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52：“国际化”，怎么“化”_风闻

前面我多次强调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三个“化”，对深圳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价值。本篇将探讨“国际化”这个课题，即：深圳如何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将自己置于全球创新链之中，建立与全球主要创新型经济体的技术与经济联系。

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其第四章提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这是中央政府在北京、上海之后，提出建设的第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我的理解，“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两个含义：一是自身的技术创新及科技产业在全球有重要地位；二是，作为一个技术创新中心，能够从全球汲取创新资源，并向全球输出创新技术。我之前多次撰文指出，国家给予湾区的这个目标，是要以“深圳+香港”为其发动机，带动整个地区而完成的。但我在《“人类的硅谷”与“中国的深圳”》一篇中也指出，深圳的国际化程度一直是不足够的，这其实是深圳的短板之一：深圳利用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资金和技术，但对全球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的利用是不充分的。

虽然深圳也一直努力提高这个程度。是所谓国际“化”的进程。

一

在《跨国公司的背影》、《香港的角色》、《台湾的背影》等篇中，我描述了全球跨国公司过去40里投资深圳、深圳吸收大规模吸收FDI的情况。

在1997之前，尤其是在19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是国内最洼的政策洼地，因此也是诸多跨国公司试水中国的投资试验田。在1997香港回归之后，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甚至可以说存在着某种跨国公司对深圳的“抛弃论”。2001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之后，在深圳进行较大投资的跨国公司几乎屈指可数。这与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区的大笔投资形成鲜明对比，也与1990年代有着巨大反差。这跟新欢对宠爱的分散有关，也跟跨国公司投资的阶段性产业重点有关，也跟深圳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本土民营跨国公司崛起有关。

被跨国公司忽视的深圳地区，却由本土民营科技巨头们打出了一片江山，并在深莞惠地区构建了中国大陆最为丰富的创新生态系统。有意思的是，这个地区创新网络在2014年之后，竟然又开始吸引部分IT跨国公司重新进入。当然，这回它们看中的是这地方的创新生态，而不再是20年前它们仅仅看中的是低成本制造因素。

在1990年代，跨国公司在深圳的集聚投资，为深圳注入了可观的创新资源，夯实了深圳科技制造业的基础；而在2001-2014年，跨国公司在深圳的缺席，也使得深圳地区创新生态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元素。2014年之后，跨国公司再度进入深圳，虽属锦上添花，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新定义“硬件”，因此对深圳来说，这波跨国公司入深，也许比1990年那波更为重要。

毕竟，之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各地的投资，更看重的是中国蓝领劳动力的价格低廉。而现在它们看重的，是任正非所谓的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而在《华为何以巨头》、《华为在深圳》、《ZTE、伟大还是平庸？》、《从鸿海、富士康到工业互联》、《比亚迪的方向感》等篇中，我描述了在2001-2014睥，深圳不再是跨国公司热点的时期，深圳本土跨国公司如富士康、华为、中兴通讯、腾讯、比亚迪等的崛起，填补了这一空缺，同样起到了将地区创新网络与全球创新链嫁接起来的作用。

与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相比，深圳企业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更具意义。如华为在全世界有16个研究所，其中数学丶物理、化学等基础研究的专家共有约1200名。华为在俄罗斯做数学算法研究，在法国做美学研究，在日本研究材料应用，在德国研究工程制造，在美国研究软件架构，除此之外，比利时布鲁塞尔是华为的运营商软件和业务分发平台领域科研中心，意大利米兰是华为的光电领域和微波传输领域的研发中心，德国慕尼黑是华为的运营商软件、光网络和未来网络领域的研发中心，纽伦堡是华为的能源领域的研发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是华为的无线技术研发中心。光启设立以色列光启国际创新总部，并在特拉维夫成立光启全球创新共同体基金与孵化器（简称光启GCI基金）。扎根深圳的TCL在全球范围内设有26个研发中心，总研发人员近8000名，10余家联合实验室。而腾讯截止到2020年，在全球22个国家投资了约150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0亿人民币。

2014年之后跨发公司重新发现深圳的全球创新链价值，纷纷在此设立研发中心或创新中心之后，让深圳重新燃起了一些信心，进而希望吸引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地区总部。之前跨国公司一般只在北京或上海设立自己的中国区总部及研发中心。2021年2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总部企业办法》，吸引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地区总部。经深圳认定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最高可领600万元奖励。据说迄今为止已经行了三批认定工作，沃尔玛、华润万家、凯为医疗、麦克韦尔、普华永道等43家外商投资企业被认定为深圳跨国公司总部企业。目前深圳正在进行第四批跨国公司总部认定工作。

