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新文科不是简单的跨学科，更是要建设“时代科学”_风闻

朱寿桐｜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

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时代科学”作为新文科命题》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朱寿桐教授

“新文科”话题溯源

提到“新文科”概念的背景，人们一般会联想到美国希拉姆（Hiram）学院在2017年前后将新技术与传统文科结合起来的人文实践和教育实践。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史蒂芬·怀特和詹姆斯·考尔纳就通过思朗（Sloan）基金会提出了后来被汉译成“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的教学理念。显然，这是指与文字语言相关的教学学科理念，国内“新文科”的说法是汉语表述对原语概念大规模拓展的结果。而且，汉语中的“文科”从来都是对人文、社会和语言科学的一种概略性、通俗化统称，一般用于教育范畴，缺少学术性、规范化的命意与界定。而正是这样一个来自国外的学术和学科理念，以学术性和规范化暂且缺席的方式，在中国高教界被热烈讨论，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建设方面突破发展的迫切性。

吴岩在《“守城”到“攻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一文中说，“新文科”的产生表面上看“是由于欧美国家近年来文科式微，学生不再报名、选课，文科教师因此产生危机感，为了减缓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他们开始了创建新文科的努力”的结果；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新文科”的发生“是由于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文科没有跟上理工科发展的步伐，文科教师过分聚焦自己的圈子，讨论自己的小问题”。其实未必，因为热切探讨“新文科”发展的专家大多是传统高校的人文社科专家，他们大多不会像处身理工科大学的人文社科专家那样急切地考虑自己专业与“理工科发展的步伐”相协调的问题。主流舆论将新文科建设理解为一种“时代转向”，不仅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文科建设的新目标与新趋势”，而且是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建设的重要时代环节。**教育部成立了新文科建设工作组，所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相应的学术讨论也趋向热烈：从历史的纵深感出发，人们将新文科建设与2035年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结合在一起；从时代的价值感出发，有人认为这是新时代中国的又一场“新文化运动”，“从精神内核看，新文科建设从时代、主题和策略三个方面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两者皆怀‘国之大者’，都以应变求新为目标，以思想文化为焦点，以高等教育为阵地，面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族振兴，实现现代化和学科完型三大历史未竟之业”。这种类比虽有夸大之嫌，但这一场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确实值得肯定——哪怕其中必然包含一些浅显的论断、狭窄的思考和过激的表达，它体现了一种学科创新的思维，学科革新的诉求和学科发展的期待。

来源：山东大学新媒体工作室

**当下，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与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距离或反差是越来越大了，而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需求却越来越强烈，“新文科”的讨论无疑充分关注到了这样的学术文化现实。**即便你是从事考古学研究，也必须懂得碳14测年、DNA分析等技术在学术阐释中的合理应用；即使你从风格学的角度研究文学史、艺术史，也必须掌握大数据统计的技巧并深刻理解其学术意义。不少学者将跨学科或者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法学+），理解为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动力和基本目标，所“+”的自然是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这样的议论不断增多，形成了一种舆论趋势，引起了相关专家的警觉，他们提醒：新文科建设并不是简单的跨学科或者学科综合、“学科+”，那是一个综合自然科学的发展态势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前景的全新的学科格局与构架。

其实，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已经是如此的固化、僵硬，隔行如隔山，壁垒森严，以致任何关于跨学科或者学科融合的议论都可能引来一大批的赞许与认同，一迭声的鼓励与称赏，因为它们毕竟代表着一种涉及某些具体学科的新的高教命题，启示着高教发展格局新的学术生长点。这是当前“新文科”讨论的现状，也是“新文科”讨论的动力，当然更是新文科讨论进一步深入的学术基础和理论基础。

“新文科”与“新科学”

**我们完全可以在比较宽松的高教文化意义上对“新文科”做广义和狭义两重理解。**广义的“新文科”实际上是传统文科的革新，所有跨学科、“学科+”或者学科综合的理论努力和实践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新文科建设。如果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讨论，则“新文科”应具有新的学科内涵和学科目标，应该体现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要求，体现自然科学发展在人文社会科学阐释中的能力和优势。它须是真正“新”的文科，而不单单是传统文科的革新。它是科学技术时代带来的新科学命题学科化、学术化的必然结果，是对当下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中涌现的各种时代问题及其规律的研究，而不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更新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它可能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面临的新课题、解决的新问题却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无缘面对并无力解决的。

真正能够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拉开距离、适应新时代科技形势发展需要的所谓“新文科”，不仅仅需要融入现代科学技术的因素，也需要融入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因素，它实际上来自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所面临的新现象、新秩序、新文化进行科学总结、学科整合、学术研究的新态势或趋势。它需要面对高端的科学技术研究与人类社会文明秩序、伦理秩序的关系问题，需要面对不断提升的科技条件下人类生活的心理问题和健康问题，需要面对新的社会结构、科技结构、伦理结构以及相关的文化关系等。这些问题可以是新文科的内容，也可以是新理科的内容，甚至是新医科或新的心理科学的内容。这便是一个时代所必然面对和必须面对的新科学，正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在18世纪所意识到的“新科学”。

