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亮｜新文科与当代中国文论的“破”与“立”_风闻

李凤亮｜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人文中心讲席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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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亮教授

“新文科”讨论的兴起，既依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学科发展范式反思的内在逻辑，也深受新时代社会变革所提出的人才、思想、文化等需求的外部驱动。2020年初，笔者曾在《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一文中对此做了初步探讨，认为“求新图变”正是“新文科”提出与推进的基本方略，而这一方略的形成，与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经过长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正日益呈现“对策化、跨界化、技术化、国际化”的趋势。“新文科”的“新定位”，可从强化硬通识、催生新思想、体现新担当着手。在举措方面，新文科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突出跨界融合、强化实践导向、探索范式创新。2021、2022年，笔者再以《新文科视野下的大学通识教育》《以新文科建设大力推进创新人才培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新文科》等文，对如何推进新文科建设、加快创新人才培养做进一步讨论。本文拟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破”（过去）与“立”（当下），进而提出以“新文论”（未来）参与新文科建设的初步思考。

破除壁垒：文论作为思想解放的先声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发现，文艺理论以敏锐的触角，成为新时期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报春花”。当代文论界勇敢突破“极左”时期设定的诸多思想禁区，以鲜明的批评立场质疑陈见，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构建新论。不破不立，长期禁锢的文论思想闸门一旦打开，便持续产生一种破除壁垒的力量。“破除”，成为1980年代初文论界、批评界的共同意识，并在其后几十年的文论发展中不断发挥着除旧布新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文论的“破除”，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破除了文艺对政治的“绝对从属”。**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要话题。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离不开政治，也影响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认识、理解差异较大。“救亡”与“启蒙”相互纠缠、不可分割，但也会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民族解放和国共斗争的情境下，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成为时代主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讲话是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地阐明了在特定历史阶段文学艺术家的立场问题。遗憾的是，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被过度单一化处理，文艺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反映器，而被扭曲后的“从属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艺的健康发展。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里指出，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980年代，文艺理论界深刻意识到文艺对政治的“绝对从属”窄化了文艺功能、压缩了文艺发展空间。因此，一种拨乱反正、破除文艺对政治“绝对从属”的思想在文论和批评界逐步生长，从对“形象思维”的重新讨论到“美学热”，直到21世纪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争论，以及由海外华人学者发起的关于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讨论，都丰富了我们对文艺本质及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二是破除了文艺理论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片面依附”。**毋庸讳言，破除文艺对政治的“绝对从属”，是与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译介密切相关的。1980年代思想解放，西学再入，各种西方文论思潮、话语的引入，更新了中国文论界的知识视域与认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言必称西方”的现象。这种矫枉过正的文论景观很快得到反思，20世纪末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的持续探究，都在质疑新时期以来以西方文论取代俄苏文论成为主流，导致中国文论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失语”的弊症。近期，在社科理论界推动“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文论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方法”等论题的讨论也日趋热烈。

**三是破除了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单维局限。**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媒介发展，文学形式和形态持续丰富，文艺消费也呈现多样化的态势。盛行于1980年代的“美学热”，与文学批评的勃兴相辅相成，打开了人们封存已久的审美思维。1990年代以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探讨，与文化研究思潮交相辉映，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思潮流变中，进一步拓宽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视域。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学和艺术无论是涵盖的内容还是表现的形式，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助推了文艺边界的扩展，既往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局限也被突破，创意产业、数字人文、文化创新等成为新的研究对象，“文艺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创意产业园区

**四是破除了文艺研究的时空、领域限制。**新时期以来文艺研究的突破还显示在其逐步形成了新的基于时间、空间、领域的“整体观”。198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学者分别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以来，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已渐成学术界的一种共识，由此还形成了几次“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在海外华人学者那里，这种“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似乎走得更远。在学科意识明确的王德威笔下，这种整体观体现得尤为显著。他的“中文小说”研究大体上呈现出这样三个特征：一是空间上跨越现有的政治地理疆界，涉及全球华语文学；二是时间上打破大陆学界关于现当代的分立，甚至将视野引向“晚清”这一重要领域；三是在写作思维上进入文学、历史、政治、思想、想象的交叉领域，体现明显的跨科际特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便体现了一种突破限制、建构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努力。应该说，这也成为40年来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五是破除了文艺研究对单一范式的依赖。**在方法上，基于“反映论”的社会—历史批评曾长期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随着1980年代各种外国文艺思潮的引介，文艺研究方法也呈现出百花竞妍的开放格局。人类学、思想史、语言论、审美意识形态、性别研究、数据计量分析等各种方法进入文艺研究领域，“横看成岭侧成峰”，文论发展和方法创新形成了热烈有效的互动。

守正立新：在开放格局中扩大文论阐释场域

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在反思中破壁，在守正中立新，在开放格局中不断扩大文论的阐释场域。四十多年来当代中国文论成果丰夥，从大处看，笔者认为有三点“确立”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当代文艺在自律与他律、文学与政治的纠缠中，始终没有脱离关注社会、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发展主流，与此相关，当代中国文论在政治话语、社会话语、学术话语的整合上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艺创作要坚守人民性立场，文艺研究也要倡导人民性标准，以人民爱不爱看、愿不愿听、感不感动、叫不叫好作为最高的评价标准。**四十多年来文艺思潮不断变幻，但在表现人民、服务人民、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是始终一致的。

