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讲：中国的“硅谷”在哪里？_风闻

大家好，我是谷智轩。90年代开始，“世界工厂”初具雏形，中国迎来了“收获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势头也是非常迅猛。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祖国各地遍地开花，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上海张江、杭州滨江、合肥蜀山、武汉光谷、贵阳贵安，苏州工业园、西安高新区等等等等。这些产业集群的萌发、壮大、转型、升级，就是我国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也寄托着“世界工厂”进化成“人类科技桥头堡”的希望。当然，说起“科技桥头堡”，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想必是大洋彼岸那个引领了数次科技革命的地方——硅谷。本期《轩讲》就跟大家聊聊，硅谷是怎么出现的？我们能不能也出一个“硅谷”？中国的“硅谷”，将会在哪里？

【“硅谷”是个啥意思？】

既然要拿硅谷作为标杆，咱们就先来聊聊，硅谷有什么特殊之处。硅谷（Silicon Valley）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区域的别名，你去美国地图上找，是找不到这个名字的。它横跨了四个县级单位，面积大概4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深圳，核心区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范围内，一段长40千米的谷地，所以名字里带了个“谷”字。人口300万出头，只有深圳的一个零头，但GDP方面，硅谷这边高达4225亿美元，和深圳差不多。这么一算，硅谷的人均GDP，差不多是深圳的六倍，恰好是中美两国人均GDP的差距。

但硅谷之所天下闻名，不是因为它多么能赚钱，而是它的“颠覆性创新”能力。普通的创新，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往前跨一步；而“颠覆性创新”，是开发出一条新的赛道，并且通过吸引更多的用户和企业，逐渐成为主流赛道，而旧赛道则逐步荒废。比如说，1981年，索尼推出数码相机，并最终代替胶卷相机，成为市场主流，就是一种“颠覆性创新”。而涉及各行各业，能够让人类科技树的生长方向，发生偏移的“颠覆性创新”，就被称之为“科技革命”。很显然，“颠覆性创新”，要比普通创新，困难许多。而且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有很大的偶然性。但硅谷的本事，就在于把“偶然”，变成了一种大概率事件。从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再到个人电脑、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共享经济、自动驾驶，等等等等，硅谷持续地诞生“颠覆性创新”，持续地孵化出能够开辟赛道、引领时代的企业。

【怎么样才能成为“硅谷”】

那么，硅谷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硅谷的历史。硅谷的形成，可以说是“军转民”、“学带产”的经典案例了。硅谷的“摇篮”，是斯坦福大学，更准确地说，是斯坦福研究所和工业园。但这两个产学研一体化的结晶，却不是凭空出现的，当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斯坦福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做生意发了大财，又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作为当时最有钱的校友，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推崇务实教育，让斯坦福大学形成了注重与企业合作的办学风格。

另一个是弗雷德·特曼。在他担任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和大学教务长期间，正逢冷战开始，美国军方对高科技研发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对缺经费的各大研究型高校来说，就是天上掉馅饼。然而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大学普遍反战思想浓郁，不肯吃战争贩子的投喂，就连当时斯坦福的校长也反对。但特曼却抓紧了馅饼，与联邦政府勾肩搭背，利用他主持成立的斯坦福研究所，不断接下军事研发项目。研究所成立的头几年，来自军队的经费占了绝对大头，企业经费只有不到25%。斯坦福由此成为了当时美国海空军以及安全、情报部门的科研中心，收获了源源不断的dollar，购买先进设备，招募明星教授，科研实力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

有了底气之后，特曼创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利用在军工项目里面，跟企业合作的机会，邀请他们在工业园建立分部，理由是这样更有效率。这当中就包括了横跨军民两界的通用电气、惠普、洛克希德·马丁等“大厂”。1956年，特曼的“筑巢引凤”，引来晶体管技术的主要发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一年后，后来英特尔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没错，就是“摩尔定律”的那个摩尔，率领有“八叛逆”之称的一群天才工程师，从肖克利的实验室出走，在“风险投资之父”阿瑟·洛克的帮助下，开创了仙童半导体公司，拉开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序幕，也让这片谷地，有了“硅谷”这个别名。十年后，仙童公司“鲸落”，生出了英特尔和AMD，以及硅谷一半的半导体企业。而且它的高管，还是凯鹏华盈、红杉资本等著名风投公司的创立者，引领了70到90年代硅谷的风投产业，造就了从苹果到谷歌，几乎所有后来闻名遐迩的美国互联网公司。