维柯的《新科学》原书名曾使用过“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关于人类原则的新科学”等表述。维柯所谓的“新科学”是指外在于“自然界的科学认知”的，对于“民族世界、民政世界即人类制度的世界”的科学的认识，“这种世界原理或原因‘必然在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但它是“科学”，这种“科学”“在完整方面比起物理学还较强”，“在真实程度方面比起数学还较强”。如果说维柯的“新科学”之“新”主要是想在“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已做到的成绩”之外“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那么，我们今天在讨论“新文科”时完全可以联想到维柯的深邃论证，将之引入对“新科学”之“新”的考察：**科学不仅仅是“对普遍永恒事物的知识”，而且须回答民族世界在各自“民族复兴”之路上对于“各种人类制度的复归日程”及其所衍生的各种时代问题，实际上这是对一定时代“人类制度世界”所做出的规律性把握。**维柯的“新科学”是“人类社会的科学”和“时代科学”。维柯自己便是这样带着宗教般的虔悫推导他的“新科学”概念的：新科学 “研究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发现到诸异教民族中神和人的两类制度的起源，从而建立了一套部落自然法体系”；然后在这种“部落自然法体系”中引进了时代维度，“这种体系经过三个时代都以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和经常性在继续发生效力”，这三个时代便是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维柯的《新科学》重点考察的便是“人的时代”的“时代科学”。

如果说“新科学”概念已经成为维柯对于他那个时代科学命题的经典性概括，且任何时代都可能有类似“新科学”这样的学科概念或学术概念应势而生，不同时代的“新科学”所指的科学命意应该体现各自时代的价值内涵，那么，“新科学”之后的“新”科学也许可以用“时代科学”之名进行更加周严的阐述。

如果说一般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探究“普遍永恒事物的知识”，那么，“时代科学”是对一定时代所产生的，与一定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关的社会现象、人文要素和学术关系等的系统性、规律性和趋势化研究。作为“时代科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社会现象、人文要素和学术关系是时代的产物，对它们的研究也是时代文明的要求，是维柯所说的一定时代“人类制度世界”的学术文化呈现，**因此，对“时代科学”的研究和关注是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同等重要的文明课题。**虽然它发掘并加以解决的不是“普遍永恒事物的知识”问题，但却是新的社会现象中不可绕开的发展难题，是科技社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且非常现实的学术关系，是“新文科”所应包含的内容。

从“新科学”到“时代科学”

维柯的“新科学”概念早已解决人文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诸如历史、哲学、美学等人文研究是“学科”还是“科学”的讨论也就变成了伪命题，只要是对某种规律进行探讨与表述的学问，都是科学。“时代科学”是对一定时代与经济、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紧密相关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和表述，将这样的“科学”置于通常所说的“新文科”视野中顺理成章。

“时代科学”所面对的社会现象、人文要素和学术关系问题往往是不可绕开、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是带有“必然性”的学术遭遇，因而它的存在价值以及研究的迫切性并不弱于面向“普遍永恒事物”的自然科学。“时代科学”的许多命题带有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品质，虽然它产生自人类发展到“当下”的时代。人类的经济水平、科技能力与伦理道德水平呈现出的“不平衡”发展，应该是近些年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所体现的规律只有在科技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下时代才变得特别突出。特别是最近一个世纪，人类的科技能力、生产力、机器文明、电子文明几乎以几何级数发展变异，极大地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结构和速度。但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伦理层次是否相应地得到了如此迅速的提升和发展？甚至，人类的理性、文明认知是否有相应的进步和建树？在科技社会发展最迅猛的西方世界，普遍的社会道德水平、伦理层次仍然处在100年前的境况，而一个世纪以来，思想文化界也再没有出现像18、19世纪那样群星璀璨的景象。这种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与道德伦理、理性进步严重不平衡的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加以深入研究的“时代科学”命题。

**更重要的是，“时代科学”需要研究人文社科如何介入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需要在新的科技形势、趋势下探讨新的道德命题和伦理框架，探求新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以确保当代科学技术在健康、安全的轨道上运行。**这些“时代性”命题（同时也是“时代科学”问题）如不加以解决，相关的科学技术的进展也必然受到阻遏，有些科技发展的问题还会变成社会发展的难题。当代尖端的人工智能科技中出现的机器人伦理问题，以及生物高科技中“克隆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等，都是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和难题，是“时代科学”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时代科学”所面对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更多时候还体现在“人类制度世界”的操作层面，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运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多数西方国家常态的社会管理法规和个人行为规范不适应疫情之下的特殊要求，亟须在保护人类免受病毒传播的侵扰与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和措置自由选择权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法学平台，形成一种新的法理关系，在社会心理学、政治伦理学方面做出相应的观念调整，这些都是“时代科学”应该解决的问题。

**“时代科学”还应当对于科技发展的趋势做出某种时代性的回应。**当代航天科技、宇宙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可能会形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巨大调整，这些尖端课题将带来超越传统环境科学、社会管理学以及各种法学的种种难题。以往这样的题目是在科幻文学领域进行艺术展开，学界似乎从未进行过严肃的“时代科学”研究。随着人类环境的变化、人类科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的太空生活——无论是遥远的太空移民，还是并不怎么遥远的太空旅游，甚至是非常现实的太空科学实验——越来越迫切地成为“时代科学”中新的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必须面对的课题。“时代科学”应该负起诸如此类课题研究的责任，为人类科技文明的时代发展做好准备。

在讨论“新文科”的各种课题及其关系之际，应该更多地关注“时代科学”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时代科学”更加集中地关注科技时代因科技发展而衍生的新的对象、课题，并且直接通向对科技时代形成的新的历史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概括。这样的“时代科学”内涵不仅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建立起深刻的理论联系和知识链接，同时也具有以前的人文社会科学所无法取代的时代属性和价值品质。由于这种“时代科学”的建设包含着对科技发展趋势的理解，需要调动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丰富的文学资源，于是，“时代科学”及其所关涉的“新文科”的讨论，在相当大的学科建设意义上需要对科幻文学等文学资源有所借鉴，有所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