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归途》和《战狼》系列电影一样吗？为什么？_风闻

《万里归途》和《战狼》系列电影一样吗？为什么？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在今年的国庆档中，《万里归途》获得了独一档级别的高票房和好口碑。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从成片状态来看，这部作品或许是该档期里唯一一部，得到了相对更宽松的创作空间的案例。

导演饶晓志向来擅长的“小人物”，这一次与主旋律的主题进行了结合，给出了一个颇为大胆，但却确有意义的表达：将理想化的外交观念，逐步还原到更加真实，也更加确切吻合现实的可行状态。而作为表达方式的，正是具备承载意义的“小人物”。他打破了“英雄”的面具，暴露出“小人物”的内里，又在其上建立起更加确凿的“英雄”。

与此同时，他又让本片成为了对更宏观对象的态度表达，以及一种宣传。而对《战狼》，它更是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宏观表达的过程，正应和着人物变化的过程。

从开场时的环境设定，以及四个外交官的表现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他们的初始状态。在序幕中，望着围拢过来请求帮助的各国人员，宗大伟的表情带着冷淡的不耐烦，径直穿过了人群，而到了中国人面前，便展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举起国旗和护照，带你们回家”。这显然是我们最常看到的那种流程式主旋律形象。它突如其来，毫无铺垫，宗大伟的表现也十分机械，表情生硬，是作品故意为之。而在飞机座位不够时，他则让出了自己的座位给台湾同胞，执行着“两岸一家亲”的对台政策方针，自身对此的回应则是面无表情。

显然，机场里的宗大伟，只是按部就班地在履行着一个外交官应做的事情。应展现的责任，做大方针下“正确”的行为，而对此似乎没有什么个人情绪的起伏----中国外交官，就保护本国人与大方针相关者，对外国人则只是基于此的交涉，而没有更私人化的关联，行事也符合一般的惯例。

“护照和国旗护体”与“执行的无感情公式化”，构成了对外的惯常规则与人物的初始状态。而此时宗大伟的“面具”就此形成，他戴着“战地者”的光环，在这里却已经表现成了一个平常的外交官。而这也是机场整个形态的“面具”，都等待着被打破。

严行舟是“大国外交”公式化的象征。无论在汽车中的言谈，还是被武装人员检查时，他都秉承着“辞令”一般的模式化方式，先是手举中国护照，而后则说出了“我要给你们长官打电话”，试图执行护照上的“请各国予以方便”，让对方服从自己的“外交官受到保护”属性。章宇则是融入当地程度相对最好的一个。他的行事风格非常活泼，也与当地人试图灵活交谈，也只有他制止了成朗犯当地忌讳的摸头行为，还在宗大伟打破了外交规矩而给钱时，用一句”假私济公，这也算不上是没觉悟吧“，显得非常弹性地对待机械的规矩。然而，在他与对方交涉时，依然报以”我们是中国外交官“的说辞，暗示了他“融入当地”的未完成。

而成朗，则代表了国内对待外国的视角，他“未经培训”的不谙当地世事，手里拍摄当地民情的摄像机，都给予了他这种意义。这是一个与外国完全隔绝开来的存在，是上述三人的极致化形态。他在深入接触当地实际后的转变，也代表了对待外国应该具备的姿态---深入了解，在极端恶劣的当地规则中行事，并且在非极端时做到与当地的共情，而非单纯的公式化。

关于“与当地环境的隔绝”，电影开场有着三层展现，也完成了三次的打破。第一层是机场，宗大伟说的“成朗培训什么啊，都不需要出机场”，即是对此的明指。在这里，外交官们与当地社会完全隔开，也诞生了宗大伟最“理想化”的传统认知里的姿态。这一层的打破，则由宗大伟等人离开机场的远景所完成，他们站在一片荒凉里，汽车与飞机背道而驰，第一次进入了当地的环境。第二层是“汽车”，他们坐在车里，独立于外部纷乱的内战环境，并被武装人员的命令而打破。第三层，也是最直接的一层，则是“中国护照”，它在过路岗时被认可，但到了扣押，章宁用中国身份交涉而未遂，随后的打破更是惊天动地的汽车炸弹。