在笔者看来，这种政策只是表达一种态度而已，对跨国公司的决策影响甚为有限，基本无法改变跨国公司主要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中国地区的总部的局面。除非该跨国公司在深圳地区的投资于中国地区占据首要地位。所以深圳的关键是，如何吸引具产业关键性的跨国公司在本地区进行重大的战略投资，就像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资那样。

但对深圳来说，提升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可能更主要依靠深圳本土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拓展，无论是对国际市场的开拓，还是在全球各地建立研发中心，乃至在全球投资并购企业。也就是说，要依靠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这正是过去30年深圳已初步实现的图景。

二

我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一再强调，深圳经济的国际化过程，其实就是嵌入或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其最初的发生，是全球产业转移的自然过程。而深圳与全球的经济联系，或者说其在全球产业链或创新链的地位及影响力，取决于深圳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从被支配到支配的攀升过程。

在过去40年中，深圳的工业化进程，主要就是两个最具典型性的GVC（全球价值链）产业，将深圳嵌入进去的过程。第一个是以服装、鞋帽等为代表的GVC产业，这个产业在1960年代从美国转移到日本，1970年代又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带动了亚洲四小龙的腾飞，1980-1990年代转移到以深圳及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大陆沿海地区，2008年之后离开中国大陆的珠三角、长三角，进一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第二个则是ICT产业，同样经历了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再进一步转移到韩国、台湾的过程。不过日韩台在这个过程中，均培养出了自己的链主企业，如韩国的三星电子、LG、SK海力士等，台湾的台积电、富士康等。

1990年代ICT产业同样有一个从美日韩台向中国大陆转移其生产基地的过程。长三角及珠三角均为主要的承接地。深圳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了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TCL等链主企业。北京、上海则培养出了联想、中芯国际、京东方等链主企业。

在服装鞋帽制造业的阶段，深圳主要是依托与香港的前店后厂关系，深圳主要是生产基地，而由此产生的国际经贸联系主要是香港在运作。所以当时深圳才会产生只要与香港发生联系就意味着国际化的认知。但ICT产业链，深圳更主要是与台湾、韩国、日本，乃至美国、欧洲发生联系，其中特别是台湾。富士康等台资代工巨头从台湾输入电子元器件，在深圳进行组装，之后出口到美欧日等发达市场。台积电等芯片代工巨头则进一步强化了深圳ICT产业与台湾的联系。就连深圳华强北的所谓山寨机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高度依赖台湾联发科的中低端芯片。

当然，在最近几年里，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ICT产业，出现了将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和南亚进一步转移的趋势，在深圳地区过去20多年里采取进口替代策略而成长出来的零部件厂商，也跟随终端组装厂商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由此产生了深圳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和技术扩散，深圳与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地区的经济与科技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有经济学者根据深圳国内及国际航班的客流量，找出与深圳航空客运联系最为紧密的城市，据说排第一位的是北京，并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在深圳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北京起了关键作用，猜测是北京的基础研究能力与深圳的应用生产建立了协作关系。我只能说这样的推论是很不严肃的。京深航线的大客流量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作为首都这样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不是因为北京作为一个科学中心或高教中心的地位。

事实上，深圳在长时间里，其国际航空客运多少受到抑制，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广州的国际航空枢纽机场地位，和照顾香港的需求，而禁止深圳机场发展国际航线，甚至曾有多年时间里，限制深圳机场每天起降架次不得超过500个。这样有所扭曲的航空管理体制下，所产生的航空客流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国际和地区间的产业联系。

由于深圳自己缺乏国际航班，而且又由于香港机场本身已建立了成熟而稠密的国际航线，所以深圳与北美、日韩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的产业联系，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通过香港进行的。至于ICT产业的技术策源地，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在北美，而不是北京，其技术扩散，是在GVC系统内部进行的，北京的科学系统及大学系统，在40年的相当长阶段内，总体上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能向深圳的ICT产业提供多少研发支撑，它最多会成为一个人才供给者。

在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中，深圳机场在国家航空版图中的地位被提升为“国际枢纽机场”，由此深圳加大力度扩大深圳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2016年当年深圳机场新开及加密国际航线就达到19条。疫情之前的2019年，深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历史性突破60条，旅客吞吐量525.45万人次，同比增长32.92%，占总吞吐量5293万人次的一成。