可以说，硅谷的出现，是环环相扣的，而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旧金山湾区，气候宜人，交通便利，大小城市众多而且连成一片，区位条件十分理想。更重要的是，它位于美国西海岸，距离亚洲更近，可以更便利地满足冷战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带来的巨大军事需求，对军工企业非常有吸引力。

冷战与湾区，给硅谷带来了机遇，但抓住机遇，借力腾飞，却要靠“人和”。

我们从小往大了说。斯坦福大学和它的研究所、工业园相互成就，产学研一体，共同作为引擎，为硅谷贡献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技术。特曼、肖克利、洛克、“八叛逆”，无数科技官僚、科学家、风投、工程师和企业家，在硅谷这片土地上牵线搭桥、耕耘播种，最终聚木成林，招来八方英才。

而相比东海岸的波士顿湾区，也就是同样鼎鼎大名的“128公路”，硅谷有它独特的优势。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硅谷有斯坦福和加州伯克利，“128公路”有哈佛和麻省理工；两者区位条件同样优秀；都是军民融合；都从战争需求中获得发展的契机；甚至曾经在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上，高度重合。但不同之处在于，“128公路”的企业，大多喜欢垂直整合产业链，独立运作，不喜欢和其它企业合作；在用人的偏好上，也强调员工的忠诚度，不乐意员工“出走”。所以，和硅谷相比，“128公路”的创新模式更加封闭，很多都是在公司内部自给自足。只要仍在“赛道”之上，技术发展能够“预见”和“计划”，这种模式未必行不通；可一旦涉及开辟新赛道，硅谷那种喜欢抱团创新，鼓励叛逆、冒险的文化，优势就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末的一段时间内，“128公路”会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赛道上陷入沉寂，与硅谷的锋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28公路”与硅谷，作为美国东西两岸的核心科技产业集群，两者之所以会有风格差异，主要有在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128公路”对国防工业的依赖度，要远大于硅谷。所谓“成也军工，败也军工”，正是因为承接了太多政府项目，“128公路”的企业们规模越做越大，也越来越偏好垂直整合、各自为政。同样，国防需求的起伏，也决定了“128公路”的兴衰。冷战军备竞赛、太空竞赛最激烈的时期，恰好是“128公路”超越硅谷的高光时刻。而冷战末期，随着国防合同逐年降低，128公路也走向暂时的没落。

其次，美国东海岸的传统工业势力十分强大，满地都是大企业，创业公司要与之抢人、抢地、抢钱，“很蓝的啦”。而加州之前是农业州，硅谷可以说是在一片科技产业的处女地上开荒拓土、另起炉灶，正适合创业者们一展拳脚。另一方面，东海岸的法律，也保护这些传统工业，比如说用严格的竞业协议规定，限制了人才流动和技术传播。而加州立法禁止了竞业协议，和硅谷的“叛逆”风格一拍即合，对小企业、初创企业非常有利。后来“128公路”孕育出生命科学产业，再次崛起，也和传统工业整合，以及立法限制竞业协议的应用范围有关。

“硅谷”和“128公路”，两者争锋50年，可以说是胜负参半、各领风骚。但无论它们之间的输赢如何，背后的美国，总是赢家。反过来，美国政府在推动它们的发展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两个州政府，那是给钱、给地、给政策，从不吝啬。而联邦政府，更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科技研发、企业融资和人才引进，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保障。“硅谷之父”特曼的导师，叫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他除了是计算机理论的先驱外，还开创了“国家层面科技管理”的先河。1945年，正是他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著名的《科学，无尽边疆》报告，阐述了科学与政府的关系。从此之后，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资助科学研究，扶持相关产业，对整个科技市场，从自由放任，转换为宏观调控。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无尽边疆》法案，正是取名自这份报告。特曼与布什一脉相承，而“硅谷”既是两人的理念在现实的投影，同时也是由他们开启的美国国家科技管理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除此之外，硅谷还大大受惠于1958年美国政府通过“小企业投资法”。该法案的精髓，是政府用各种贷款、担保、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帮助小企业。是不是很眼熟？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美国高达75%的创投公司，都是以和政府合资的形式成立的，而且很多都是各出一半钱，风险五五分。要是没有政府这面后盾，硅谷的那些风险投资，恐怕就不会那么有“冒险精神”了。

