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商之惊心动魄超乎想象！一篇很好的长文_风闻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这不仅是朝代的更迭，也是一种文明的交替，自此，礼乐文化、宗亲文化代替了巫鬼文化、祭祀文化，周文明与商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一篇奇文，细节描绘生动，观点新颖但不乏根据，像一篇抽丝剥茧的探秘小说对古代殷商和周朝的历史进行了推演剖析。作者李硕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现为新疆大学教师。

上篇

文王八卦

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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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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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形势图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

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1930年代殷墟发掘时的照片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安阳殷墟王陵遗址内的祭祀坑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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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王陵遗址内的车马坑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恶梦——不，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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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羌”的三种写法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妇好率领一万三千军队伐羌方的卜甲：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妇好铜圈足觥，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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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方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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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祭”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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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卜骨，商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朝歌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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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犹太《旧约》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最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将永远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姿态。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朝歌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疯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称霸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高兴，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

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祭祀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体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朝歌，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朝歌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

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骨簪，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下篇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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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中的周文王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周公解梦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恶梦之痛（《寤儆》《和寤》《武寤》《武儆》）。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逸周书·寤儆》

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

对于这种恶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商都朝歌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明·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中的周公

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太平御览》引《周书·程寤》，《逸周书·大开武、小开武》）。

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恶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朝歌？

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军队，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

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朝歌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他的卧室。每次从恶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

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恶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恶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

▲青铜戈，西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噩梦的纠缠，以及他自己是否相信那些关于“德”的说教。但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伟人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牧野鹰扬

文王死去两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商朝的进攻。

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

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征集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逸周书·大开武》）

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

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

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

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朝歌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朝歌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

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朝歌之路前进。

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朝歌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

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朝歌的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

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大雅·大明》），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

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人自己的庞大兵力吓坏了。

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

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

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史记·周本纪》、《尚书·牧誓》

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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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他在朝歌已经看得太多。

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

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雅·大明》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史记·周本纪》

新商人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开进了朝歌城。

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

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周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做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

▲鸟盖人足盉，西周，山西博物院藏

在熟悉商人典礼的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朝歌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

之后，武王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

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

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逸周书·商誓》

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

纣王的脑袋、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

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

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逸周书·世俘》）。

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

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

▲刖人守囿车，西周，山西博物院藏

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

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恶梦的困扰。

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朝歌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

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十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

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朝歌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

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逸周书·度邑》）。

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朝歌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

周公制度

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

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

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

朝歌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

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

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朝歌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

▲龙凤纹玉圭形饰，西周，山西博物院藏

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

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

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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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

尾声

经过十几年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尚书·顾命》

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

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

作者附言：两位大学同窗为本文提供了帮助，首先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鹄师兄，他在本文酝酿阶段贡献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本文第一节殷墟考古部分的文字，就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北大历史系的韩巍教授审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文｜李硕  载于《读库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