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麟阁赵登禹_风闻

按：原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17年第7期。为了保证可读性及调整所用版面大小，刊登时编辑删除了注释、引文出处并有相应改动。以下为投稿时原貌（含个别病句）。

80年前，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燃起战火。在强敌面前，经受过血与火淬炼的英雄儿女和正义之师挺身而出，捐躯殉国，谱写了一曲曲铁血悲歌。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就是在这场大战中为国牺牲的两位高级将领。

戎马报家国：从西北军到二十九军

佟麟阁、赵登禹早年都曾追随冯玉祥西北军征战南北。一位是投笔从戎的儒将，一位是以惩恶彰善闻名的猛将。

佟麟阁于1892年的10月29日生于直隶高阳县（今属河北省保定市）边家坞村，7岁起读经学史，因成绩优秀深得赏识。16岁之时，经人介绍到县衙做“缮写”，即一份写作、润色文章的工作。生逢其时，他目睹家乡饱受八国联军蹂躏后的满目疮痍，县衙的差事更使看到诸多不平事，开始对百姓寄予无限同情。相比于平静的生活，他更愿寻找时机抵御外侮、救民于水火。1912年春，适逢西北军将领冯玉祥派鹿钟麟等人在直隶景县一带招兵买马。佟麟阁闻讯，弃职投军，个子高大、体格健壮的他遂被招入军营。

赵登禹参加西北军的经历则更富有戏剧性。1898年5月16日，他生于在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7岁进入私塾，因家贫第二年便停止学习。菏泽是个武术之乡，赵登禹13岁时开始拜武术名家朱凤军为师。他苦练3年，身材愈发魁梧，武艺更加精湛。为寻找出路，赵登禹决定当兵，投靠远在陕西的冯玉祥。1914年初秋，他与兄长长途奔徙20余日到达陕西潼关，但已错过报名时间。赵登禹并不甘心，历数习武经历及从军的决心，终于打动负责招兵的长官，作为副兵被分到第一团第一营佟麟阁连。

入伍2年多，佟麟阁已经从新兵升至连长，后随冯玉祥转战川、湘、鄂、陕等地，至1922年已任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团长。他文武并重，编练新军有独特的方法，深得冯玉祥赏识，说他“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他在高级教导团学过一年高级战术，对于学术肯费苦功夫来研究。”[1]

作为军人，佟麟阁将军事理论提升到和军事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每日练兵，必亲临现场，示范标准动作。此外，他还努力提高士兵的文化素养。当时，冯玉祥聘请了一批知识分子，编写《识字课本》、《精神书》、《军人宝鉴》等，供官兵学习使用。佟麟阁办起识字班，要求不识字的士兵在二三年内能够写信、读书和看报，并掌握一些生产技能，退役之后好在社会上谋生活。他尤其关心士兵的生活，要他们改变“吃粮当兵”的观念，坚信只有同士兵建立深厚的感情，才能得心应手地指挥并打胜仗。为此，他经常与士兵接近，帮助他们解决疾苦或家庭困难。西北军中，犯错误的下级官兵常常被上级军官体罚。然而，佟麟阁并不这样做。他对于触犯军纪的士兵，通常是批评教育；若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并予以改正，就不再追究；对于犯小错的官兵，他私下教育，绝不公开。“爱民不扰民”是他的一贯方针，常常强调“我们脱离了老百姓，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如若士兵擅动民众物品，佟麟阁必定严厉惩罚。[2]

作为一员“儒将”，佟麟阁深得冯玉祥的赞誉和士兵的拥戴。赵登禹则以英武神勇和“除人害”而闻名。初入部队，身为副兵的赵登禹，勤学苦练加上武术功底，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在他和冯玉祥的摔跤比试中，赵登禹毫不客气地把将军连续三次摔倒在地。冯玉祥大喜过望，命令佟麟阁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做随从卫兵，予以很多呵护和照料。看到赵登禹有武无文，冯玉祥千方百计地教他研习兵书，学习兵法，使他逐步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安排他进入西北军教导团学习，并对书法、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冯玉祥手下，赵登禹也是屡立奇功，深得赏识。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此地有一只猛虎，经常伤人害畜。部队野战演习巧遇猛虎，赵登禹挺身而出，连开数枪击中猛虎。猛虎中弹后，跳入江中。为防止后患，赵登禹跳到江中将老虎拖上岸，挥拳将猛虎打死。此举得到百姓称道，冯玉祥闻讯后，专门请摄影师，拍下了下面这幅“打虎将军”。从此，“打虎将军赵登禹”的威名不胫而走。

