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vs民主：雅典与斯巴达_风闻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希腊世界的一些城邦保持中立，但很多城邦，包括最重要的城邦，已经臣服于斯巴达或雅典的霸权。斯巴达和雅典很可能是整个希腊世界里最为迥异的两个城邦，并且互相猜忌。它们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希腊的国际体系。

斯巴达及其联盟

斯巴达领导的联盟比较古老，是前6世纪建立的。斯巴达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拉科尼亚统治着两个臣属族群。黑劳士的地位介于农奴和奴隶之间，耕作田地，为斯巴达人提供粮食。庇里阿西人拥有人身自由，但臣服于斯巴达的控制，是手工业者或商人，为斯巴达人提供各种物资。只有斯巴达人不需要谋求生计，而是全身心投入军事训练。所以他们能够发展出希腊世界最强的陆军，他们的公民士兵拥有专业化的技能，训练有素，与众不同。

但斯巴达的社会结构有着潜在的危险。黑劳士的人数大约是他们的斯巴达主子的七倍，而且，用一个熟悉斯巴达的雅典人的话说，“黑劳士对斯巴达人恨不得寝皮食肉”（Xenophon, Hellenica 3.3.6）。黑劳士不时掀起暴动。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斯巴达人设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体，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迫使个人和家庭服从国家的需要。他们只允许健康状况完美的婴儿生存下去；男孩在七岁时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在军事学校里接受训练和磨砺，直到二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们生活在兵营里，帮助教育新一代的年轻新兵。他们可以结婚，但只能偷偷溜去见自己的妻子。三十岁的时候，斯巴达男子成为真正的公民，一个“平等的人”。一名斯巴达男性公民与另外十四名战友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饮食非常简单，往往只喝一种令其他希腊人震惊的黑汤。男性公民要服兵役到六十岁。这整个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无论体能、训练还是纪律都是最顶尖的。

尽管拥有优势的军力，斯巴达人却通常不愿意打仗，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军队离家期间黑劳士会趁机造反。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为了防备黑劳士而建立起来的”（4.80.3）。亚里士多德说，黑劳士“坐等灾难降临，然后趁机去攻击斯巴达人”（Politics 1269a）。

前6世纪，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特社会，斯巴达人发展出了一个永久性联盟。现代学者通常将斯巴达领导的联盟称为“伯罗奔尼撒联盟”，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包括斯巴达和一系列盟邦，这些盟邦都各自通过单独的盟约与斯巴达联系起来。在受到召唤时，这些盟邦要在斯巴达的指挥下作战。每个盟邦都宣誓要在外交政策上唯斯巴达马首是瞻，斯巴达则要保护它们，并承认它们的领土完整和自治权。

决定联盟内部关系的阐释原则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斯巴达人会在对自己有利或者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援助盟邦，并在必需和可行的情况下强迫其他盟邦加入冲突。只有在斯巴达人决定召集大家的时候，整个联盟才会聚集起来。这样的召集是很少的。发挥主要作用的规则是由军事、政治或地理形势决定的。斯巴达的盟邦可以非正式地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足够小、距离斯巴达足够近，因而能够被斯巴达轻松控制的国家，比如弗利奥斯和奥尼伊。第二类盟邦包括墨伽拉、厄利斯和曼丁尼亚，它们比较强大，或者距斯巴达比较远，或者既强又远，但如果对斯巴达不忠顺，斯巴达仍然能够对其施加最严酷的惩罚。第三类盟邦只有底比斯和科林斯，它们距斯巴达很远，而且自身足够强大，因此它们的外交政策很少屈从于斯巴达的利益（见地图1）。

阿尔戈斯是一个大国，在斯巴达东北方，是斯巴达的传统宿敌，不是斯巴达联盟的成员。斯巴达人始终担心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其他敌人联手，尤其害怕阿尔戈斯援助黑劳士起义。任何对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性构成威胁，或者动摇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忠诚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对斯巴达人的潜在致命威胁。

理论家将斯巴达的政治秩序视为“混合政体”，因为它包含了君主制、寡头统治和民主制的元素。君主制元素表现在，斯巴达有两位国王，分别来自不同的王族。元老院代表了寡头统治的元素，它包括二十八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男子，全部从少数特权阶层的家族中选举产生。公民大会（包括全体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男子）和五名监察官（每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则代表了民主制的元素。

两位国王是终身制的，他们指挥斯巴达的军队，执行重要的宗教和司法职能，并享有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由于两位国王常有分歧，为了某个问题常在他们周围发展出不同派系。元老院和国王一起，组成了国内的最高法庭，国王若被指控犯罪，需接受元老院的审判。斯巴达社会尊重家族人脉、年高德劭的老人和经验，因此元老院拥有极大威望，而元老们当选后获得的莫大荣誉也给了他们很大的非官方的影响力。