由于有香港这样一个国际航空枢纽的存在，深圳机场很难具有国际航线的竞争力，就像广州机场面对香港同样难有国际航线的竞争力一样，许多航线客源不足难以为继。因此除非香港根本性衰落，否则深圳不可能取代香港的华南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不过这并不影响深圳的国际交往和国际科技合作，因为深圳只需要把香港机场视作自己的国际机场即可。

由于深圳并非一个国际交往中心、国际政治中心，甚至也不是一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因此深圳国际化城市的努力方向，仍然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使之真正成为中国的“硅谷”。硅谷并不是一个国际政治中心，甚至也不是一个国际交往中心，但由于其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的价值，吸引全球的创新资源与其进行链接。深圳可以在亚洲扮演这个角色。

三

企业是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而走出国门走向全球。而政府似乎更在乎的是一种“国际性城市”的身份地位。即便如此，政府也仍是做了许多工作，推动自己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也努力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以便使自己的经济与科技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

2011年，深圳市发布了《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在其“行动计划1”的第5点提出：“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支持企业与国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共建创新合作体系。鼓励跨国公司来深设立研发中心，支持企业建立境外研发机构，推进国际科技合作。”

事实上早在1999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国际（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特别强调“国际”二字，即立意于推进国际科技合作。高交会专门设有外国团组展区，也经常邀请跨国公司总裁、外国政府要人及大学教授在高交会论坛作演讲，比如首届高交会就邀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微软CEO比尔.盖茨演讲。虽然高交会最终在国际化追求方面并未有大的突破（并未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工业展会），但仍是深圳进行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2004年10月，深圳市政府设立了“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在深圳高新区南区拿出一万平方米办公面积，作为国际科技商务平台的办公和服务空间。该平台主要招徕外国商会、政府商贸服务、科技推广、技术转移部门，以及大学等，在此设立办公室，以弥补深圳缺少使领馆而导致的国际商务联系不足的短板。2014年，深圳政府对“国际科技商务联台”的得失进行了检讨，并曾计划将之扩大规模，专门建立一幢“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大厦”，不过似乎至今未落实。

此外，效法香港贸发局在全球重要地区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政府也如法炮制，依托市商务局和市贸促会，自2000年开始在全球重要节点设立经贸代表处。其中由市商务局负责管理驻北美、欧洲、日本、澳洲等四个经贸代表处，其中驻北美经贸代表处设在加州，在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设立了办事处，驻欧洲经贸代表处驻布鲁塞尔，在伦敦设立了办事处。由市贸促会管理驻印度、泰国、埃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加纳、阿联酋等8个驻外经贸联络处。2004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市驻海外经贸代表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其职责是在国际上推广深圳投资环境、招商引资、促进经贸及科技合作交流等。

在2000年之前，深圳政府常常认为，由于香港是一个全球性城市，因此深圳只要与香港深度融合，自己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但在1999年举办高交会之后，深圳自信的目光显然开始飞跃了香港，走出自己的国际化步伐。前述三点即是证明。

此外2008年，在国家商务部、芬兰劳动经济就业部和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局的支持下，由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区投资促进局（GHP）联合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芬兰国立研究院（VTT）以及赫尔辛基当地企业孵化器和管理公司，在赫尔辛基合资创立境外实体的跨国企业孵化器—“中芬创新中心”。这也是进行国际科技合作的一种全新尝试。

在全球创新链中，深圳现在处于什么位置？未来有可能上升到何种位置？城市对此应有客观清醒的研判，而不应将过于理想的愿望作为现实的目标。但有时往往忽略这一点。

四

在“双区叠加”（大湾区+先行示范区）赋予深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任之后，深圳政府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建立所谓“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上，而这主要体现在大学系统及科学系统（大科学装置、实验室、研究院所）的表现。

对于深圳这样一个大学及科学系统皆十分薄弱的地区来说，快速提升质量、赶超先进的捷径正是走“国际化路线”，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学系统和科学系统的弱项正在于“国际化”，而深圳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以及与香港共同构成参与全球化的枢纽，恰有国际化的便利条件。

在大学系统这一块，如我前面的文章《大学与地区创新网络》中已述及的，深圳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条件：

一是引入香港的大学。香港在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三所大学，有两所（港大、港中大）选择与深圳合作设立分校，其中港中深已成为全国中外合作大学最成功的项目，而港大与深圳的合作正在落实之中。除这两所之外，另外四所，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浸会大学，也都加入深圳虚拟大学园成为成员单位。