在三层的阶梯里，人物基于“背靠中国”而成的封闭状态，一种“国家立场与国际惯例护体”的保护罩，基于中国中立与外交保护的安全性，被逐渐打破到了最明显的层次：护照给予的中国人身份。对第三层的打破，意义也最为明确。汽车炸弹炸毁了曾经尚算平和的社会环境，暴露出了这个国家人命不值一文的残酷现实，一切和平时期的原则在此都不存在。以此出发，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规则，它是不以任何国际惯例为转移的。在宗大伟等人踉跄着走到街道时，他们真正进入了这个伤者遍地的当地现实之中，而成朗的摄像机只是挂在手里的特写，暗示着这一切对“非当地人”而言的完全陌生，无法直视与接受。

随着电影的展开，宗大伟等人开始逐渐进入了象征当地无政府之战争本质的荒原环境。而他们自己，也打破了开头时的“独立于当地的外交官”，不再是---如汽车炸弹后进入的---只在大使馆的“非当地领土”中的存在。他们作为“执行外交任务，履行外交规则”的公共形象被动摇，表现出了更真实的一面。从饶晓志一贯的人物走向而言，这是对“小人物”的回归，将“机械执行公式规则”的外交官还原为更具感情的普通人。而从主题上看，这又是一种更切实可持续的姿态，是对于“公式化姿态”的去除，最终引出真正融入当地实际规则，并做到真正的共情。

宗大伟，正是这个表达的主要载体。在介绍中，他“跑遍战火纷飞的各国”的经历，给予了他更深入了解实际之必要性的条件，明确了非洲各国规则的极端化。在三层打破的过程中，他就显露出了别样的一面。他想着自己待产的妻子，要求公费给自己租车登船回国，被严行舟斥责，从而不再是机场里的“机械”，而让情感对抗上了外交组织规则。而后，他则对对方情绪察言观色，用支付罚款来脱身，而不是如同事一样地强调自己的外交官身份。

这是宗大伟对当地投入情感目光的反面表现，而正面表现则是对当地与中国的弱者同样的保护与帮助。开头的机场里，他无视了求助的外国人，公共身份大于个人身份。而在扣押地，当前两层打破完成，他救下了当地的小女孩，暗合着他对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个人情感，对中国与当地人的对等态度第一次出现。而后，他与妻子开玩笑，自己带上了阿拉伯帽子，则是又一个模糊国别界限的情感化暗示。

在获得救援中国工人的任务时，电影暗示了宗大伟和其他人物的情感与“本土化”区别。严行舟对成朗做出了一个非常“公式化”的决定，在成朗未经阿拉伯语训练，且毫无风险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委派他去完成任务。这显然是一种“态度积极，要求进步”的思维方式。而严行舟在与宗大伟对话时，一度与他互开玩笑，但最终还是扮起了上司的面孔。这传达出了一种“仿佛在国内行事”的氛围，从人物交互上看过于死板，同时也没有结合到当地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又一次的“独立于当地”。而提出实际问题的宗大伟，则承接了此前拯救外国女孩与阿拉伯头巾逗妻子的方向，给出了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意见，却被无视。

在电影里，成朗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在设定上，他就被暗示了”红色后代“的背景。他代表着完全不了解当地的“纯粹封闭的外交视角”，是“只有公式化概念”的极致呈现状态。他并非坏人，积极要求工作，对当地的态度也是抚摸孩子头顶的友好，但这种友好显然没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不知道摸头的忌讳，也不会说语言，因此屡屡犯下严重的错误。他展现出的种种行为，无一不是”大国式的以我为主”风格，并未融合当地，也缺少真切的共情，就像他在大使馆里无法感受到宗大伟刀子嘴之中掩藏的对自己的关心。

非常典型的一段，是他在抵达中国工人驻地，并且与边境官交涉的部分。他反复强调着“我们是中国公民”来请求放行，而对方则根本无视了他的说辞。随后，他看到宗大伟的第一次暗示，却又会错了意，用贿赂的方式试图再现宗大伟曾经交罚款时的成功，却忽略了对方不受贿的刚正性格。这与宗大伟在此的察言观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以看到，就像已然表现出对家人和友人的个体情感，并且有了与当地女孩如同父爱延续的共情一样，宗大伟才是相对融入当地，观察当地的人，成朗则只是“大国以我为主与公式化外交”的碰壁象征----在这里，他反复推出，而又被反复退回的中国护照特写，以及在驻地上升起国旗，国旗却被镜头一带而过的细节，正是单纯的国家光环不再作用的象征。