监察官也有很重要的权力，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他们接见外国使者，进行条约谈判，在宣战之后下令出征。他们也召集和主持公民大会，列席元老院，并且是元老院的执行官员，还有权指控国王叛国。

关于条约、外交关系、战争与和平的正式决定是由公民大会作出的，但公民大会的实际权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官员传唤的时候，公民大会才会召开。公民大会上很少有辩论，发言者一般是国王、元老或监察官。投票通常要靠口头表决。很少分组表决和计票。

三百年中，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改变这种政体的法律、政变或革命。尽管政体如此固若金汤，但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却常常摇摆不定。国王之间的矛盾、监察官与国王的矛盾，以及监察官内部的矛盾，再加上每年监察官的重新洗牌，有时会削弱斯巴达对其盟邦的控制力。盟邦可能会利用斯巴达内部的纷争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实践自己的政策。斯巴达的强大军队和对联盟的控制给了斯巴达人极大的力量，但如果他们用这种力量去对付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强大敌人，就要冒黑劳士起义或者遭阿尔戈斯攻击的风险。但如果较为重要的盟邦召唤斯巴达帮忙，斯巴达却不出动，盟邦就可能背弃他们，联盟就可能瓦解，而斯巴达的安全依赖盟邦和联盟的存在。在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危机中，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影响斯巴达的决策。

雅典及其殖民帝国

雅典帝国源于希腊人打赢希波战争之后建立的一个新同盟。雅典起初是这个同盟的领导者，后来成了它的主宰。雅典有着独特的历史，在它建立民主制和崛起成为霸主很久以前，它的个性就已经塑造出来了。阿提卡是从希腊南部向东南方延伸的小小的三角形半岛，而雅典是阿提卡半岛的主要城邦。阿提卡的面积大约有一千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区都崎岖坎坷，多山峦丘陵，无法耕作，因此早期的阿提卡人即便按照希腊的标准也算是很穷的。但是，虽然地理上处于劣势，有时却是福兮祸所伏。入侵者从北方席卷而下，占领了土地更为肥沃的伯罗奔尼撒半岛[1]，却放过了阿提卡，认为不值得费事去征服它。与斯巴达人不同，雅典人声称自己起源于目前所占据的这块土地，在月亮诞生之前就生活在这同一个地区了。因此，他们不需要承担征服者的负担，不需要时刻面对一个受压迫、非我族类、心怀不满的下等阶级。

由于雅典很早就统一了整个阿提卡地区，因此不会与阿提卡的其他城镇发生争吵和战争。这些城镇都变成了雅典城邦的一部分，所有在本地出生的自由民都成了平等的雅典公民。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雅典的早期历史相对比较安宁稳定，并于前5世纪崛起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国家。

前5世纪，民主雅典的力量和繁荣主要依赖于它对其航海帝国的控制。雅典的航海帝国以爱琴海、爱琴海诸岛和沿海城市为中心。雅典帝国最初是“雅典人及其盟友”的组织，现代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这是希腊各城邦自发组成的一个同盟，邀请雅典领导它们继续开展反对波斯的解放战争，并向波斯复仇。提洛同盟逐渐演变成一个受雅典人控制的殖民帝国，主要是为了雅典的利益而运作（见地图2）。提洛同盟的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渐渐放弃维持自己的舰队，而改为向集体金库支付钱款。雅典人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充自己的舰队，并向桨手支付报酬（桨手每年要有八个月待在桨位上），所以最终雅典海军成了古希腊史上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提洛同盟的大约150个成员国中只有2个岛国——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拥有自己的舰队，也享有相对的自主权。但就连它们也不大可能违逆雅典的命令。

雅典人从其帝国产业中获取了极大利润，并将这些利润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庞大的建筑工程，以美化他们的城市，并为人民提供就业，以及积累一大笔储备资金。雅典海军保护着雅典商人，使得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乃至更远的地方经商致富。海军还保障着雅典的食品供应，确保乌克兰小麦和黑海鱼类的供应。雅典本土的食品生产不足，需要进口这些外国食品来补充。一旦发生战争，需要放弃自己的农田时，雅典还可以用帝国的资金来进口食品，以进口完全取代本土的农业生产。前5世纪中叶，环绕雅典的城墙以及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2]设防港口的长墙竣工，此后雅典几乎固若金汤。

