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在技术革命与思想革命之间 ——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新文科建设_风闻

杨扬 |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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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教授

新文科建设是国家战略，2018年由中央提出， 2021年教育部即公布1012项新文科建设项目，涉及22个大类，其中与文学研究直接关联的文史哲研究单列一类，内含21个项目。这一计划的主要依据是当今科技快速发展，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需要跟进和改造，以保持其适应性和创新能力。

何谓“新文科”？这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如果用搜索引擎搜索“新文科”的话，会发现有关“新文科”的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在政策层面，国家战略、相关文件和教育部立项等都非常明确地导向并构成了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内容。**这种政策层面的明确与学科内涵的模糊，或许正是当下“新文科”生长状态的一个最好写照。目前的“新文科”，从学科角度看，面目不清，边界不清，内涵不清，恰恰利于大家各显神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我看来，“新文科”事实上可以理解为高科技影响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发展状态。**对于高科技尤其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对21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估计所有研究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切身感受。所以，从数字技术影响下文学研究的变化这一个细小的视角来看待“新文科”，或许可以为今天我们理解它提供一点有益的帮助。

一

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术的核心部分，是文科的标志性学科，在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专业目录中，长期以来都是非常稳定的，一般以文史哲统称。**它的演变历史，可以用前现代、现代以及现代之后这样三个阶段来划分和描述。**对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前现代的研究对应的是传统社会，即工业化之前的人类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研究，其手段和方法受技术条件的限制，比较多地体现出农耕社会的水平和治学特点，义理阐释和文献词章的考据是其软硬两种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在历史行进过程中，或有此起彼伏的生长周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近代，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才出现，并随即出现在中国的学术领域，**新的研究材料的发现和传统价值的重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大学术突破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学科概念，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并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和研究模式。人们津津乐道的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北大的讲课风采和思想影响力，正是这种文学研究学科所带来的迷人魅力。它让人们看到文学研究作为新兴学科所具有的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新气象和新内涵，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也带来了新的范式和价值探索。像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和中古文学史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和魏晋文学研究、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和儿童文学研究、钱玄同的文字学研究、刘半农的语言学研究、吴梅的戏曲研究等，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史开创工作。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自己的面貌和格局，真正形成了所谓的范式革命。传统士大夫们看不上眼的小说、戏曲和诸多民间习俗进入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而原来定于一尊、高高在上的经学，被还原为文本和历史常态的研究，成为与其他人文研究平等的研究对象。**现代学科建设与现代大学教育，也与这种文学研究的现代形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有大学，都拥有这些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大学内部的学科建设包括文学研究，成为现代大学内涵建设的重要标志，源源不断地推出学术成果，培养研究人员，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持续地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大学中最负盛名的一批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院系，基本上都得益于现代大学建设和学科建设。在胡适、鲁迅等五四一代人手里，诞生的是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学科和新形态。这些新学科和新形态，对于20世纪中国而言，是应现代社会需求而不断生长出来的文化产物。正是有了这样的学科形态和学术成果，中国的现代学术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才有了对话和共享、共存的可能。反之，那些墨守成规、不思改革的传统研究，基本都被历史潮流无情淘汰，或被挤压到边缘。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期“新文科”建设，其实是中国人文学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创化，是现代对传统的一次革故鼎新，也称得上是五四时期“新文科”的魅力展现，尽显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放眼看世界的开阔眼光和创新创造的勃勃生气。**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北大中文系的王瑶教授曾提议主编《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以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经验。该书最终出版时研究了17位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代表性成就的现代学者，总结了他们的思想成果和个人经验，展现了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是怎样成功实现了创造性转型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文科”建设，不只是今天才有，20世纪大量的社会实践和学术尝试，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我们今天新文科建设的学术基础和可资借鉴的对象。

二

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发展形成了又一次技术革命和社会变迁。这可以称之为现代之后的人类历史时期。**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不仅加速了科技进步，催生出网络时代和虚拟世界，也带来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需求和新变化。以文学研究为例，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推进，带来信息流通的自由发展，知识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如果说，20世纪文学研究的技术手段是机器印刷时代的机械复制，那么，21世纪文学研究的技术手段就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机械复制造就了期刊、出版和影像资料等学术存在形式，电脑技术和互联网所搭建的数字平台，让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可能参与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共享共存空间中来。以文学研究的材料为例，电脑技术和互联网带来的是人类社会自有文明以来研究信息最大规模的集聚和释放，如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比如，1998 年，哈佛大学图书馆启动了数字图书馆建设（LDI）；2009 年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哈佛大学图书馆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这些数字化工程的展开，将现有的人类知识存本——文字书籍——经数字化处理后，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数据库。数据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的链接，形成共享共存的大数据平台。国内的大学图书馆以及研究机构的数字化工程也在新科技的支撑下逐渐展开，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数据库。互联网技术使原本储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资料，借助互联网和电脑数据处理技术，通过云端在最短时间内快速集聚，极其便利地提供相关研究资料和多种服务。这不仅大大节约了研究者搜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时间、成本，也使得研究者第一次有可能面对海量信息，展开新的研究构想和思考。譬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党史馆委托台湾大学制作的档案材料数码工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1949年前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的机密档案。把这些材料与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作家回忆史料以及研究者的研究结论相对照，估计会产生比较有意思的选题。此外，搜集20世纪中国文化人发表在海外各大报纸上的各类与中国文学相关的文章信息，原本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难以展开的研究课题，因为很多外文报纸根本没法找到，即便找到了也无法短时间内全部浏览，但依托今天的互联网搜索技术就可以解决这些原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资料搜集工作。比如，通过TLS数据库就很容易搜索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发的与中国文学研究相关的文章情况。另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上，胡适、林语堂、叶公超等文化人发表文章的情况，在以往研究中几乎是空白的，但现在通过报刊数据库可以非常方便地搜寻到完整的原始资料。这不仅弥补了原来研究资料不足或资料空白的缺憾，也使研究者有可能获得更多更重要的史料，破解以往研究中的史料难题，将文学研究推向更为深远的领域。此外，20世纪的各种报刊、画报、纪念册和影像机构内，留有大量的新闻图片、人物图片和影像资料，这在以往文学研究中基本上没有被充分利用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等创作改编的戏剧作品，在当时留有不少戏单、演出剧照和新闻照片，这对于研究李健吾、杨绛、张爱玲等的文艺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和补充。目前，有一些图片数据库为一些大的图书馆、报社、电影资料馆和研究机构所拥有，但在共享平台和搜索处理上，还没有做到像搜索论文那样便捷。这可能是图片占据空间较大、信息处理难度较高造成的，所以，尽管有不少研究者意识到了利用图像资料来展开研究的可行性，但真正做成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太多，至于有学术影响的就更少了。

