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 这代年轻人如此抗拒“重复性”, 实在是另有隐情 | 文化纵横_风闻

✪ 项飙｜ 牛津大学

李颐、张安定 (访)｜青年志

【导读】近日，大学生“逆向考研”的现状受到媒体关注。“985”、“211”本科毕业生选择“双非”就读硕士，在这一届毕业生中已经出现。有评论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选择更喜欢的专业、选择专业更好的学校，另一方面也与就业市场压力和留学环境变差导致国内读研竞争增强有关。这一现象也折射这一代年轻人的某种矛盾处境：一边出现“躺平”呼声，一边在职场、考场中“内卷”，对“创造”有强烈的追求。

本文中，著名社会学者项飙分析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当前社会大多数工作会带给人“工具化”的感觉，这是异化感最大的来源，同时，工作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部分，每个人不跟其他部分沟通，对社会完整链条没有概念，也就无法理解自己在链条中的位置和意义，就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当然，工具化不一定等于无意义，但是不断内卷使得人难以停下来思考，更难以很好地理解、思考自身的处境。另一方面，青年人对“即时意义”有更强的追求，在大系统中被困的同时，又有着非常强的自我认知，这容易形成一个孤立的“小系统”，进一步丧失与社会的联系，丧失意义感，也更会特别讨厌重复性。然而事实上，很多大事、好事，都是需要重复的，自己愿意重复、对他人和社会有用、能跟人合作的工作，就是好的工作。

本文转自“青年志youthology”，原题为《项飙谈996和异化：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项飙谈996和异化：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

▍ 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强的 “被工具化”的感受？

拼多多事件之后，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某些互联网大厂里的工作情况，发现了一个我不太能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大厂的劳动强度会高到这个程度，但同时薪资也高到这个程度？难道公司就不能多雇几个人，每人少付一些钱，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去工作吗？

这样的模式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招聘市场中的竞争，让年轻人都向往这份工作，但只有少数人能被接收。大厂又会给这些少数人多派超额的工作。所谓“3-4-5”，3个人干5个人的工作，付4个人的工资。一个人的工资高出平均水平一点，工作量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翻倍，为什么大厂要这么做？为什么不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资）来完成工作量呢？

我有一个假设和猜想：大厂这么做的原因，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看起来打工人是和其他打工人在竞争高薪的大厂的工作，但他们真的是在和别人在竞争吗？A和B竞争者根本不是关键，关键是谁设置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即这个激烈的竞争局面和让少数人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种工作状态是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强烈的“工具人”感受的原因。当时间压迫性、强度压迫性太高，就会出现“异化”“被工具化”的强烈感受。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有缓冲，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不用觉得工作是人生的意义基础。现在整个就把人压扁了，压扁成工具。

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下，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这是感到“被工具化”的重要原因。

▍ 对于工作，我们可以做哪些自我反思？

“工具人”这一概念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它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很重要。从韦伯开始，大家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基本意思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手段和目标是分开的，但不一定是对立的。你对如何达到目标、采取怎样的手段，有一个理性推理过程和设计过程。韦伯认为，最早的资本主义积累不是为了钱，而是把积累过程当做手段，比如“辛苦工作是靠近上帝的一种方式”。

从韦伯的角度看，中华文化里是没有工具理性的。在儒家文化里，做事情本身一定要直接应对终极目标。这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经商是没有文化地位的。文人会选择做官，能够按照儒学的思想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或者说对人性进行反思、对百姓进行教化，这是直接达到意义的。

但是着眼欧洲整个工艺的发展，对工艺、技术、工具使用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掌握，至少在操作意义上非常强。日本人日常生活里，出去随便爬山、走路，一定会全副武装，换上专门的帽子、手套、衣服，一套东西针对一套目标。

直观上讲，对工具的重视确实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经济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虽然也说“必先利其器”，但这是日常生活智慧，而非安身立命的原则。这是最早的工具主义的意思，即“工具”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概念，但需要思考能怎么样把它重新激活起来。

他们感觉到的意义贫困并不是他没有意义，反而可能相反，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直接达到某种意义。但这可能是误区，一个人做的事情不可能直接有“终极意义”。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本身的错，而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结构里面的问题 —— 年轻人看不到自己做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终极意义”是很难去建立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工具理性”的重点是要建立起“链条”，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不仅仅是手段本身，它会和一定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并且结合的方式是具体的，手段也是一步接着一步的。比方说，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链条敞开来。

依据这一点，年轻人在今天感受到自己被“异化”了一点也不奇怪。

以前，在工厂流水线打工妹的工作就是经典的异化方式 —— 你在那个工位上，能感受到的只是人在那一刻调动肌肉、调动神经、调动肢体和脑力活动，重复地做一件事。而你做的这道工序和最后产品有什么关系、让谁受益，都不知道。现在大厂里工作的人，他们同样无法和同事建立起联系。他们在公司里不用真名，辞职之后同事之间都不知道名字，有点像地下工作的情况。

回到对于“链条”的讨论，这个链条在于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能够对接，横向地和同事进行互动，最后达成一个短期的目标，这是让人感觉有意义的部分。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头脑风暴，有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产出，在这种互动里面，他们有短期的目标，能模糊地感觉到在做的事是最后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其实这样就够了。

而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里，事实当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横向链条特别少，也看不到工作的链条通向哪里。因为这样的链条并不是通过实际逻辑推演而成立的。很多时候我的工作、你的工作，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它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链条。