硅谷的另一个特征——国际化，则是受益于美国的签证和移民政策。现在硅谷的技术性岗位上，美国出生的人只占到31%，中印两国承包了39%。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大环境，这种深度国际化，真正意义上的“海纳百川”，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同时，这些海内外的人才，要能够留在硅谷的土地上安居乐业，有前进的方向，又无后顾之忧，与硅谷城镇群合理的布局规划，以及高效有序的社会治理也是密不可分。

【中国硅谷在哪里？】

所以，有人说硅谷既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指导出来的。我只能说，这是典型的“抛开事实不谈”。硅谷恰恰就是战略规划的结果，是院校、企业、政府一同发力，能够达到的最优解。也有人说，硅谷的诞生，具有“偶然性”，很难复刻。但是，在我看来，在那个年代，倾世界第一强国的举国之力，在最黄金的区位上，围绕一座崇尚务实精神、热衷与企业合作的高等学府，诞生未来50年的世界科技桥头堡，可以说是“必然”的。还有人说，相比硅谷，“128公路”模式更容易学习。这说得没错，可是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恰恰是硅谷模式下，持续迸发出“颠覆性创新”能力。直线追赶、弯道超车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开辟赛道的能力，那我国的科技产业，就甩不掉“后发者”的帽子，在竞争中处于被动的位置，不但分到的红利少，还很容易受到“封锁”。

那么，我国会出现一个“硅谷”吗？中国的“硅谷”，又在哪里呢？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的各大科技企业集群。我们开头讲了，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就是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缩影。和许多领域一样，我国的科技产业一开始，也是摸着“别人”过河。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获得者陈春先教授，也在其列。这一趟行程中，科技与商业协同，在硅谷中展现出来的力量，令他极为震撼。两年后，陈春先给上级打报告，认为中国要发展科技，一定要有大的应用性市场存在，建议在大学，比如说清华、北大附近，选一个地方来搞科技街。他在方案里，甚至已经选好了“中国硅谷”的地点，就是北京中关村。然而这份报告石沉大海。陈春先本可到此为止，继续在体制内，安心做他的科学家。但他却为自己的设想破釜沉舟，亲自下海，排除万难，在中关村的一个废弃仓库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受到陈春先的启发，又获得了中央在方向上的背书，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出现“井喷式”增长，用一篇《人民日报》头版文章的话来说，那是“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越滚越大”。短短七年时间，就从0增长到了148家，当中既包括名噪一时的“两通两海”，也有至今还活跃在大众视线里的联想。它们集中在三条马路，组成了“F”形地带，也就是所谓的“中关村一条街”。1987年，中央联合调查组进入中关村，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1988年3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调查组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以“一条街”为基础，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国家各种扶持政策到位，中关村正式诞生。

然而，中关村的兴盛，却没有给陈春先带来什么好处。陈春先的公司发展得并不好，没有为他积累起财富，加上自己跳出了体制内，晚年过得很落魄。这位“中关村之父”身后捐出眼角膜，留下的遗愿是：把“光明留给后人”。

而“硅谷之父”特曼，真就是“人生赢家”了：学术上硕果累累，教育上桃李天下，还为斯坦福大学规划了长远的未来，为美国最核心的科技产业集群，打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他借钱给学生创立了惠普公司，利用私人关系，为学校与企业牵线搭桥，但自己却没有办过公司。因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家。所谓在其位，谋其事。特曼作为学界顶流、斯坦福的资深教授与管理者，可以尽其所能，调动资源，去完成他的设想。而陈春先却没有这个条件。虽然是中关村的先驱，但他离开了中科院，也不擅长经营，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亲自铸就中关村的未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另一方面，在80年代的中国办一个“硅谷”，难度要比50年代的美国大许多。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经济体制转型，有太多的空白，各行各业，都在寻找方向，不断试错。产业和科研这两套体系，已经各自为政了几十年，在制度和观念上，都形成了极为坚固的壁垒。能够打穿壁垒，让两者相互接触，已属不易，要形成良性互动，彼此成就，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科研人员下海创业，不但要正面冲击体制上的阻碍，负重前行，同时也要面对一个饥饿太久、发育又不健全的市场，带来的重重诱惑。许多人下海之后，往往会通过原来圈子里社会关系，承接各种政府项目，捞取前几桶金。“两通两海”、联想，都是如此，陈春先自己办的企业，也不是例外。这是一条捷径，也会形成依赖，因为这样挣钱，相比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海量的成本去发展技术，要容易太多了。一旦科技企业长期“不断奶”、“吃老本”，那它不但会失去技术上的竞争力，还容易形成“挣钱未必要靠技术”的思维惯性。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要么走上了“贸工技”线路，直线挣钱，曲线搞技术；要么完全丢了“科技”的属性，与技术进步再无关联，甚至走上歪路。“两通两海”里的四通公司，后来搞金融被诈骗几个亿，老总差点跳楼，好不容易缓过气，又接盘了脑白金，搞起了房地产；而信通，则在1991年，走私大案东窗事发，轰然倒塌，留下一地鸡毛。

