两岸坡度较大、河水湍急，大大加快了漕船行进的速度，但跨越河上的永通桥，原是一座简单的木桥，严重影响了被明人称为“陆运京储之通道”的畅通。

　　永通桥文保碑

　　明英宗正统初年（1436），内宫太监李德禀奏明英宗，建议改建高拱石桥，英宗准奏。正统十一年（1446）八月开建，到正统十三年（1448）十二月石桥竣工，英宗赐名“永通桥”。

　　通惠河上的一座木桥改为石桥的基建工程，竟然“惊动”当朝皇上，先是准奏，后又赐名，其间有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靖难之变，燕王以叔父藩王身份起兵，夺去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明朝皇位帝系由长子朱标一系转为朱棣一系后，新皇帝朱棣以种种借口常驻自己的大本营北平，燕王旧地事实上成为整个明廷中枢的驻地，北平因而被称为“北平行在”。明成祖朱棣大力改建原北平城，陆续建设宫室与坛庙等皇家建筑，为正式迁都做准备，直至永乐十九年（1421），他下令迁都北平，也只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并不是定都的标志，北平仍是大明帝国“行在”，南京才是国都。甚至，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相继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地区建设陵墓，意在大明天子永驻北平，但是也没有从法理上宣布正式建都北平，“北平行在”在法理意义上依旧是临时国都的性质。

　　永通桥护栏神兽

　　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初一日，英宗御朝亲政的当天，才正式颁旨易“北平行在”为北京（顺天府），正式定都北京，并把朱元璋所定都城称为南京（应天府），仍然留有六部等中央机构以及京城全套衙署，这是明代两都体制的正式形成，明廷从法理上宣布北京为大明朝的国都。通惠河上的永通桥，既方便了京师文武百官和百姓的出行，是京师地区地标性的建筑，也是为配合明廷正式迁都北京的一项政治工程。

　　正统十三年（1448）永通桥完成后，英宗请大臣李时勉作《敕建永通桥记》：

　　朝廷迁都北京，建万世不拔之丕基，而漕运实军国所资重务也。故兴役万夫，齐奋并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绪。桥南北五千尺，为水道三券，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锢以铁券、水石，护以铁柱，当其冲桥。东西二百尺，两傍栏槛，皆以石为之。作二牌楼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祀河神，而以玄帝镇之经。

　　永通桥因占据京师东面水陆路要冲，是为北京地区东面道路咽喉。因其位于距通州城中心最高点观音塔八里处，俗称“八里桥”。其长50米，宽16 米，中券高大，高8.5 米，宽6.7 米，漕船等船过券洞时不必低帆，可以顺利直行；侧孔低小，高3.5 米，阔3.5 米。永通桥远望之若长虹卧川、月轮堕水。桥东西两边建成时有牌楼，附近有河神庙，桥上望柱有狮子雕刻，两边驳岸有镇水兽等雕刻，惟妙惟肖，总体非常壮观。

　　永通桥石桥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京师东面的交通问题，顺带整修了两岸景观，为都城近郊通惠河增加了一个美丽壮观的景点“长桥映月”，是为明清两代的通州八景之一，与北京西南面卢沟桥之景观“卢沟晓月”相称。老北京因京东八里桥与京西卢沟桥、京北朝宗桥并立于京畿地区交通要道，有“京师三桥”之说。清代乾隆进士陈昌图一次泛舟通惠河有诗曰：

　　春日泛舟通惠河

　　唤得沙棠稳趁流，绿波瀰瀰接皇州。船如天上坐原好，水似江南涨不收。香稻云帆输历历，长虹月影浸悠悠。（原注：长桥映月为通州八景之一，盖指八里桥也）巨川舟楫凭康济，蓄泄关心记旧游。