▍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重复性”这么敏感和抗拒呢？

我们刚才谈到，年轻人在寻求工作和意义的关联，会发现他们对于工作的意义感有很强的诉求，希望能直接在自己做的事情当中看到即刻的反馈。对于他们做的事有什么意义，需要别人能给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即“意义的即刻性”。但这在实践当中是不现实的。

今天年轻人感到是“工具人”的原因，部分来自于工作的重复性，每天都在做一样的、重复的事情，对工作的重复性有所抗拒。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重复的，比如一日三餐，一直都是周而复始的。在中国几千年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要“重复”，如果不重复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就是不肖子孙。“肖”的意思就是“像”。当时大家觉得重复是正常的，不重复就会出现问题，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重复性”这么敏感和抗拒呢？

我们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链条”去理解。如果要直接从工作中看到即刻意义的话，兴奋感要么需要直接来自于这种意义，要么就去每天做不一样的事，依靠这个事本身的新鲜性，给大脑上的、情感上的、心理上的满足。

但我们知道，要干大事情、好事情就是要重复的。重复的意义正是来自于每天做的事情，你看到它不断地深入，和其他人做的事不断链接，然后汇聚成一件大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大家会对“重复性”那么敏感。

总的来讲，大家有意义渴望，这种心理需求，是和个体化紧密连在一起的。

“工具化”和“个体化”似乎是对立的，但现实中就是一体化的。正因为大家都靠大量的工具，人和人之间没有发生关系，人在和工具玩，所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和心理空间里，自然需要渴求意义来支撑自己。这个时候，人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什么是系统？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从生物学的角度引入了“系统”来定义生命，即在不需要外界的介入、干预的情况下，能够持续地形成自我循环，就是一个生命，也是封闭的系统。

很多年轻人在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个体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间、脑子里的世界，一点点情感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因为他的意识在不断地自我强化，不断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转，把自己搞成一个情绪的核反应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农村的、或者附近街角的大妈，她们都比较开朗，愿意成天聊天、说话。她们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了大脑里面。

我还看到了中国宠物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现象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蛮新奇的。人和动物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和西方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但青年一代，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对动物、宠物的关注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为什么需要动物来投射自己的情感？因为动物是能够进入我们系统内部极少数的生命之一，在心理疗愈上可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说老实话，我是觉得有点心痛，年轻人到这一步，需要通过养宠物来给自己打开一点点小窗户。

在你们发给我的材料中，我们也能看到，今天异化的方式和之前很不一样。以前的异化是对机器的仇恨，对现金、货币的崇拜。而今天的异化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倒过来的。今天的异化，塑造出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个体，这个巨大是说，在生活中只看到自己，觉得自我的主体性、个体性，从生活和感受的范围来讲是宇宙中心，但在工作里又是非常渺小的。今天具体感知到的表现形式和以前“被异化”的感受是不一样。

我们觉得异化是“人的消失”，所以必须重新塑造人的中心性或主体性，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这个个体要从自己的心理空间退出来，和别人建立联系。关心别人、看到别人，对别人感兴趣。

但说老实话，现在大厂里的工作状态好像很难去做到这一点，某些大厂的竞争游戏不怎么给人们打开自己、联结他人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有这样的批判性的讨论和反思，要对这些游戏规则形成社会压力，这是很重要的。

▍ 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好的工作？ 

总的来说，我觉得好的工作可以这样测试：什么事情是你重复做也不讨厌的？不怕重复做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因为你能看到它在意义链条中的角色。

另外，合作性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就艺术家的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往往觉得艺术家的工作是非常个体的创造性的工作，其实艺术家的工作从来都是很合作性的。

比如说在日本做菜，会从进货开始的每一道工序开始考虑，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提供专门新鲜捕捞的海鲜，有人提供面包粉、炸天妇罗的粉，有人负责烹饪。画画的人也这样，会有负责采矿石、植物萃取调颜料的，也需要和别人合作供纸。如果你认为艺术家的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工作，它里面很多乐趣其实是在于合作，和别人形成共同体。

同时，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是“工具”，因为我们来到社会上，大家一起是互相依存的。那么，对别人有用的，是好工作。

大家也开始引用“螺丝钉”这样的词。在社会主义早些时期，这是雷锋精神下面的一个重要注脚，即“去做社会主义大机器里默默无闻的一颗螺丝钉”。那时，当人们说这句话，肯定不是“异化”的感觉，相反是一种自豪感。这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工人的情况可以再做实证研究，但根据我自己做的一些访谈，这不是完全虚假的，很多工人就是这么感受到的。但这和他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都有关系。

同样，我们做学术的，“有用”的意识也很重要——如果只想突出自己的聪明，不考虑自己的工作对下一个学者有什么贡献和意义的话，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学者。我不能只想象自己的文章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和创新，因为对于研究来讲，学术创新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对别人、对世界有用。

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做的志愿者活动，哪怕是运动会很多人搞后勤的岗位，其实完全是工具性的工作，但很多人会参与。另外，学术工作好像是很自我的工作，它主要也是学者作为工具进行的——比如我今天在这里，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讨论能提供给大家一些工具。

工具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不在于实现你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要实现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是要对别人有用。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有所警觉。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是工具人，是因为时间上形成压迫感的问题——要求24小时 on call。比如，经理会让你把一份数据马上找过来，或者外卖骑手的工作，都形成了很强的时间压迫感。这是造成工具人感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在操作层面上的自主性不能被剥夺，不是完全被老板控制着让干嘛干嘛。我们应该有空间去反思、观察和讨论，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这么做。

本文转自“青年志youthology”，原题为《 项飙谈996和异化： 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 》，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