这些都是活生生例子。挣钱虽然不寒掺，但挣钱和研发，对科技企业来说，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对科研院校来说，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两者的顺序都不能错，更不能相互“脱钩”。否则，这种产研互动，恐怕对企业和院校没有什么好处，对于科技进步，更是有弊无利。

不过，中关村早年的积弊，倒是给了别处机会。那时候的中国，资源的集中程度，远比今天更甚。京城之中，圈子之内，政策、人才、资金、设备……都好办，但外边呢？1987年4月，中央的调查小组，还没有进驻中关村。江西南昌电视机厂副总工程师邓清辉，辞去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深圳创业，因为他听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18号文”，鼓励科技人员个人兴办企业，还能用专利、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入股。而在江西，哪怕他辞职下海，也只能开一个不超过五个人的个体摊点。邓清辉在深圳创办了辉煌电子公司，一年之后就生产出了彩色电视机，远销海外，光纳税就超过了100万。这可是当年的一百万！

也是在同一年，也是因为同一份文件，另一个人从南海石油电子企业公司停薪留职，来到深圳创业，他的名字，叫任正非。辉煌和华为，就是当年在深圳诞生的无数科技企业的缩影。“18号文”颁布的一年之内，深圳市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就达到了70多家，超越了中关村速度。就连曾经把中国的“硅谷”定在中关村的陈春先，也在碰了壁之后，辗转来到深圳，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而提供无限机遇、汇聚四方英才的深圳，也不负众望，成为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摇篮，并最终在大浪淘沙之中，沉淀出了华为、腾讯、比亚迪、中兴、大疆等世界级的企业。

那么，深圳是中国的“硅谷”吗？

深圳的起步，有和硅谷类似的地方：都是平地起高楼，没有历史包袱，不见前人拦路，文化上开放包容，鼓励冒险试错，非常适合初创公司发展。但是深圳也有它的短板。第一个，就是缺少作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引擎的科研院校。直到1997年，深圳市府“五顾茅庐”，才从西安“挖”来了第一位院士——我国著名的光电专家牛憨笨教授。经过不懈的努力，直到今年，深圳才凑齐了50位两院院士，相比北京的805位，上海的183位，距离还比较远。而深圳的高校，我只能说，投入很大，发展很快，未来可期。但是至少现在，作为驱动一个科技产业集群的引擎，还有所不足。区域内的产研互动不够，科技研发、人才培养，主要还是靠企业自力更生，或者找域外的科研机构互动。

除此之外，深圳的另一个短板，是它的人才流动性。不是说深圳的人才流动性差，而是说，比起硅谷，略显逊色。前面我们讲过，硅谷能够击败“128公路”，一个关键就是加州禁止了竞业协议。而“128公路”后来也痛定思痛，限制了竞业协议的应用。可是深圳，早在1995年，也就是颁布“18号文”还不到十年，就出台了法律，明文规定科技企业可以与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虽然在直观上，竞业协议能够保护企业的利益，但它反过来，也在企业之间树起壁垒，限制了人才自由流动和技术传播，也不利于企业间相互协作。如此一来，科技产业集群能够发挥出的创新规模效应，就要大打折扣，也很难形成硅谷那样，开放性的创新模式。