**二是确立了文艺研究中的文化自觉立场。**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我们从事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思想前提。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论辩与求索，**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逐步由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对失语的反思，走向一种新的建设路向。**如1990年代末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及近年来“新文科”中关于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都希图通过古今结合、中外融合、文史哲结合的途径，走向中国文论发展的“澄明之境”。多年前笔者曾参与编著《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一书，集中探讨过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等学人在文化自觉意识观照下对文化诗学批评的多维探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基于高度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的树立，都能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加从容不迫的心境着力设置中国文论议题，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从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彰显文论力量。

**三是确立了文艺研究的开放格局。**如前所言，当前人文社科研究对策化、跨界化、技术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向，以及伴随信息化而形成的多元文艺生态，都呼唤且推动着文艺研究和文论建设走向一种更加开放多元的格局。一方面是传统文学形态与新型文艺类型的共生；另一方面是文艺研究与思想辨析、历史反思、社会发展考察的融合；同时，还伴随着文艺的本土性与国际化的相互促进。这些共同推动着当代文论多元共生生态的形成。这一态势也将随着社会生活和文艺自身的发展，而呈现更加摇曳多变的姿彩。

“新文科”背景下的“新文论”：往何处去

走过四十多年的新时期中国文论，经历文化潮流的迭代和审美风尚的变迁，面临着新的发展际遇。“新文科”所倡导的人本取向、跨界思维、实践品格、创新精神，也在启发中国文论在新时代走向新天地。今天有没有可能综合创生出一种更具阐释力、影响力的“新文论”？其生成途径有哪些？它在当代思想文化的建设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新文科”背景下的“新文论”要着力思考的问题。笔者尝试为未来“新文论”的建设提供三个思考视角，也期待它在过去几十年的“破”与“立”中汲取养分、开启新程。

（一） 因应文艺发展的新态势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的文学研究。今天的文学不仅自身形态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产生了非虚构文学、跨文体写作、互联式文本等一批文学新样态，而且**随着创意社会和新创意时代的来临，文化消费正日益呈现出迥异于既往的特征，这些特征随着数字化对生活和文化的改变而不断增加新的质素。**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创意研究，我们面临着以往不曾面对的一系列文艺生产（假如我们还称之为“文艺”的话）的新命题，比如：怎样理解创意的本质？进入创意生产链条的文艺应如何重新定义？拟像化的艺术如何颠覆我们对“真实性”的认知？当下的文学生产是否必然是意义生产，又生产怎样的意义？数字化、信息化怎样影响今天的文学生产、传播、消费？当代产生“经典”是否可能，条件是什么？人工智能条件下如何理解并维护文艺创作的技术伦理？……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文化现实，也是当代文论创新绕不开的话题。“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文艺理论只有不断因应文艺发展的新态势，才能以丰沛的阐释力影响当下、引领时代。否则，理论就会失去源头活水，成为无谓的空蹈或虚幻的自呓。

谷歌AI系统Deep Dream的画作

（二） 成为重要的思想策源地

不少文论界同仁都十分怀念1980年代的批评氛围，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一个需要思想也产生了思想的时代，文艺批评恰好成为那个时代思想发生的重要阵地和话语引擎。思想和理论从来都相伴相生，王元化先生在这方面为文学研究者做出了示范。他在晚年严肃批评学术界意识形态化的粗疏学风，大力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在思想探索中运用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并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身体力行，坚守“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

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

这一点，在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系列反思中得到充分体现。**文学连接着社会，映现着人生，文学理论恰要在形象中予以抽象，在学术里彰显思想。**德国汉学家顾彬极力反对“无思想的文学史”，他曾说：“我对大部分的中国文学史非常不满意……我很少看到中国文学史有什么思想。我讨厌人以编年体写史，好的文学史也应该同时是思想史。”顾彬的话当然属于一家之言，但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文学史写作，还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倘若没有思想的支撑，则失去灵魂和趣味。当代批评和文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缺失正是批评的发现与思想的创造。思想从哪里来？往往来自问题意识，如刘禾所言：“从根本上说，所谓‘理论’，就是提出别人没有提过的问题，它不是炫耀名词概念，更不是攀附知识权贵。理论就是问题意识，看一个人能不能提出真正的问题。”

（三） 提升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思想传播和价值观传递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如何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通过学术话语让世界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命题，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也责无旁贷。一方面要主动设置议题，掌握文论发声的话语权，不能再重蹈过去要么俄苏文论、要么“美西”话语的旧途，而应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论与当代文化发展产生的新命题有机融合，提出有时代价值、普遍意义、未来观念的真问题，体现“汉语学术的世界贡献”（刘禾）或“第三世界的国际意义”（张旭东）。另一方面，也应创新传播对话途径，既要以他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积极发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同时还可借船出海，引导西方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问题，重张中国文艺的世界意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素材、问题、路径和启示。值得一提的是，培养具有深刻文化自觉意识和全球对话能力的文论人才，应该成为文学门类相关学科参与新文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无疑，这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改革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