赵登禹不仅除“虎害”，也除“人害”。赵登禹曾跟士兵们说：“当兵就是要保护老百姓，为民除害，让老百姓能安安生生吃饭。”[3]在常德，赵登禹和日本浪人有过一次正面交锋。当他看到日本浪人在街上殴打无辜的中国商贩时，冲上前去，狠揍一顿，让他们当众道歉，后扭送十六混成旅旅部，交给冯玉祥处理。

1921年，赵登禹随部队来到陕西，清剿凤翔、岐山一带的郭坚及其匪徒。按照计划，冯玉祥在西安讲武堂里摆下“鸿门宴”，不料宴饮之时，屏风被伏兵挤倒。郭坚急忙拔枪，赵登禹眼疾手快，迅速将其击倒。伏兵一拥而上，将土匪全部缴械，清除匪患。赵登禹的各种传奇故事，在军中成为美谈。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兵败，其西北军残部在山西由张学良改编成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为军长，赵登禹出任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佟麟阁由陕入晋，和冯玉祥一起于峪道河隐居，共同总结军事经验与教训，聆听进步人士授课。

在抗日最前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燃起大规模侵略中国的炮火。1932年，佟麟阁应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邀请，结束隐居生活，重新出山。此时日本侵略军正向南进逼，企图越过山海关，进犯华北。时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第二十九军火速调往北平以东，在三河、蓟县、玉田一带设防。从1933年元月开始，日军先后向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等地奋起反抗。佟麟阁担任张家口警备司令，稳定后方。

3月9日，当日军铃木师团向长城喜峰口进军时，赵登禹旅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急进防堵。他们日行80公里，日落前赶到喜峰口，旋即与日军交火。第二十九军装备极差，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宋哲元、赵登禹等人及时改变战术，决定发挥二十九军的优势——几乎人人一把的大刀，采取夜战、近战的方法，出奇制胜。

《克敌之大刀队》，《先导》1933年第1卷第8期，第9页。

由于第二十九军将士继承和发扬了西北军习武的传统，特别注重士兵的刀法训练。他们甚至请了民间武术家李尧臣结合二十九军所使用的大刀之特点，创制了一套名为“无极刀”的刀法，作为日常训练的科目，在长城抗战中发挥了效力。

3月11日晚11时，赵登禹集合起第二七一团、第二二六团、第二二四团敢死队员，进行战前动员。他说：“抗日救国，是我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才能挽救祖国危亡！”[4]赵登禹随即率领部下从潘家口出发，越过滦河，经临旗地绕到日军的炮兵阵地和宿营地。凌晨3时后，敢死队员冲进敌营，奋力劈杀。日本士兵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在睡梦中死去。

因为赵登禹在喜峰口率领大刀队奇袭成功，所以被提为第一三二师师长。这一战，一扫抗战爆发以来我军大多失利的阴霾，极大地振奋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有不少女士亲赴战场参观，争相与大刀合影。何香凝创作了一首《大刀赞》，称赞大刀队的英勇：“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伏如猛虎进如猱，一步以内敌休逃。利用所长弃所短，步人后尘岂俊髦。警尔扶桑木屐儿，再来刀下情小饶。”一时间，大刀成为中国军民抵抗外侮、团结一致的象征。