　　陈昌图是南方杭州人，但见通惠河“水似江南”，可见当时水量之大。运输贡粮的粮船通过八里桥，倒映在河水中，随着运河中波涛悠悠而动。

　　清代道光进士李焕文也在其《长桥映月》诗中写道：

　　湖溯昆明引玉泉，虹桥八里卧晴川。石栏拥似天衢入，画舫摇从月窟穿。万斛舟停芦荡雪，百商车碾桂轮烟。渔灯蟹火鸣征铎，惊起蛟龙夜不眠。

　　此诗以白描的手法，把通惠河与八里桥作了简述，河面千帆竞发，运粮船只川流不息，夜间灯火通明，十分震撼，表达了作者对“长桥映月”美景的赞誉之情。

　　永通桥石狮

　　作为通州八景之一的永通桥不仅吸引明清朝很多人慕名参观。还得到周边国家友人的高度称赞。清乾隆时，朝鲜使节朴趾源第一次来到北京，见到永通桥后，极其震撼，留下这样的记载：

　　行至永通桥，一名八里桥也，长数百丈，广十余丈，虹空高十余丈。左右设栏，栏头坐数百狻猊，雕刻之工类圆章细钮。桥下舟楫直达朝阳门外，复以小船开闸理酒，以入太仓云。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率。

　　在朝鲜使节朴趾源关于永通桥的记录中，永通桥有数百丈，不符合事实，但也足见永通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这座明代建成的永通桥，至清乾隆时期风采依旧。桥下千帆竞渡，桥上车水马龙。永通桥建成后，明廷一鼓作气，把永通桥连接起来的京师朝阳门至通州的原夯土路，铺设了石板，全面提升北京城到通州的陆路交通线路，却因而忽视了对通惠河疏浚。在国事蜩螗的明末，通惠河还是摆脱不了逐渐淤塞的命运，运力逐年下降，明初设计时应有的漕运能力，再也没有发挥出来。

　　永通桥岸边镇水兽

　　其实，早在明朝永乐年间，通惠河的运力即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北平行在上百万人的物资供应。永乐二十一年（1423），平江伯陈瑄曾建言:“每岁馈运，若悉输京仓，陆行往还八十余里，不免延迟妨误。计官军一岁可三运，请以两运赴京仓，一运贮通州仓为便。”多年以后的成化八年（1472），在确定漕运粮食定额后，又有“正兑入京仓，改兑入通仓”的说法，一部分漕粮安置在通州粮仓，大部分用陆路运输到京，而永通桥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尽管当时通惠河淤塞还并不十分严重，明人已经认识到通惠河的运力的局限。这也是正统年间明廷建设永通桥，从而改善京师至通州的陆路交通动力和决心所在。

　　清朝建立后，顺治帝建都北京，通州道路依然是国门咽喉，永通桥及京师与通州道路，仍旧是新朝门面。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令户部筹资修缮永通桥，并重修京师与通州道路。为记载彰扬此事，雍正皇帝亲自撰文，在永通桥东立了“御制通州石道碑”。此碑高约5 米，宽1.63 米，碑砆（石座）高约2 米，总高近7 米，蔚为壮观。正面雕镌满汉两种文字。雍正御制石碑虽已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雨侵蚀，但至今螭形花饰、赑凤雕形，依然完整无损，安静伫立在永通桥附近，为过往行人诉说着历历往事。

