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2年的科学与经济学诺奖看中国科学的潜力和隐忧_风闻

今年的三个科学诺奖和经济学诺奖都已公布。今年的诺奖和往年比，有重要的风向标启示。科学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伽利略和牛顿以来的最大变革：从分科独进到跨学科合作。

第一，今年的化学奖和医学奖凸显科学进入生物学领军的跨学科研究时代，点击化学，生物正交化学，和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进入应用医学和考古学的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尤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小城市建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远超传统的剑桥和哥廷根的分科模式，最值得中国借鉴。

第二，今年的物理奖给了备受争议的量子纠缠和量子信息研究，奥地利物理学家蔡林格的学生，中国科大的潘建伟也有重要贡献。医学奖佩博的学生付巧妹把导师佩博的工作带回中科院的研究所，对中国的人类学考古也做出重要贡献。过去四十年，中国几十万留学生出国，数以千计的研究生在世界各大研究机构学习，中国科学的人才储备在世界各国都名列前茅。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科研和教育体制还处在科举制加小农经济的时代，没有建立独立自主的科学人才评价和选拔体制，导致中国科学的潜力远不足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我们期待二十大之后，再来研讨中国科学的体制工程学问题。

第三，今年的经济学奖给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金融危机微观和心理机制的三位经济学家。和2013年的经济学诺奖相比，今年是很大的进步。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2013年的经济学诺奖竟然同时奖给否认金融危机存在的“有效市场假说”的法玛（Fama)和发现市场过度涨落的行为经济学家希勒（Shiller), 是典型的科学折衷主义。

2022年的诺奖给了研究银行保险的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以及在危机时期实行量化宽松的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总算在主流经济学界承认存在金融危机的现实。至于量化宽松的后果，至今还难以预料。

和历史上的经济学各家流派比较，我们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中国学者和学生用火箭科学研究金融危机的成果，在方法论上远远走在今年的诺奖得主之前。但是，中国主流的大学和教育部没有科学自信，不敢发表挑战西方诺奖得主的工作，依靠出口转内销来决定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即使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缺乏瑞典小国做国际科学评价的能力，让房地产和资本来主导科学项目，而非全球战略和前沿科学家来主导科研机构，也就不及中科院对中科大研究量子通讯的雄心大志。

我在这里，先简要披露一下中国学人在基础科学上的革命性贡献和在金融危机理论上的突破。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物理学从量子力学到大爆炸宇宙学的突破，都源于牛顿发现的光谱分析，其数学基础是基于谐振波的傅立叶变换，但是只能分析低噪声可重复的稳态时间序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信号处理的革命在发展了二维时间-频率（简称时频）的非稳态时间序列分析，其中的WGQ变换，是来自上海的华裔美籍工程师钱世锷(Qian)，综合了两位诺奖物理学家：**维格纳（Wigner)和伽伯(Gabor)**的工作，其理论意义，相当于发现数值分析的非欧几何，其应用可以在军事上探测核爆炸，发现核潜艇的微弱噪声，医学上检测癌症。我们则用来发现金融和宏观经济指数中的色混沌，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和金融学多个诺奖理论的基础。钱世锷的工作应当属于物理学的诺奖级别，但是在国内的主流大学并不受重视。反而是韩国企业到上海来找钱世锷指教，用于探测核潜艇的技术。

相比之下，西南财经大学今年痛失诺奖得主担任院长的历史美谈，原因是无法达标有关部门模仿美国的急功近利。国内大学流行的短期行为，如何能发挥中国的科学潜力，和世界各国的前沿科学家竞争？

我在北大和复旦所发现的几个研究生的工作，都超过了今年经济学诺奖的水平。

其中，我在北大数学出身的硕士曾伟发展了群体的生灭过程，取代单粒子的布朗运动模型，发展了期权定价的统一理论。而今年三位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只有定性的微观模型，没有动力学模型。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模型的基础，依然是互相矛盾的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噪声冲击模型（即我们讨论过的计量炼金术）。只是在实践过程中，伯南克的量化宽松确实比匈牙利放弃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不干预政策，更接近金融的凯恩斯政策，延缓而非避免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我在北大工程出身的博士方健，发现房地产市场的激励机制，本身就产生房地产泡沫，否定了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神话。比行为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更深刻地理解资本市场的内生不稳定性，发展了凯恩斯和明斯基本质是定性的非均衡经济学理论，超越了今年的诺奖工作。

我在复旦指导的北大物理出身的博士唐毅南发展出新的非平衡态统计物理方法，可以诊断金融危机的原因，识别危机的引爆点（物理学叫“相变”），以及实时预警金融危机的数学方法，比目前科学预警地震的方法还要先进。他提出的量子经济学，将来有资格冲击物理学和经济学的诺奖，但在北大和复旦的传统体制下都没有中科大那样的体制环境。

我已年近八十，至今无力像我的老师严济慈，普里戈金那样，为我发现的学生铺平道路。他们可以下海去挣大钱，却不能在中国的主流大学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如果不是美国打科技战，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逼回中国，单靠目前国内的教育体制，难以实现中国的科学潜力。

我们等待今年十二月的诺奖演说之后，再来评价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中国经济学派未来的发展方向。期待更多的云学生和我们一起努力，加速中国科学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