然而，大刀队立下的奇功，虽然提振了士气，连日本《朝日新闻》都称喜峰口一战使“‘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未有之侮辱”，但终究无法改变长城抗战的局势。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中国军队退守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这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佟麟阁深知，单靠军队是难以抵挡日军进犯华北的，必须争取察哈尔省民众的力量，组织同盟军。这个想法与冯玉祥不谋而合，并让冯玉祥来到张家口与佟麟阁共筹抗日大计。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结合民众，争取中国自由”[5]，发出抗日号召。佟麟阁出任第一军军长、察哈尔省代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佟麟阁偕同吉鸿昌等10余名将领发表通电，表示今后愿在冯总司令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收复失地。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积极行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佟麟阁领导的第一军是同盟军的主力，不仅负责保卫张家口，而且还协助吉鸿昌、方振武等部出兵张北，进攻日伪军，收复察北四县，肃清察哈尔省境内日伪军，一改“九·一八事变”以来只见国土沦丧不见国土收复的局面。

从民众抗日同盟军名称中带有“民众”二字，就可以看出冯玉祥、佟麟阁等人决心发动民众、依靠民众共同抗日的想法。佟麟阁奉冯玉祥之命，实行新政，所采取三项措施，也体现这一诉求：1.察省民穷财尽，所有一切苛捐杂税，一律取消，由省府通令各县府具报办理；2.省县党部之费用，自即日开始不得动用人民之公帑，由省府令各地县府照办；3.政治人犯一律释放，以申民气，而资增厚力量。[6]

冯玉祥、佟麟阁等人的举措，深受拥护和欢迎。马相伯、章太炎赞赏并强调了民众的、人心的力量，大声疾呼抗日：“民众弗忍，诉予执事，执事以坚卓之性，应迫切之求，起虽晚而合时会，地虽小而系人心。夫抗兵相加，哀者制胜，热事与察省民众，可谓哀者矣。守察既固，必令华北设备安全，方得恃以无恐。然则东未定沈阳，北未复热河，尚无时不在哀中也。”[7]

然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除了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还要承受当局的压力。因其成为日寇推行“华北特殊化”和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障碍，所以面临生存危机，只存在了77天，就被迫于1933年8月上旬解散。冯玉祥被迫于8月5日发表通电：“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遗憾地离开了张家口，再次退隐。佟麟阁也抗日之志未酬，退居北平香山寓所，与妻子、幼子团聚，奉养年迈的双亲。

三、喋血南苑

1935年，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国驻守河北、察哈尔两省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仅剩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目睹华北每日上演的一幕幕丧权辱国场景，痛心疾首，遂再三敦促佟麟阁回到军中演武修备。第二十九军诸师长如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等亦联袂相邀。

隐居香山的佟麟阁，也密切关注着华北局势。1936年春，佟麟阁前往北平，回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一职，兼抗日军事训练团团长，住南苑第二十九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训练士兵，巩固后方。

1936年冬天，军训团从北平、天津、保定、沧州等地，招收地方学生（以中学生为主）、东北流亡学生和少数由东南亚回国抗日的华侨子弟，成立了军训团。军训团下设3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共有12个中队，队干部大多为原抗日同盟军军官以及西北军在山西汾阳的军校毕业生，其中还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军训团成立后，随即开展紧张的军事训练和爱国思想教育。

佟麟阁为激励学员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曾向部下承诺：“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8]教育长张寿龄亲自谱写了《军训团团歌》，以激发青年官生的爱国热情。歌词为：

风云恶，陆将沉，狂澜负转在军人；扶正气，励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

1937年春夏之交的北平，已处于日本侵略军及亲日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主要交通线都被堵死了。北平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北平东面有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守，汉奸武装在北平朝阳门、东直门和东郊、北郊一带不断骚扰；长城沿线，大批日军、伪军麇集；西北有已被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的土匪部队。日军在北平城外进行着所谓的军事演习，其炮火猛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实战。

北平的局势已空前危急，一场恶战不可避免。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军虽与日军在宛平猛烈交火，但第二十九军似乎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军长宋哲元尚在山东省亲，群龙无首；指挥官意见不一，有人坚决主张抗击，有人却要撤退；更为严重的是，全军4个师约10万兵力分别驻守冀察各地，无法在短时间增援宛平。

作为副军长的佟麟阁意识到，自己必须拿出一个方案，这是事关全国抗战形势的大事。他的决定是立即还击，因为宛平是北平的门户，如若不保，北平就危在旦夕，华北也将难保！于是，他由北平急奔南苑军部，召开由各师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佟麟阁分析了北平面临的严峻局势，掷地有声地说道：“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当以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大部分将领在佟麟阁的激励下，纷纷表示要抗战到底。