这或许是新文科建设应该考虑和推进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依赖数据库和网络技术展开学术研究，已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常态，如果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一种学科新形态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把它纳入“新文科”的系统考虑之中，将其作为一种基础工作，持续推进。

三

新文科建设与文学研究的价值问题，更是目前还没有触及和展开的论题。文学研究的人文特色，体现在文学研究植根于对人类价值的思考之中，与人类对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的思考相关，无法用技术手段来完全替代人的思考。所以，对“新文科”的理解，包括对创新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对高科技的运用，还应该考虑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的价值关怀，也就是关注研究所呈现的内在精神需求。“新文科”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技术突进，而一定会迎来思想价值调整的转折时机。以“五四”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除了运用现代科学手段解决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带给社会和时代的思想解放，以及学术研究所展示出来的现代人文关怀。“人”的发现，是五四时期现代人文学术最深层的思想推动力。今天，当数字技术将所有的东西数字化、精确化、信息化的同时，其限度也应该被充分考量。特别是在数字技术面前，所有的价值评判和价值关怀都被一刀切、平面化，事无巨细，万物平等，这从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淡化人文学术的价值特征。数字面前万物平等，而在价值世界却不可能万物平等——有安身立命的崇高价值，也有保全性命的底线价值。价值的高低之分，品格和趣味的雅俗之别，在文学研究领域显得非常明显。在这一意义上，一些网络研究者认识到网络时代应努力推广“世界是开放的”，而不是“扁平的”这一观念。新文科建设中的文学研究，导向的不是技术主义的独木桥，而是更为丰富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如果说新文科建设与文学研究之间有什么最应该关注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关注技术革命与思想革命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期，科学与思想革命是结伴而生的， 科学与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都是不陌生的记忆；但对于数字时代的文学研究而言，现代之后的新技术革命，是否会在未来的人文学术研究中激荡起类似于五四时代那样的思想革命烈焰，似乎还没有被充分讨论过。新文科建设在很多人的视野中，是项目，是投入，是人才培养，是开设几门国家级课程，而很少涉及思想、价值这些更为深层也更为重要的内涵建设层面。新文科建设如果不是技术主义的，那么它迟早会在人文学术领域激发起新的思想探索热情，尤其是当数字技术在现实生活中触动乃至触犯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价值和道德基础时，现实或许会迫使人们认真思考网络时代的价值问题，包括文学价值问题。

海德格尔在《科学与沉思》中说过：“如果今天有人胆敢通过追问、有所思索、因此已经参与行动的方式，来响应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经验的世界动荡的深度进程，那他就不仅要注意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受现代科学的知识意愿所支配的，而且他也必须、并且首先必须考虑到，对现在存在之物的每一种沉思，只有当它们通过一种与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的对话而植根于我们的历史性此在的基础之中时，才能够生长和发达起来。”海德格尔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提问，强调的是人文情怀和历史价值的重置。那么，新文科建设过程中，那些拥有历史和价值含义的文学研究和人文学术研究，是不是应该有明确的价值意识呢？如果人文学术不谈价值，文学研究不关注人的价值问题，这样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又有多少意义呢？这不是人文学术的傲慢，而是人文学术一贯的追求和历史发展逻辑。正是从这样的要求来进一步思考新文科建设中的国家战略，对于文学研究在内的学科建设，应该有更高的价值期待和思想期待。研究者不能只是一些善于操控数字技术的熟练工，而应是探索和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思想者和先行者。“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曾说：“大数据已经撼动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在我看来，他的这个描述不是对现实和未来的一种乐观预见，而是一种警觉和提醒。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不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改变和建设，而要做好数字技术背景下思想革命的长期准备，打牢人文思想的基石，这或许是20世纪中国“新文科”建设与中国现代学术对接过程中留下的一点宝贵经验，也是今天新文科建设有生命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核心内容。

2022年7月于沪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