值得一说的是，章宁对宗大伟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他是“差一步的宗大伟"----拥有共情，不是机械，但却终究缺少对当地极端规则的适应。如前所述，他是四个人里相对接近当地环境的，也显得自然，不拿外交部的规矩和姿态当回事，对宗大伟也有着更甚于别人的细致体察与情感输出。这来源于他和当地人的婚姻，拥有了爱情结晶，在生活和共情上都与当地有所交互。但是，他依然处于半途的状态，更多体验的是当地的幸福一面，而对更广面上的战争残酷有所欠缺，而后者才是这个国家的根本，是汽车炸弹后军管者仰天开枪、无能咆哮的“无秩序” 。

紧接着，章宁便受到了战争极端环境的影响。反应迟缓说明了他对此的不了解，死亡则是不了解造成的结果。他适配于和平状态下的当地环境，比一些人物程度更高，拿出了正向的真情投入。但很多国家并非和平，对此需要的姿态绝非“平和依旧”，而是要以牙还牙的强硬。当然，这并不是开头宗大伟对外国人板着脸的“面具”，而是真正的落实。

更进一步地说，他的死亡，伴随着宗大伟和成朗的下一阶段深入。他留给宗大伟的吊坠，在凝望着他的宗大伟的手中被攥紧，这种友情构成了宗大伟放下回国执念，前去完成任务。在这里，构成他最直接推动力的，不是冠冕堂皇的”为了国家“口号，而是非常微观的情绪。与之同步，电影也又一次强化了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车辆开出了大使馆这样的”中国领土“，进入了破烂的外部街区，街上随处可见跪地叩拜的祈祷者，渲染出当地”战乱，宗教“的现行规则。宗大伟对章宁的任务接手，有着一种”继承延续”的意味，这也象征着他对于后者的更进一步----在后者的“可共情”之上，再加入“对当地的融入”，走到足以完成如此艰巨外交任务的最后一步。

可以说，章宁的死亡，在“环境”与“情感”两方面推动了宗大伟迈出的第一步。他感受到了非日常的环境，并且从表现出的冷漠变得被友情触动。这促成了他向着“真正完成保护任务，维护和平”，迈出了第一步。他与“外交”，都完成了对机场里那机械突兀的“面具”的第一次推翻。

随着电影的发展，象征意味十足的成朗开始进行转变，而宗大伟则变成了他的一种“示范导师”。在填写临时身份证的时候，成朗开始在当地老头的指导下学着用阿拉伯语书写，这是他对于“封闭状态"的打破，随后进一步延伸：在申请过境时，成朗奔跑的身影与当地孩子踢球的身影交织，而在拿到资格时，成朗的庆祝也与孩子们进球的庆祝穿插同步。这显然是一种依托于画面语言，对于”共情当地后的外交成功“的直观呈现。而在对边境官时，饶晓志也用宗大伟把握学生时代共同记忆的对话，说明了”与当地共情“的重要性，仿佛同一时间成朗的模板。随之，宗大伟才拿到了临时身份证的过关机会。

通报大家的一刻，镜头推到了飘扬的国旗，不再是此前成朗升起国旗时的”一晃而过“，暗示着”国家权益”变为可实现----依靠的不是此前成朗的理想化，而是宗大伟的实际方式。并且，饶晓志也给出了与护照形成对比的临时身份证，在一系列的特写中呈现以当地的制式，也是同样的表达效果----到了这种环境里，护照似乎更多是象征性，而表面的中国元素完全让步于当地的身份证，反而才能确保中国工人的权益。

在这里，影片实际上再现了章宁在开头部分的状态：对于当地的共情，而对极端规则的不够了解。如前所述，章宁在当地的家庭建立于非战争的和平状态，这也是宗大伟和成朗在边境所处的环境，但绝非这个极端国家的普遍状态。在第一段中，作为暗示性的是，四个人一起在汽车炸弹的”战争状态“里倒下，随后章宁则死在了街头枪击之中，这让“和平环境”的打破成为了对人物最后的终极障碍---融入这个极端的环境，吻合这样的极限规则，是最困难的考验。