南苑是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是遏制日军攻占北平南郊的战略要地。宋哲元27日决定，第二十九军军部由南苑移驻北平，委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当天下午北平和南苑之间的二十九军指挥官和各机构、士兵马上进行了转移。当天傍晚，佟麟阁和赵登禹等人商量各部队向南苑调集事宜。

平津作战要图 武星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太晚。宋哲元的调兵遣将还没就位。7月28日拂晓，日军在数十架飞机的掩护下，从北平的南、西、北方向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副军长驻守南苑”的情报被汉奸泄露出去，南苑于是就成了日本侵略军重兵进攻的目标。

战争之惨烈，已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地面上二十九军指挥部被日军重重包围，空中还有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南苑战斗打响后，首当其冲的正是位于南面的军事训练团的阵地。军训团的官兵们奋力抵抗从团河方向杀来的日军，击退敌人数次进攻。

军训团官生虽然年纪小，但爱国热情极为高涨。七七事变爆发时，官生才刚刚完成基本军事训练，枪还未发。但在7月8日听到副军长佟麟阁、教育长张寿龄等人令部队整装备战后，各队代表向佟麟阁递交请缨杀敌书，坚决请战，上前线，杀敌。经张寿龄反复劝说，官生们才稳定下来进入战备状态。三天以后，军训团各队开始发枪，五名磨刀师傅把学生们的大刀全部开口。营房之中一片备战景象，磨刀之声霍霍，战斗训练也日夜加紧进行，还在南苑以南构筑工事，做好参战准备。[9]

正是因为士气高涨，杀敌决心坚定。南苑半天战斗，军训团虽有严重伤亡，但阵地没有丢失一寸。午后，日军以铁甲车作掩护，向南苑西北角猛攻。至此，军训团以及未撤退的南苑守军已是腹背受敌。这时，军训团接到由邻部递次传出的撤退命令，便分成几路向不同方向突围。

日本军机狂轰滥炸之后，集结于团河（北平以南约15公里）附近的日军第20师团主力与位于马驹桥（北平东南约15公里）的华北驻屯军一部，便从东、南两面向南苑阵地进攻；另有一路日军切断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交通。南苑腾起一阵阵硝烟，大火向四处蔓延。敌强我弱，局势险恶。

佟麟阁、赵登禹临危不惧，在各自的阵地上指挥作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各部队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无法实现统一指挥。正在此时，佟麟阁等人遇到了军部传令兵，了解到军部已经下令南苑各部队立即撤回城内。由于事先没有统一安排，各部队在撤往北平时，无人指挥，无人掩护，极度混乱。佟麟阁当即站了出来，指挥自己的卫队阻止部队毫无秩序地后撤，并命令军官都要站出来，指挥部队。

按照佟麟阁的命令，将士们很快就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掩护大部队在大红门至红庙之间的一条便道上撤退。佟麟阁亲自到掩护阵地指挥收容，还在大红门东边的小土山上设置嘹望哨，观察撤退情况。当确信后面没有自己的部队之后，才和几个随从卫兵一起向北平城撤去。

这时，日军离他们已经很近了。佟麟阁一行撤退途中和一股日军遭遇。双方在相互射击中，佟麟阁腿部不幸中弹，头部随即又被日寇飞机投下的炸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45岁。赵登禹率部循南苑至北平唯一大路撤退，乘汽车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不幸遭到日军伏击。他多处中弹，并伤及要害，最终战死沙场，年仅37岁。

四、永远的怀念

南苑战事进行中，第38师驻南苑余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一直坚持战斗。直到28日傍晚8时左右，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他们退守一围墙角下，奋力抵抗，最终全部壮烈牺牲。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南苑。

日军的侵略行径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决心，甚至连已经投靠日军的伪军也不例外。1937年7月28日夜12时，东北军旧部张庆余等策动并率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3，000余人起义，将通县城门封闭，切断交通、占领电台，包围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逮捕汉奸殷汝耕，并占领日军驻通县特务机关．击毙日本特务头目细木繁等。起义部队与通县日军、特务、特警交战至29日上午9时许，将日军大部歼灭。[10]此即为“通州事件”。反正之后，张庆余、张砚秋等人发表通电，宣示了抗日的决心：

