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源泉——读二十大报告的一点感想_风闻

    几天前在读这次重要会议（大家都知道是指什么）报告的时候，想起了一件往事。

    大概三十年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改革方向。随着所有制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许多人的观念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那时我还在上初中。

     有一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来我们家做客，两人边喝酒边聊起了时事。

     喝着喝着，那位叔叔带着一点醉意，语气低沉地对父亲说：

     “老兄，你说我们现在搞的这叫什么？什么都搞私有，让私人老板发财！穷的穷，富的富，这不就是两极分化吗？你说，这叫社会主义吗？要是说我们国家当时社会主义搞早了，现在要补资本主义的课，那上面就发个文件跟我们说清楚嘛，说现在就是要搞一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条件成熟再说嘛。干嘛明明搞的是另一套，还要跟大家说还是在搞什么社会主义呢？”

    父亲其实并不喜欢议论党中央如何如何，也并不同意他的话，就回应说：

    “老弟，对党你可要信任啊。”

    那位叔叔说：

    “我不是不相信党。我这是真的看不懂啊！”

     父亲说：

     “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但是要实现可不容易。毛主席那时想法很好，但人的思想觉悟不到，你就是没办法。我们过去都是在农村搞生产的，包产到户之前，出集体工，那确实有些人锄头把子顶着下巴颏儿，就是不好好干活。你怎么办？不改革行吗？没有哪个愿意退回去搞资本主义，我们已经搞了社会主义，都知道社会主义好嘛！但总要有一个合乎实际的搞法……”

    当时我在旁边听着，感到那位叔叔说得很诚恳，也有他的道理，但我当然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话当然不能完全打消那位叔叔的疑虑——我一直记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过“对于那些怀疑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我们不能拿空话答复他们，而要用成百上千的事实回答他们”。

   三十年过去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应该说我们是看到了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的。

   赞比亚社会党主席弗雷德•曼贝这样谈到了他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解：

   “要在一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向资本主义做出一定妥协，才能取得进展。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你一只脚站在过去，一只脚迈向未来，身体则处于现在，这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姿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大量的智慧来做出必要的妥协。这就好比，你头痛时吃2片扑热息痛或止痛片可以缓解疼痛，但如果你服用10片、20片或3400片，你就会死。判断应在何种程度上妥协、在何种程度上坚持是很困难的，只有出色的领导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中国的领导人做到了。

    并且，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固的基础上：你们已经“打扫干净了屋子”。你们不是改造了国家，而是改造了经济；不是开放了政治，而是开放了经济往来，所以，帝国主义无法破坏你们的革命。

    看看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声称全世界都应进入开放市场，如今自己却日益封闭、四处制裁。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就可以推行改革开放，但当时中国没有这样做，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而是因为中国被封锁了、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拒绝向中国开放。列宁遇到的也是类似的情况，列宁不想封闭苏联，但苏联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了，中国现在所做的正是列宁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

    在遭到制裁之后，中国开始加速研发芯片等产品，因为中国被封锁了、不再能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这些曾经很容易买到的物品，所以必须自主研发。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如此恐惧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希望摧毁中国革命，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它们希望至少能阻碍和减缓中国革命。

   来到中国的几天里，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许多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支持，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觉悟正在提高。这使我们更加相信，中国革命不会被摧垮。”

   他又说：

   “资本主义的手段就像药物一样具有副作用。你首先要集中精力治愈主要疾病，然后再处理副作用，不是吗？在你为治愈重要疾病而服药之前，副作用是不会出现的；副作用只会在治疗过程中出现。

    改革开放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合作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副作用，比如腐败和不平等。中国共产党正在应对这些副作用。比如，中国推行了反腐行动。只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反腐就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必须像防范病毒、防范新冠一样不断和腐败斗争。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不平等，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也正在应对解决。中国正在治疗资本主义带来的每一种副作用。”

     这位非洲政治家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但有两点，我和他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

     其一，我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仅仅看成“向资本主义妥协”。它当然有这种妥协的一面，但另一面也是社会主义自身完善的需要。我们的市场经济一开始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学的，这就会带有妥协的性质。但现在已经能看出中国做的不仅是妥协，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比指令性计划经济能更好地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能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从国际对比上也能看出，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更为开放、有序的市场；西方的市场反而是一个更为封闭、割裂和混乱的市场。中国不但会重新定义“现代化”，也会重新定义“市场经济”。

   其二，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领导人的因素当然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中国有着真心实意要走而且要走好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几亿人民和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党——领导人的力量就来自这民心和党心。比如父亲的那位同事，你可以说他三十年前受某些“左”的观念影响，对改革开放不大理解，但他坚信社会主义不应该两极分化，而应该共同富裕，而且他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警惕和反感那些他认为偏离了这些目标的现象。他和我的父亲这样的人，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而千百万这样的党员对理想信念的忠诚以及他们的观察、思考和实践，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很难健康顺利地进行的。     再说说我父亲这个人。

     他思想上总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他文革期间在部队当兵。后来他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部队里开展“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活动，每天都要以班为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

     父亲当时是班长，有一次排长对他们说：

     “以后星期天也要组织读毛主席著作。”

      父亲问为什么。

      排长说：

      “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星期天不是一天？星期天不读，叫什么天天读？”

      父亲认为排长这是曲解了“天天读”，于是反驳说：

     “这个天天读怎么会是星期天也要读呢？我们说天天都要上班，难道是说星期天也要上班？我们说时刻保持革命警惕，难道是说不睡觉？天天读，显然是说正常工作时间天天读，不是说节假日也要读。星期天是休息时间，列宁同志也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嘛！”

     在那个年代，父亲说出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

     但后来连队一研究，也认为父亲讲得有道理，星期天不让大家好好休息，还要来搞“天天读”，这并不是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而是形式主义。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它说明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仍然有着许许多多忠诚于党但并不是对上级机械盲从的共产党员——你从这件小事中甚至可以发现我们后来能够勇于探索闯出新路的某种思想基础。

    父亲一直佩服那些有技术有本事的人。他曾对我说不希望我当空头政治家，希望我去学理科，当个科学家。

    我也曾问他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父亲就很喜欢读历史和政治方面的书，而且很会写文章。

    父亲回答得很简明——这可能也是他总结自己生活经验以及读那些历史书得出的结论：

    “一个国家，能说的多，能干的少，就一定搞不好。”

    但我还是学了文科，而且还真的教起了思想政治。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十多年前我所经历的某些困惑虽然可以说已经有了答案，但它们可能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而这伟大的革命传统要能发扬光大，还是需要有一大批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探索联结起来。

    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行该做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