二是与国外名校合作。这包括中俄国家合作项目——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以及天大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这样的中外合作大学学院，也包括南科大医学院与伦敦国王学院联合办学的项目，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与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建立全面合作框架。

三是深圳自己的大学走国际化路线。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科技大学和深圳技术大学。

南科大的定位就是“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其学科设置“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的多元化学科”；其教学科研系列教师90%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经验，60%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大部分课程采取全英文教学；学生管理则引入英（港）式“书院制”。

深圳技术大学的创办，就是借鉴欧洲应用技术大学模式的结果。深技大与瑞士、德国等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学校引入了20多名德国教授任职，其中包括商学院院长、城市交通与物流学院院长等；深技大与4所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开展了半年期交换生计划。2016年，深技大（筹）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共建中德技术合作中心；2019年，八所瑞士应用科学大学（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瑞士西北部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瑞士东部应用科学大学，瑞士南部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格劳宾登应用科学大学，卢塞恩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苏黎世艺术大学））与深技大共同成立了瑞士创新中心（SICS）。

深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尚有许多需要政策突破的地方，现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这也决定了深圳能否顺利实现其“南方高等教育中心”梦想。

在新建的科学系统中，深圳也尝试突显其国际化特色。最典型的举措，就是设立“诺奖实验室”。

深圳从2017年正式启动诺奖实验室建设，决定依托大学、事业单位、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科技型企业等单位，邀请诺贝尔科学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共建实验室。2018年12月26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发布《深圳市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组建管理办法（试行）》。按照该办法，统称为诺奖实验室的科研机构可获高额资助（首个建设期最高可达1亿元），准入条件十分严格：科学家本人要求活跃在科研一线，每年在实验室工作不少于30日；实验室必须是其在国内唯一固定机构，首个协议期原则上应为5年；人才引进不仅要有明确的核心团队，而且规定从市外新引进的高水平核心成员不少于5人。

2016年10月入驻南方科技大学的格拉布斯研究院，是深圳官方认定的首个诺奖实验室，和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拉布斯一起入驻深圳的，还有10位中外院士。到2017年底，中村修二激光照明实验室、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科比尔卡创新药物开发研究院、盖姆石墨烯研究中心的加入，使诺奖实验室达到5家。2019年，杰曼诺夫数学中心、内尔神经可塑性实验室、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索维奇智能新材料实验室等4家诺奖实验室，以及斯发基斯可信自主系统研究院、帕特森RISC-V国际开源实验室等2家图灵奖实验室相继落成，使深圳诺奖实验室数量达到11家。

对于诺奖实验室的未来成就我们无法作出预测。有人非议说，诺奖得主大都过了其学术创新的爆发期，因此未必能给深圳的科学系统带来新的诺奖。但在笔者看来，诺奖获得者毕竟都是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加盟深圳诺奖实验室，至少可以在某些前沿学科给深圳带来全新的视野，并有望培养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出来。无论如何，深圳花这笔钱应该是值得的。

五

无论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这是深圳官方的城市定位），深圳都需要在“国际化”方面进行更激进的探索。但是近几年里，深圳的国际化进程应该说还需要进一步加快。

这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疫情封锁使得中外隔绝。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使得深圳的企业和大学与国际的交往互动都受到了极大的拖累，企业的国际客户、大学的外籍教师，都很难顺利进入中国。这一客观因素还待全球疫情防控方面取得关键性进展。

其二，曾经，深港同城化就是国际化。现在面临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尚待提升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防控，香港同样长期关闭访港通道。深圳的国际化努力长期对香港有依赖性，香港角色弱化，必然削弱深圳的国际化程度。

其三，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深圳经济特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外循环为主的城市，深圳的外贸依存度最高时超过170%，现有仍然超过100%。这样一种国家战略的转向，对深圳的影响会十分巨大。

在新形势下，深圳如何为双循环战略作出新的贡献？笔者的看法是，第一个深圳要为重建中国的外循环逻辑做贡献，第二个要为重建中国的内循环逻辑做贡献。其实这两者是同一件事，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双循环逻辑，就是要坚定不移的、突破性的推进市场化方面改革。

即便整个国家要“以内循环为主体”，仍应该允许深圳继续奉行“以外循环为主体，以外循环拉动内循环”。因此深圳应争取国家给予“国际化特许权”。以对外更加开放来拉动深圳推进市场化的改革。

这当然都是理想的期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