长城抗战以后，归殷逆汝耕指挥，不意殷逆甘做傀儡，神人共弃，当时格于时事，不得已含垢待机至今，爰于二十九日拂晓誓师，一鼓粉碎伪组织各机关暨暴日驻通守备队及警署，巨憨汉奸，一体俘获，当日与敌血肉相拼中，此后一切行动，均惟蒋委员长及宋军长命令是从。[11]

至于军训团的官生们，南苑一战付出很大牺牲。战事结束后，军训团仅存官生700余人，1000多名官生光荣牺牲。这些年轻人奋勇拼杀、抵御外侮，表现了中国青年一代在民族危亡时刻，勇于担当和牺牲的气概。1937年8月，军训团在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集中整编，继承先烈的遗志，高举抗日的旗帜，继续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奋战。

就在佟麟阁将军壮烈殉国的前一天，他的爱子佟荣芳还收到了父亲托人从前线捎回来的批改好的作业。此刻，佟家老小焦急地等待着，盼望着，他们知道此时南苑正在激战，佟麟阁生死未卜。可他们望眼欲穿盼来的却不是亲人的凯旋，而是佟麟阁的卫士高鸿锡送回来的沾满血的怀表和一架相机。佟麟阁的夫人彭静智马上明白了，当即昏厥过去。赵登禹牺牲不久，北平就沦陷。像他这样的抗日将领的家属，敌人是不会放过的。他的妻子倪玉书和孩子也不能在北平继续生活。同年10月，倪玉书正在西交民巷等待临盆，日伪军、宪兵四处盘查，追杀赵登禹一家。倪玉书生下孩子后，外祖母和赵登禹的堂弟马上带领一家人逃出了北平城，最终在商丘落脚。

佟麟阁为国殉难的第二天，冀察外交委员会派秘书欧阳夫率警卫兵10余人，开着红十字会的车赶赴大红门，寻回将军的遗骸。柏林寺的方丈冒死将其收集起来，化名王思源保存。同样，因为情势紧急，赵登禹的部下来不及安葬这位抗战将领，将其大体掩埋在青纱帐中。当天夜里，龙泉寺的方丈带领4名僧人，来到青纱帐中，把赵登禹的大体装殓在一口黑油漆棺材里，抬到寺里停放，没有标明真实姓名。[12]

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追赠佟麟阁和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史馆。褒奖令曰：“以捍卫国家、保守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厉无前。论其忠勇，洵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死于战阵。追怀壮烈，痛悼良深!”[13]

佟麟阁、赵登禹都是冯玉祥的爱将。二人在北平牺牲时，冯玉祥正在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得知佟、赵二人殉国的消息，冯玉祥悲痛不已，写下这段文字，寄托哀思：

……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

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

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

[1]冯玉祥：《抗日的模范军人》，三户图书社，1938年，第6页。

[2]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2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

[3]赵学芬口述、周海滨撰文：《赵学芬：我的父亲赵登禹》，《名人传记》，2014年第10期，第6页。

[4]《赵登禹：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载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实文章选》，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5]《冯玉祥通电 依各地民众之责望 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29日，第3版。电文本已于27日由电报局送出，但遭新闻检查所扣留，至29日始得见报。

[6]《张家口成标语世界》，《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6月11日，第4版。

[7]《马相伯章太炎电勉冯玉祥》，《申报》，1933年6月2日第10版。

[8]佟兵：《牢记教诲实现遗志》，载政协北京市丰台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7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1995年版，第160页。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7年3月，第56页。

[10]参见章绍丽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1]《通县保安队通电反正，现分头与敌交绥中》，《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第3版。

[12]赵学芬：《爱国 爱民 爱家——忆父亲赵登禹将军》，载北京市丰台区政协编：《丰台区政协文史资料精选》，2000年版，第165页。

[13]秦孝仪主编：《革命人物志》第20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6月，第237页。

作者 侯 杰 马晓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