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出路在何方？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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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温州候鸟

疫情给我国实体制造业、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许多媒体、专家都有数据反应。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数据，更是我老家许多亲人的现实生计。

我老家就有许多亲戚在外打工，比如我小姑姑和姑父在温州打工就有二十多年了，这两年，他们过起了一种“温州-老家”的“候鸟式生活”。他们所在的小型鞋厂，只有30多人，近年来订单严重下滑且不稳定，去年10～11月就放了两个月假；没干几个月就过年，今年3月才开工；陆陆续续做一段时间又休个十来天，直到今年国庆前又放了一个月假；国庆后过去工作了一个礼拜，厂里说做十来天又要放假……如此断断续续，仿佛得了肾结石，就没个畅快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这样几十个人的小厂，可能占了温州企业的一半，情况都差不多。他们隔壁一家中美合资的外贸鞋厂，有几百人规模，生产倒是正常维持，但去年开始就从4班轮岗压缩到2班，后来就没招过人，相当于减员一半。

收入是多少呢？他们基本都是计件制，以往普工有个5000元左右（不交金、不交社保），今年下降至4500元，还有许多人在排队。技术工种或小主管高一些，有个五六千元，但因为工作量下降，收入同步下降。

没有活儿的时候怎么办？时间短就宅在几平米的出租屋刷手机、发呆，有个十来天间隔期就另外找份代工做做，上了一个月，干脆回老家歇歇，毕竟老家生活成本低一点，等到工厂有活了再回温州……当然，这些不会反映到就业统计数据中。

回老家也不是办法，老家工厂月收入2000多元，何况基本只招收45岁以下青壮年，他们已经淘汰，回去也找不到稳定工作；种田？他们家四口，原本有四亩田，其中一亩旱地，几年前建房又抵掉几分地，现在耕地只剩下两亩一分，按每亩年产1200斤粮食，最优质粳稻、全国平均收购价1.31元/斤算，约合年产值3300元，即便采用目前流行的再生稻技术，还能补收最多三分之一，那就是合计产值4400元，平均到每月367元，一家人吃饭都是问题……

以往年头，只有耐不住性子的80、90后第二代农民工做“候鸟”，这两年，连我姑姑这批60、70后，最能吃苦、最稳定的第一代农民工都不得已变成“候鸟”了。而且，他们心中明白，这样的“候鸟”生活也只能维持个两三年了。

他们的出路在何方？

按照七普存活人口统计，我国60后人口约2.17亿人，70后约2.24亿人，结合我国2022年52.57%的户籍城镇化率，而他们这两代人城镇化率肯定会更低，就按50%算，意味着有2.2亿的我姑姑这样的“他们”，占中国逾七分之一的人口！

当下，每一代人的就业问题都比较严峻，但对缺乏出路和保障、日益无力、不可逆转的2.2亿“他们”来说，这种严峻性无疑更加残忍且燃眉。

中国类似这样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知识界、媒体界不应陷在意识形态、“国际风云”、乃至左右之争中，喋喋不休乃至怨天尤人，因为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去面对、探索。

土地产权是不是问题？

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乡村问题有一个常见毛病，就是一谈到乡村，就陷入到土地、产权、城镇化这些问题，仿佛这些问题不解决，乡村就无解——可惜，这些问题短期确实无解，那就卡在这，不继续往下研究了吗？

篇幅有限，在此我们集中说产权的事儿。

我国当下乡村土地制度大致可以概述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鼓励流转、严禁非农化，其中各界争论的焦点在于产权集体所有。抛开理论，从现实来看，我有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根本问题。

在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背景下，像我姑姑、姑父一样的中国农民，有一个很多国家都羡慕的优势——他们可以在城市反复“博一把”，博输了照样可以回老家，等机会更好的时候再出来“博”，直到有能力在城市安顿下来……

也许有人又要拿出“自由”的帽子，让农民拥有选择的权利——比如可以自由卖地、卖宅基地、卖集体权益，拿这个钱去城里买房不好吗？

其一、你先问问城里的房价答不答应。

其二、借用毛姆的话回答：“人民大众不需要自由，安全感才是他们最深切的希望。”对精英阶层来说，“自由”的正向收益更高，但对底层人民来说，自由往往是把“双刃剑”。

其次，当下集体产权制度有其优越性。

举个例子，我老家小村，是典型的三无（无资源、无风景、无风貌）农村，既不穷也远远说不上富裕的农村。但如果放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来看，变化无疑是翻天覆地的。

譬如，我们村还算规整，基本上只有两条水泥路，每户人家的房子都整整齐齐地码在两边，还算整洁、亮堂。而这两条路之所以能修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