这便是影片后半部的整体走向。作为起手，边境站的援兵带来了第一个“战争状态”的信号，而宗大伟此前的“共情”也随之露出了马脚，依靠着提及章宁的共同情感方才过关。这是重要的细节，它让宗大伟的环境进一步接近了战场一线，规则更加极端。而在情感投入上，它也要求宗大伟更进一步，不再是察言观色的讨好，不再是这种“掩饰下的表演”，而是更加真挚。对极端环境的规则适应，对真实情感的彻底投入，才能在这里完成任务，保护住重要的东西。

而后，宗大伟等人完全进入了战场的环境，或炮火齐鸣或野外荒原。一方面，作为积极一面的表现，他们与当地人的深度共融，推动着他们一步步走向外交部接应点的进程----先是中国的流行歌曲，后是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伴随了他们的跋涉征途，后者更是高度吻合了高低起伏的戏剧性变化。而与之相对应，队伍之中也不再是中国人，加入了宗大伟帮助的阿拉伯家庭，打破了开头机场中“无视外国人”的封闭状态。而另一方面，后半部也展示了“制式外交”的弱势：大使馆中的严行舟被军火轰炸，使馆破落不堪，和平外交渠道的发声也仅限于声援，最终还要依靠变化了的成朗打出火堆信号，方才成功接应。

在这里，宗大伟的状态也停留在了对于当地极端规则的排斥之中，感情也被自己掩盖，无法对他人诉说，也无法自己面对。因此，他也处理不好战争环境下的救援工作。他向众人隐瞒了接应地未必有外交部援助的残酷事实，而是在一种”握手庆祝“的----我们熟知的约定俗成式----状态里，与众人相聚到一起。他对此并不乐于接受，但又无法直面关于生死的极端事实，因此对欢迎的热烈人群呈现出了非常拧巴的纠结回应。

随之，他也无法处理好这群人的救援工作。在一个跟随镜头里，宗大伟走过了各怀心事的工人，手足无措，随后的寻找资源也无一所得。成朗让他告诉众人实情，但他却始终不敢，一方面来自于对”陷入战争状态而恐慌的众人“的恐惧，一方面当然也是他自身对战争的恐惧排斥，不愿面对战争环境里生命安全未知的境况。

电影刻画了个性不同，情感鲜活的工人，与开头机场里被一带而过的被救助者有着情感表现上的巨大不同，也对应了环境的不同，引导出“公式化面具”的有效与无用之别。在这里，“公式化”的宗大伟不敢直面战争的生死恐惧与极端规则，只能向他们一次次地喊出口号，这显然是不足以妥善应对一切的，迎来的只能是失控的混乱，甚至出现了离队落跑的情况。

此时，成朗对他的”面具带久了“的说法，正是对他此刻”极端战争的佯装熟悉者“的揭露。面对极端环境，宗大伟的不适应规则，不释放情绪，自然就只能停留在“面具”的阶段。对于工人们，他始终没有带他们归国的足够信心，反而是一种压力。他在边境时望着成朗升起的国旗叹息，就是对此的铺垫---不知道自己能否执在这里做好“中国外交官”的职责，维护住国家与人民的尊严和权益。他依然是对待边境官时的“掩盖真实的表演”，表演着一个战地外交官。而到了最后的阶段，仅仅拥有这个面具，是远远不够达成目标的。

直到反政府武装的头领面前，宗大伟才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层的蜕变，真正变回了融入战争环境的合规者，而不再只是戴着那个面具。他不再是之前躲避着子弹的伏地者，而敢于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台面，直接面对子弹的威胁，与对方赌命。在那之前，虽然影片一度避过了轮盘赌而让众人直接获救，让成朗等人的“前往救助地”得到了积极的结局，似乎带来了更公式化的胜利，但这只是借助随即而来的战斗突袭，而对这种“公式化”与惯常形态的又一次打破而已。在反政府的武装面前，宗大伟口称“中国人”不再管用，而护照更是成为了拍照威吓的工具。

