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缩影——重温32年前的一场辩论赛_风闻

     今早在B站看了1990年亚洲大专辩论赛（国际大专辩论赛前身）的决赛：

     “人类和平相处是（正方：南京大学）vs不是（反方：台湾大学）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

     这种早期的辩论赛，一个优点是立论层次很清晰，文字功夫十分了得。

     这很值得我们现在学习。

     文字功夫极差，语言不但没有美感而且粗鄙、俚俗，甚至语句不通，是现在很多辩论赛的通病。

     即使不打辩论赛，大家也要自我反省：

     自己平时作文、说话的语言水平如何，能不能做到准确、清晰、流畅，必要时还能有或者优美或者雄浑的风格？

     另外，他们的技战术虽然相对简单，但都能做到紧扣主题，例证丰富。

     像正方南大（立场为“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他的主战场就是论证可能性，而要求对方论证不可能性；而反方台湾大学则认为正方不能只讲逻辑的可能性，而应该论证那些根深蒂固的战争根源如何能被消除，否则正方讲的空洞的可能性没有意义。

    结果南大以微弱劣势告负。

    我认为南大主要输在两点：

    1.台大提出要正方直面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战争根源，南大回应不够。他们一是说人类远古时代曾经没有战争，而反方说不见得，可能只是你不知道；二是正方举了一些缓和的现象（裁军等），而反方做了其它解释，说这些裁军只是因为经济不好钱不够用了，而不是真的想和平，而且也只是做样子，裁掉一些过时军备，并没有真的削弱自己军事力量，像星球大战等先进军备并没有裁；另外反方指出哪怕极贫困的国家，每个小孩每人10美元的民生开支都不能保障，却拿大笔金钱买军火，充分说明和平是多么无望。

    打到这一层之后，正方接下来虽有零星回应，但没有形成一条统一的有效的线索。这就是说，他们未能集中鲜明地告诉人们，到底是一种什么现实力量能够抵抗乃至克服反方所说的战争根源（资源有限而欲望无穷，等等），所以他们整个给人感觉稍显被动。而这个辩题正方立场本来给人感觉是天然占了优势的，所以这个被动就显得更为刺眼了。

    其二，台大有一个价值打出来了，就是人类和平共处实现不了，但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而是要加强我们自卫的能力，时刻保持警惕。这一点正方也没有回应。

    南大想利用本方只要证“可能性”这一点，向对方推论证责任，要求对方证“和平相处无论如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也做得不够好。

    一是反方早已指出正方不能只论证逻辑上的可能。逻辑上一切皆有可能，但这没有意义，而要论证你说的可能性的现实根据；

    二是当正方说“人类确实实现过局部的、较长时期的和平”因此和平相处有现实根据时，反方认为正方这只是告诉我们“人类有时打仗，有时不打；有些地方正在打，有些地方没在打”，但这证不出“人类可能和平相处”，正如“人有时吃饭，有时不吃饭；有人正在吃饭，有人不在吃饭”证不出“人有可能不吃饭”一样。

    三是正方以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一句“和平，或毁灭”为依据说：“反方认为人类和平相处不可能实现，那就必须论证人类必定在核战争、核冬天中毁灭”，这是想把一个巨大的不可承担的论证责任推给反方。

    但仅靠德氏的一句话而没有其它论据的铺垫，很难让人相信反方必须论证如此极端的立场。正方这样推论证责任，就显得有些强词夺理了。

    当时评判团没有像以上这样详细复盘，但他们对场上态势的整体感知，我是赞同的。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南大不是输在辩论技巧（南大二辩姜红卫是全程最佳辩论员），而是输在未能充分回应大家在这一辩题上的核心关切：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最想听到的不是“美好理想一定实现”之类的善良情感的抒发，而是想知道人类和平相处作为一种理想（而不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隔），其实现究竟有什么现实力量能够加以保证？

    南京大学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队伍，本来是最有理论资源回答这一问题的。

     他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告诉人们：

     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

     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

     而这两点都是可以根除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它所激荡出的世界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是消灭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强大可靠的力量。

    对岸的台大同学不也很熟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句话吗？孙中山先生正是看到了人民革命的强大力量，才相信人类大同一定可以实现。

    这场辩论赛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战歌唱道：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祖国，卫和平，就是保家乡！”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最终消灭一切战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战争问题的基本看法，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以实践证明过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的真理。

    遗憾的是，正方南京大学的立论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些。他们实现和平共处，不是靠人民的力量，不是靠敢于反抗和消灭侵略者、敢于推翻剥削制度的大智大勇，而是靠“南北对话”、“东西缓和”——一句话，靠帝国主义者，靠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战争贩子们发善心。

     这当然是极为苍白无力的，完全经不起反方的拆解：

     超级大国的裁军是障眼法，他们手里的武器、军备都是越来越强，哪儿有什么真正的缓和？弱者“和平共处”的一厢情愿，换来的不是和平共处，而不过是在超强武力胁迫下的屈服而已。

    令人惊讶的是，反倒是台湾大学队在说明战争根源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并且引证大量事实和数据揭露美国大搞“假和平，真扩军”，并且不断侵略和欺凌巴拿马等小国、弱国。

   结果形成了南京大学被自家理论批判乃至审判的奇特而尴尬的局面。

    这不能怪南大的这几位同学。

    这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3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我们有不少人的理论自信几乎完全丧失，在国内都不敢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讲马克思主义，更遑论到国际舞台上去申论和传播呢？

   我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大陆辩手们身上，能感受到两种很矛盾的东西：

   一方面，我感受到他们身上体现着那时整个国家的一种不自信，一种不太敢说自己的话语，觉得那些话语过时了、落后了，说出来会让别人笑话的小心翼翼的自卑感；

    一方面，我又能感受到他们的真诚、严肃的理想主义：他们相信，自己的怀疑乃至舍弃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更符合他们原来理想的目标：“我们学习别人，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尽快地好起来”，只是当时的煎熬在于他们也不知道这种学习的底线在哪里，只能尽可能多地去改变自己，接受那些新的或看起来新的东西——这中间又有着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坚持，他们那一腔赤诚和那一份永远不能放弃的自尊。

    这种矛盾属于那个时代。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那个时代的辩手总是更加深沉一些、成熟一些，给我的感觉也更加丰满、真实和完整一些。    他们的言行举止、遣词造句，都有一种用心雕琢过的古典美——也许只有这种美，才能很好地覆盖或者说平衡住他们内心的那些矛盾吧。

    这些矛盾其实今天还在发生影响，但今天的辩手们可能并不是太在乎它们了。

   今天的辩手也会说“我们要打出价值，打出人文关怀”，但其实他们要打的还是“技术”，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些矛盾或焦虑，他们所谓“价值”、“人文关怀”，也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要领中有一种叫“人设”或“情景构建”的东西。

   两种辩手都很优秀，我都能欣赏。

   但作为一种纠偏，我会不时推荐我的学生去看一些“古典型”辩手的比赛，因为在那个辩论技术还不成型的时代，这些辩手更多地要靠自己的领悟、积淀、直觉乃至个性、人格去支持比赛，而这也许这更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学到一些当下所不易学到的气质，从而让他们也变得更为丰富和深沉一些。

    尽力理解更多的人，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