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_风闻

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预防市场失灵构成的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就业、安全与隐私、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和市场的结合等方面，没有政府的建制立规，产业转型与创新发展将受到影响。如企业转型与创新发展受到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引导以及知识产权、研发项目投入、园区布局等方面的监管。以企业科技创新为例，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条件，没有政府的制度安排、系统政策、法律保障，就难以形成“产、学、研”的组织、协调，形成创新激励机制。政府是促进“产、学、研、资、介”合作的重要保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性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通过科技创新战略政策引导大型企业，以提高整个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中小企业，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机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的重点，建立政策管理机制，以政策引导的方式促进企业增加科技创新的投入。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趋向制度安排、政策法规等方面。包括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研究开发政策、企业产品自主定价、科技奖励政策、风险投资和融资政策、减免税政策、产业政策、社保政策、技术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关税保护政策等。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政策影响依次为：科技创新政策、将技术开发经费打入成本政策、科技人员奖励政策、减免税政策、产业政策、融资政策等。从企业对政府部门的需求来看，主要包括：资助科技创新，提供技术人才和市场信息，将科技创新列入政府计划，支持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提供与国外合作机会，给予出口权和进口权许可证，减少行政干预等。

企业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主要受政策和制度、体制约束以及原始资本积累的微利因素影响，对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制度安排、政策支持等方面。企业期待政府减少不当干预，以制度、政策的调控，间接、有效干预和优质服务，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空间，为之解决风险融资、中介服务、产学研合作、信息支持等问题。这一现象，在转型过程中表现的相当突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以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以制度化建设和优惠政策配置国内科技资源和科技力量，吸引国外技术、资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科技产业带。

进入新科技革命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更为深入，更为广泛。政府公共权力的壁垒被逐渐打破，职能分工与组织结构更具有透明度及效率，政府的决策及管理形态不得不发生改变，行政监管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求通过构建灵活的治理结构，动态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新环境、新变革。为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和谐关系与规范化的互动方式，有效地吸引产学研资介积极参与，政府在优化创新体制、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要不断自我调整，适应创新网络化、生态化的新环境，满足科技企业对制度创新的要求。

 “制度性因素”的干预，既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在发达国家实行。纵观历史，美国的重大技术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尤其是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相关的研究领域。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多种技术发明与突破背后的基础研究，还有包括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和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影响科技产业转型发展及人类社会等，都与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的研究项目密不可分。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的职能不是削弱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

经济史学家Marc Law 和Sukkoo Kim（2011）就指出：“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它们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突出科技的战略地位，以巨资重点提高民用研究开发投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的力度。美国哈佛大学丹尼·罗德瑞克教授以及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教授认为，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政策不但要突破政府仅限于“竞争前阶段”扶持的界线，而且要全面参与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阶段。像当年做好社会保障建成“福利国家”那样，从更深的层面上，调整政府支持创新理念的思路以及做法。政府要深度参与创新活动，不仅是通过经费投入支持科技研发，而且在科技创新产品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同创新的科学家、企业家一起承担创新的风险，还要分享创新收益。然后再把创新的经济成果分配给大众，从而建成“创新型国家”。

以人工智能为例，美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台相关规划，制定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和法律，还建立了政府为主导的联合协同推进机制。2016年5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直属的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STC）设立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会（MLAI），该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一道组织编写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和《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通过实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明确研发优先重点，以解决战略研究目标，将联邦投资重点放在行业不太可能投资的领域，并解决扩大和维持人工智能研发人才渠道的需求。

再以Apple iphone为例，它的几乎每一项技术也都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投资资助。实际上，乔布斯是在公共投资产生的科技成果上面设计产品。如果没有静态RAM缓存、点击轮、铿离子电池、信号压缩、液晶显示器、微硬盘、微型处理器、多触摸屏、SIRI, HTTP/HTML、蜂窝技术、英特网，iphone就不可能如此智能。上述的每项技术，在其早期阶段，无一不是由政府的公共资金进行巨额投入，并由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公共组织实施研究（如表16—5所示）。类似的谷歌搜索的算法，作为其财富的源泉，也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赠款资助的。20世纪70年代生物科技的重要突破性进展表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署在计算机产业扮演的角色也绝不是孤例。Mazzucato（2016）把美国政府的这类角色定义为创造和塑形新的市场，这种市场具备点燃增长的潜在可能性，使增长更加引领创新、更加内生和更可持续。

表16—5   “智能”iphone依赖的技术背后的国家或政府机构

发展中国家处在科技产业化、市场化发展阶段，企业科技创新面临资金、信息、人才等许多困难，同样亟待政府提供部门之间的制度创新、组织协调和政策支持。如​：利用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运作的创新机制和政策；稳定和留住人才的政策环境；运用风险投资政策解决科技创新资金短缺、无形资产、知识产权评估管理等问题。

摘自隋映辉：《科技产业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