要是放在私有制下，加上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当初修路的时候肯定有人不愿拆老房子，这路就修不成！

也许有人会说，私有制下，修路可以协商、给他补偿啊？想多了，在我们那样的小村，修这两条小路都是政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掏的钱，没有任何经济效益，谁会给你补偿？如果有人硬要向政府要补偿，而政府肯定不想开这个头，这路基本就修不成。其结果，一定是不好的话就大家都不好，牵涉到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事，就很难办成。

再举一个例子，浙江丽水市松阳县的乡村保护与旅游开发。松阳县是浙江最偏远的县之一，大山深处保留了很多传统古村落。前些年山上有一个村整体搬迁，土地性质转化为国有商业用地，一家文旅运营商整村开发，把旧村拆除，继而改造为一栋一栋的现代化休闲度假村，并拿出一部分销售。但这个做法很快停止，为什么？

按照市场逻辑，“拆除-新建”的成本往往低于古建筑修复、维护，在规模效益指引下，一旦土地私有，大概率会导致整村新建，其结果，必然导致古村“现代化”，原住民也肯定会被开发商想方设法迁离。如此，这些古村大概率会被房地产化、度假村化，就再也见不到深山里的古村原生风貌，以及在里面开工作室、开书店的艺术家们与原住民们其乐融融的和谐之境，今天的游客们恐怕也要失望了。

当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大多数情况中集体和私人的产权边界都相对清晰。而且，今时不同往日，个体权益保护其实是上升的：在集体所有制下，集体侵犯个体利益时，一定会受到个体的反弹，而个人利益明显侵犯集体利益时，也会有其他人或组织站出来，相对平衡；而如果不是集体所有制，那么当个人利益干扰集体利益时，除非影响太大，就很难有制约力量出现。

所以，农村的集体产权制有其优越性，这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

第三，乡村土地产权问题在变化。

在我老家那样缺乏市场价值的小村，压根就没人关心土地产权问题，甚至土地压根就没人愿意种。即便产权私有了，可以卖了，也卖不了几个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有市场价值的乡村呢？在我调研过的许多乡村，土地产权制度已经在随着市场发展在演进。譬如城郊农村，可以按照市场化、房地产方式变更土地性质，拆迁“致富”，这个我们并不陌生；景区范围内农村宅基地，可以进行长达40年的长租（城市商用物业产权也只有40年），比如离上海市区最远的青浦区岑卜村，因为有一些城市人看中它的“偏僻”，集中前来生活，一栋农民房一年可以租到2-3万元；还比如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做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改革，甚至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的农宅，还可以将使用权证精确到每一间（比城市还灵活），以便更灵活地流转给市场主体经营“村民宿集”。

所以，有市场价值的地方，不管是市场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已经在通过市场化的方法进入，它们不会因为产权集体所有就停止步伐。所以产权并不是市场化的根本障碍，有没有市场价值才是！

第四，农民并不关心产权问题。

如果问我姑姑、姑父，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肯定轮不到土地问题。而且就那么点地，就这么个经济水平，玩出花来也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

如上，缺乏市场价值的地方，土地本来就不值钱，农民压根就不会想产权这回事；有市场价值的地方，不需要卖产权也能变现，市场已经在定价，操产权那份闲心干嘛。

如笔者在《不是只有经济常识才是常识》中阐述，现有产权制度下，农民已经实现了安居+“半乐业”，他们普遍关注的事情，主要有三个：一是“安居乐业”剩下的那半份“业”；二是养老；三是孩子的教育，我们去面对、探索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比盯着产权问题更有意义。

土地制度的几个基本事实

土地制度研究学者刘守英教授，在其专著《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沿革、现实问题和一些经验探索，他实际主张的是中国传统的“田底权”（产权及收租权归地主）和“田面权”（农民有永久使用、转让、收益权）的分离模式，即在遵守“田底权”制度（城市土地国有，乡村土地集体所有）下，推进土地的“田面权化”、市场化，像城市住宅70年/商业40年的产权安排一样，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的“名分”上，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逐渐向财产权做实，这也被另一位三农学者贺雪峰批评为“实际上的私有化”。

我们暂不参与学术之争，刘守英教授在研究中提出的几个基本事实，我们需要首先看到：

**其一，土地私有并非绝对。**譬如，英国法理上所有土地都归国王或女王所有，但90%的土地都归私人所有，而在今年颁布《租赁产权改革（地租）法》之前，购房者每年需向土地所有者支付一定的地租，也就相当于购房者也无法买到完整产权；在美国，58%的土地私有，但绝大部分森林、草地、保护地等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所有（分别占31%和10%），另有1%的土地归城市政府所有……所以，我们要防止一谈土地产权改革、建立清晰产权，就掉入私有化的思维陷阱。