还有一个问题，也事关人才流动。一个地区，能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除了看它的产业给不给力，还要看它的宜居性。自然条件是一方面，住房、通勤、孩子上学，生病就医，这些都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深圳房价高，常年高居一线城市之首。这座城市的居住用地占比只有20%，低于国家标准25%-40%的下限。华为要把部分业务搬到东莞，很重要的原因，是就连华为的员工，在深圳买房都困难。

宜居性要是不足，对人才是有挤出效应的，也不利于创新。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来回奔波，在蜗居里倒头就睡，人还能迸发出多少想象？这些年，深圳持续“商改住”，加大保障房供应，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容易，它的竞争对手，也不会放着机会不要，等它调整好步子，再来分一杯羹。

宜居性的问题，不是只有深圳有，而是大城市的通病。美国科技产业集中的地方，大多不是那些“超级都市”，就算是，也是挤在城市边缘犄角旮旯的地方。硅谷干脆就是在两个大城市之间，搞了个科技小镇走廊。深圳的科技产业内迁，中关村高新区的主力军搬到了后厂村，上海近郊和周边科技产业花开正盛，走的就是这个路子。这看上去像是“产业外溢”，其实是产业集群的形成。

这么说吧，世界上的科技产业集群，很少有不跨区域的。持续产生科技创新、甚至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有很多。这些条件，很难集中在一个人为划出的行政区域里。大家拼在一起，查漏补缺、优势共享，才是常态。硅谷和“128公路”，不但凑齐了学校、政策、宜居性各个要素，和美国排名前二的两个超级城市，离得也不远。旧金山湾和洛杉矶都市圈，是加州经济的南北双核，有很强的联动效应，而波士顿，本来就是纽约都市圈的组成部分，资源互补。深圳缺的科研院校、科技人才、海外投资、宜居性，粤港澳大湾区统统都能解决了。长三角一体化之后，穿过杭州、上海、苏州、合肥的G60科创走廊成型，四核联动，九城齐力，至少从要素上说，找不出什么短板。至于北京，面积有四个硅谷大，光是中关村周边，就集中了近70所高等院校，200多家科研院所，70%以上的国家工程实验室，近一半的两院院士。医疗、教育资源也相当充沛，还有各类公园绿地、名胜古迹。一座城，就把要素收集全了，属于全世界都少有的例外。

不过，光是配齐部件，组装出一台跑分第一的电脑，不代表就能打赢游戏。关键还是在，这“硬件”用得怎么样。科研院校能腾出多少精力，与企业合作，转化和改进技术？又能拿出多少资源，鼓励员工和学生创业？科技企业能不能为科技人才，提供岗位、报酬和发展前景？有没有把技术研发，作为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是A股的3%，中关村的5%，还是硅谷的10%？科技人才能不能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有前途、有退路，更有传承？产学研的良性互动、企业之间的创新协作、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硅谷的这些“软实力”，恰恰是我国许多科技产业集群的“软肋”。“软实力”的增长，可能比“硬实力”更不容易。而只有硬件和软件都齐了，中国的“硅谷”，才有可能出现。

为什么一定要和硅谷比？世界上诞生过许许多多科技产业集群，但持续产生颠覆性创新的，并不多。同一时代的，往往一两个就是极限了。这是因为颠覆性的创新，是在冲击人类科技的天花板，它需要的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齐心协力。要持续产生颠覆性创新，就需要让人才驻足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群星闪耀之地。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多。所以，中国要出一个“硅谷”，就是要和硅谷拼人才、拼资源。

从1988年到2022年，我国共批复了17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省一级的更是不计其数。它们的规模、领域、优势劣势、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发挥出的作用也不一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市场雕琢和自我演化，它们之中沉淀出的佼佼者，正集中全中国、全世界的科技与产业英才，和大洋彼岸一道，竞相对人类科技的边疆，发起冲击。这就是“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含义。

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我国已经被提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引领世界科技进步，获取长远发展优势的必经之路，是重中之重。而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这些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虽然中国的不少科技产业集群，已经具有了世界级影响力，各方面的指标，都排名世界前列，但要出现更多的颠覆性创新，甚至把它变成一种常态，而不是奇迹，中国的科技产业，依然道阻且长。

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还有个名字，叫“火炬计划”，而中国科技产业化的先驱陈春先教授的遗愿，是“把光明留给后人”。

手执火炬，照亮前路，华夏硅谷，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