　　御制通州石道碑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突破清军大沽口防线，准备一举向北京进发。当时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大军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其率领的马步队1.7 万人驻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向通州及京师的大道，其中张家湾驻马步队1000 人，副督统格绷额统带大队3000 人驻张家湾东面和南面，准备正面迎击来犯之敌。在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和马驹桥东南的采育，分驻马队2000 人，以防联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进京。直隶提督成保率4000 人防守通州，礼部尚书瑞麟率京营8000 人、副督统伊勒东阿带马步队4000 人守八里桥，光禄寺卿胜保率京营5000 人驻守定福庄，以备增援。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里桥这个词频频出现在紫禁城与英法最高国防会议的文件上，成为当时世界新闻的焦点。据清进士唐鉴回忆，僧格林沁因为八里桥高大雄伟，又是京师——通州交通孔道，特意把部分炮台安置在八里桥上。清人唐鉴说，“通州之西，有八里桥。庚申之变，僧邸海口之防，为汉奸所误，乃致败衄。退至此桥，据桥为炮台。及战又败，遂不支。至今桥东面石栏缺折，乃为炮所伤者，存之亦折槛之意欤”。僧格林沁过度迷恋蒙古、满洲八旗骑兵的力量。他以设在八里桥简易炮台为后盾，指挥两万多骑兵在广袤的平原上，向着英法联军阵地冲锋。却不知英法联军的各种火器在开阔的视野下，更能够发挥现代化武器的威力，而且八里桥上安放的清军火炮也不是英法联军先进滑膛炮的对手，如唐鉴所说，八里桥东面栏杆皆被联军精准炮火所损毁。此战中，在英法联军最先进的滑膛炮和线膛步枪的攻击下，清军马队冲锋被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这些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骑兵勇士，他们依旧在前仆后继地冲锋着，甚至逼近了敌军阵地50 余米的距离。可惜的是，这50 米的距离，成了清军无法逾越的鸿沟，也成了八里桥抵御外侮的绝响。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击退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后，轻而易举就来到了北京城外，吓得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无人防守，随后英法联军以种种借口，劫掠焚毁圆明园，成为中华民族伤心之最痛处。

　　光绪六年（1880），名士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路过八里桥，感叹如此高峨威严的八里桥，为何抵挡不住联军的攻击。

　　初四日（10 月7 日）与蔡辅臣吉士、容舫侄出都，辅臣同载。至八里桥，顾辅臣曰：“此可守也。僧邸何以致败？”舆者曰：“君不见某公墓树乎？僧邸将战，先期命农家皆割新禾，守冢户皆刊林木。于是，十里之内一无障蔽，意欲便骑兵驰逐，反为英人所乘，遂致败绩。”今他冢均植新树，惟某公墓树皆截顶，望之惨然。

　　1860 年12 月22 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八里桥之战版画

　　同行蔡辅臣告诉他，僧格林沁为了马队的冲锋，把八里桥附近的庄稼、坟树等遮蔽物都砍掉了，虽然方便了清军马队的冲锋，但是为英法联军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使之瞄准射击更有准确性，可见僧格林沁对于现代化战争的一知半解。张佩纶与同行的朋友虽然批判僧格林沁统军的失误，但是他们在谈话中还是没有涉及战争胜负之深层次原因，那就是东西方政治、文化、科技制度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英法联军背后科技、军事人才培养、后勤等都非常现代化，甚至这次英法联军设置了专门前线医疗救护队，是为现代战地医院的先驱，这是用长矛大刀冲锋的清军不能比的。八里桥的清军，无法抵御英法联军进军北京的步伐，终至惨败于桥下。但是，八里桥阻击战不失为清军骑兵最后的倔强，是面对外国侵略最后的坚强。

　　结语

　　明朝定都北京，永通桥（八里桥）应运而生。它高大、雄伟、壮丽，坐落于明清两代都城北京“东门孔道”之上，是两个王朝的门面，震撼了明清两代文士与朝鲜等国使节，也成为两代文士重要的游玩和吟咏的取景地。

　　永通桥侧影

　　也正是因为其扼住交通要道，处于咽喉地位，近代以来，来自海上的侵略者无一不通过此桥进入北京，因而永通桥（八里桥）一次又一次成为抵御外侮的前线。战争炮火给它留下深深的伤痕的同时，也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击外敌入侵的精神。一直以来，这座桥与卢沟桥一样，伫立在北京的周围，拱卫着京师的安全，它们的命运与古老的北京城休戚相关。不经意之间，却在近代的大变局中，历史赋予了它们全新的使命，从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火种和民族的象征。从它们沧桑的容颜中，我们读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味着中华民族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