**其二，土地管制是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共同选择。**美国、加拿大、日本称之为“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瑞典称之为“土地使用管制”，英国称为“土地规划许可制”，法国、韩国称为“建设开发许可制”，即便私有，但世界各国都重视土地资源管理、尤其是耕地保护，且都经过了由分权、分散多头管理到集权、集中统一管理转变的过程。所以，私有化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市场自由，仍需向公共利益求平衡。

**其三，我国的“世界工厂”成就，得益于低地价。**八九十年代珠三角、长三角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得益于廉价农民工的贡献，以及这些地区将近一半的集体存量建设用地的支撑；同期，各地政府“以地谋发展”，通过大量低价征收、转化土地性质，建工业园、招商引资，促进了各地工业的大发展。而2000～2011年，全国工业用地价格只提高了71.18%，与之相对的是，商业和居住地价水平分别提高了308.76%和528.1%。“低地价+低劳动力价格+低福利制度”，经过许多牺牲，才有了我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地位。

**其四，土地制度是最基本的国策，是执政和社会稳定之基础，任何简单的市（私）场（有）化的思维，都是一厢情愿，于己于人都是无益。**同时，土地只是工业化时代的三要素之一，在今天以科技、人才、创新为核心的新时代，重要性已经下降了很多，它也早就不是今天乡村经济的“命门”所在。

所以我们要探索的，更应该是现有制度下，如何跟上时代发展、人民实际需求的新时期土地改革路径，且需坚定制度自信，以稳为主，渐进图之。

乡村经济的“命门”在哪里？

综上所述，知识界不应该再落伍地，继续把乡村问题焦点放在产权制度、城镇化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意义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焦点在哪里？还是得去解决农民们关心的，重要且紧急的问题。

乡村教育和养老问题，我已经谈过很多次，此不赘述。我国当下乡村土地产权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存，和社会不至于出现大动乱（“农民失地-大量涌入城市-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化”）的问题，基本盘稳住后，关键还是发展乏力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即我姑姑、姑父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我老家许多堂兄、表弟为代表的第二代农民工，共同面临、且日益加剧的没活干、没有好工作可以干的问题。

解决方向只能是产业升级：

第一，农业需要继续升级。

中国以往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径大致是，80年代搞联产承包做一产——90年代后发展二产制造业（各种工业园区建设、农产品加工等）——2010年后搞三产（如农村电商、乡村民宿等），总体是进步的，但实践下来，都有各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思路就必须是“三产融合”，单独搞某一个产业都没有出路，只有融合起来一起搞！

这方面，其实有大量实践案例等着我们去了解和探索。

第二，继续以工业带动农业。

梁漱溟指出，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的核心问题是“缺技术+组织”：缺技术，所以只能看天吃饭；缺组织，所以无法联合起来争取利益，包括对接市场。要解决这两个痛点，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工业化组织生产的路径。

譬如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搞养殖都是分散的，每家养十只八只鸡、两三头猪，一半卖一半自己吃，这样，一不市场化，二抗风险能力约等于零，来了鸡瘟、猪瘟就束手无策。当然，损失不算特别大，也就不敏感，缺乏动力去搞科研、防范机制。而目前，中国鸡、鸭、猪等养殖业都日益产业化，大型养殖企业对产业化的改造、公司+农户模式的带动、种养一体化、集中力量搞科研等市场化行为，对传统养殖业的改造都是根本性的。

农业也分很多类，粮食安全、耕地遵循国家管理，作为保底存在，而经济作物、养殖业走向产业化，再结合区域特色农业，发展老年精品农业，走三产融合之路，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第三，科技持续升级，实现新的就业转换。

比如网约车、快递、外卖的出现，为青壮年农民进城提供了大量的、较为体面的就业。但是，下一个新的、高质量的就业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比空谈城镇化更有意义。

所以，中国乡村经济的“命门”，与城市经济、国家发展的困难是统一的，那就是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更优质的就业。广大知识分子、媒体，应当面对实际问题、与时俱进，与其困惑、到处炒热点甚至忙于争吵，不如多去研究、发掘、报道，甚至参与中国转型升级的具体办法。

当然，作为一名乡村研究者，我更欢迎大家多关注和参与乡村。因为，5.8亿农民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群体，261万村庄依然是中国最基础的社会组织，知识界、媒体界、财经界不去关心我们最大的群体，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资料：

刘守英，《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贺雪峰，《农地私有化行不通——刘守英教授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