在雅典，所有政策，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军事还是民政，全都由公民大会定夺。通过抽签从雅典公民中选出的五百人议事会[3]负责准备法案，供公民大会审议，但完全服从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年开会多达四十次，在露天举行，地点是卫城[4]旁的普尼克斯山，俯瞰阿哥拉（市场和民政中心）。所有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提案和辩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有4万雅典人享有参加公民大会的资格，但实际参会的人数很少超过6000人。因此战略决策需要在数千人面前讨论，每一项行动的具体细节都需要得到多数人的批准。每一次出征、参战船只和人员的数量和具体性质、资金预算、指挥军队的将领和这些将领得到的具体指示，诸如此类，都要经过公民大会的投票表决。

雅典国家最重要的职位，而且是少数由选举而非抽签产生的职位之一，是十位将军。他们负责指挥雅典的陆海军作战，因此他们必须是军人。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再次当选，所以他们也必须是政治家。这些领导人在作战时可以施行军法，但在城内没有这个权力。每年他们必须接受至少十次审查，看是否有人对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行为提出检举指控。将军在任期结束时还需要详细报告自己的军事和财政举措。若他们受到指控，就会受到审判；如果被定罪，就会受到严惩。

十位将军加起来并不算是一个内阁或政府；公民大会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但有时优秀的将军会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和极大影响力，以至于成为雅典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在法律上还不算的话）。在前479—前462年的十七年间，客蒙就是这样一位最高领导人，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指挥了每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并且说服雅典公民大会支持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客蒙去世后，伯里克利取得了类似的成功，而且掌权的时间甚至更久。

修昔底德在史书中将他描述为“伯里克利，科桑西普斯之子，当时雅典的领导人，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都是最精明强干的人”（1.139.4）。修昔底德的读者对民主雅典最著名和最杰出的领导人的了解比这多得多。伯里克利出身贵族豪门，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将军和希波战争的英雄。他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克里斯提尼就是创立了雅典民主制的奠基人。但他的家族倾向于支持平民利益，伯里克利在其政治生涯早期便成为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大约三十五岁时，他成为民主派政治团体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非官方的位置，但影响力很大。他毕其一生都掌握着这个地位。

他将超乎寻常地优秀的沟通和思考能力运用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当时最顶尖的演说家，他的演讲说服了大多数公民支持他的政策，他的言辞在雅典人耳边余音绕梁数十载，此后则被记录和保存了数千年。很少有一位政治领导人受过这样高水平的智识教育，拥有这样的人脉和高雅品位。从青年时代起，伯里克利便热衷于当时正在改变雅典的启蒙运动，赢得了一些人的仰慕，但也招致更多人的猜疑。

据说，他的教师阿那克萨哥拉影响了他讲话的习惯和风格。伯里克利学到了：

高尚的精神和高雅的演讲格调，全无蛊惑人心的政客演说家的粗俗和奸诈花招；他表情庄重，从来不会纵情大笑，仪态富有尊严，服饰得体有节，他说话的时候不受任何情感的影响；他的嗓音控制得当，非常平稳；还有其他此类的特点，令听众肃然起敬。（Plutarch, Pericles5）

这些品质使他赢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而他的民主政策和其他演说技能使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坚定拥他。他非同一般的品格帮助他在三十多年间赢得了一次又一次选举，使他成为战争爆发前雅典最强大的政治领导人。

在这个时期，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但我们必须注意，他从来不曾拥有超过其他将军的正式权力，也从来不曾试图改变民主政体。他仍然受到宪法规定的细致审查的约束，每次要采取行动都必须先在公开而不受控制的公民大会上得到投票批准。伯里克利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的计划获得支持，而且有的时候他的政敌会说服公民大会投票反对他的意愿。但是，战争前夜的雅典政府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府，由其首席公民领导。但如果像修昔底德那样说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该时期的雅典在每个方面都算得上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在引发战争的危机时期，在制定战略时，以及一直到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人不可避免地要遵从他们的伟大领袖的意见。

[1]即所谓“多利亚人的入侵”。这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学者为了解释南希腊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的语言为何消失，以及古典希腊文化如何形成，而发明的一种理论，目前有很大争议。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赫拉克勒斯的后裔重返伯罗奔尼撒半岛，夺回了赫拉克勒斯理应享有的土地，他的这些后裔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诸王。有些史学家相信，这个传说反映了多利亚人从巴尔干南下入侵希腊，消灭了一些原住民，并占据希腊许多地区的史实。

[2]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如今依然是希腊的主要的造船和工业中心，距离雅典市中心约14公里。

[3]在下文中简称“议事会”。

[4]在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古希腊城邦，卫城是城市中地势较高、易守难攻的部分，可能筑有军事要塞，作防御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