不融入极端国家的极端规则，不在枪口面前直接暴露出压抑已久的情绪，宗大伟就不能获胜，他甚至无法保护住阿拉伯老人和边境官。他始终控制着的恐惧，在枪口面前终于爆发，然而这种“真实的流露”，迅速转为了“保护重要的人”的正面真情，从而成为了他的力量，让他能够超越对生死的极端规则的排斥回避，融入轮盘赌的规则，取得胜利。他一直以来都隐藏恐惧，显得像一个战地名人，但当他释放了恐惧后，情感才得以转化，在“守护”的责任之中变为动力，成为他在极端规则里胜利的关键。

因此，宗大伟必要地打碎了面具，成为了真正的战地规则融入者。同样被打碎的，还有叛军首领的面具。宗大伟反过来戳穿了对方不怕死的虚张声势，打破了英雄悍将的面具，让他变回了一个在战争极端环境中时刻担忧着生命的极端规则服从者，而非----如此前吃肉特写的“食物链上位者”----规则制订者。相比之下，首领不放子弹的行为，低了宗大伟一头，这种高下的根源来自于宗大伟开枪时的闪回---他的妻子，个体的亲情，因为必须要回去，有守护的东西，有深厚的真情，所以才接受了极端世界的极端规则。

此时，“战地英雄外交官”的面具没有了，而是经过“小人物”之后，被唤醒的“真英雄”。

为了实现这个表达效果，在可行的范围内，电影几乎有些刻意地安排了轮盘赌，也让成朗这个角色在事关象征意义的背景被模糊后显得单薄。事实上，轮盘赌承载的“恐惧”与“超越恐惧”，理应有很多更自然的表现方式，也理应有更长线的表现空间，却是成片里总显得表述不够直接干脆、迅速推进又迅速走完的东西。而成朗的“无用”，其实也远没有可以细化到很好的程度。出于对基本形象与传达信息的“保护”，这是难免的事情。

本片并没有塑造坏人，而是将公式化的人物与外交相结合，在人物去公式化，完成到真实小人物回落的过程中，展现外交思路的去理想化，从“大架子”回归到“小实际”。他们需要破除那种“中式模板”与“国际惯例”，转而深入当地现实，这带来了“真情实感”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极端情况就要融入极端规则。这正反二者的结合，让结尾的宗大伟所向披靡，也意喻了“外交官”的完美形态。

一定程度上讲，电影里更宏观层面上的“面具”，是“公式化外交姿态”的面具。开头的机场，其实就是“面具”。宗大伟摆脱了开头的机械战狼，成朗摆脱了不看情况的热血新人。在章宇打着“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的大词儿之后，宗大伟提出了“面具带久了”的概念，戳穿了后者想要接班升职的真实念头，这也会让观众想到严行舟一系列官腔“面具”的被戳穿。

这都是人物与外交的公式化“面具”，急需被打破。真实的个人，显然不会那么高风亮节，而是有更细致的情感内心。而真实的外交，也不会尽讲国际原则，而是时有极端情况。首先，打破公式一般的客套，对友好的人投去真情。并且，对待极端的人，则要抛弃“原则”，给出回应。

影片结尾，人们坐上飞机，挥舞着国旗，与开头高度对应，对宗大伟等人出国的闪回则更强化了对应。然而，镜头不再是开头的“一扫而过”，而是细致地反应了各人的小情绪，从公式化变得更加真挚。最后国内的安定祥和，则给出了一个结果----这样的对外政策，既有怀柔的温情，又有适度的极端，才能保护住如此的和平。

这部作品，将机械的外交官还原成了有情感的“小人物”。借由人物承载的意义，它也完成了更宏观层面上，从“高处”向“微观”的回归。然而，它又是一个中国外交打破“公式化”的“宣传片”----朋友就要真诚对待，必要时便要出手。打破“无差别战狼”的面具，只在必要的时候，成为真正的“战狼”。

“护照”，“举起护照”，同一事件，甚至结尾客串的吴京，让《万里归途》似乎就是《战狼》。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看，对于《战狼》的完成度而言，它既是对其“形式化鸡血”之表的推翻，又是对其“该强势就要强”之里的确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