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的“大上海梦”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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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9月28日，有两个跟上海有关的新闻。

一是，江浙沪三地政府联合发布《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调规划》，这一新闻全国关注；

二是，长三角首条跨省（市）快速市域铁路——沪平盐城际铁路浙江段开工，这个相对低调。

前者关乎上海与周边城市的整合，后者则涉及环沪小城的“大上海梦”。

就像北三县做梦都想并入北京一样，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听说上海“想要”紧挨着它的嘉善、平湖甚至整个嘉兴。当时还盼望上海的动作快点，最好能赶在我高考前，这样分数线一降，“复交同师”就不再是梦了。结果发现，这希望本身就是黄粱一梦。

尽管没能成为上海人，但接轨大上海，却是这座江南小城几代人的梦想。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出炉，沪嘉同城似乎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但与此同时，嘉兴人对于上海的心态，却在时光之河的冲刷下，一点点发生着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细微变化。从仰慕到平视，从急迫到淡定，化用一句广告语——

“上海虽好，但也无需贪恋。”

老妈至今记得，17岁带上上海牌手表时的那种喜悦感，仿佛一场通往成年的加冕仪式。

那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她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政府给每个知识青年发放了120元的安家费。拿到钱后，老妈一分不留，转头就去买了块当时最Fashion的上海牌手表。可见在“月光”这件事上，每一代追求时髦的青年都是一样一样的。

下乡的岁月虽然清贫，倒也无忧，唯一在老妈身上留下的烙印，就是常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偷看《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把眼睛看坏了。所以1979年，当她结束知青生涯，返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外公领着去上海茂昌眼镜店，配了人生的第一副眼镜。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怎么配一副眼镜还要大老远坐火车从嘉兴赶去上海？但当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两地相距不过七八十公里，但很多东西在上海和在嘉兴，不仅是好和差的区别，甚至可能是有和无的关系。这跟现在一些有钱人动辄飞去意大利定制男装，跑到法国选购红酒，看上去有点类似，但其实又截然不同。

不只是眼镜，当时小到花牌女鞋、的确良衬衫、百雀羚面霜，大到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飞跃牌电视机，上海几乎包揽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用度所需的一切。同时，上海也是那个年代无数江南小城青年了解外部世界、感受流行风尚唯一的窗口。

所以每到周日（1995年5月1日前中国一直执行单休制），嘉兴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都能看到不少排队等着前去上海逛街、购物、走亲戚、领世面的年轻人。

对了，那年月家里有门上海亲戚是件非常有面子的事。虽然彼此平常走动并不很勤，而且鉴于彼时上海人均不到5平米的逼仄居住条件，哪怕真去串门，留宿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但人们还是爱将“礼拜天到上海亲眷窝里厢去白相（玩）”挂在嘴上。

很多年后，家里的老房子拆迁，收拾东西时，我翻出一件已经掉毛了的狸猫皮大衣，老妈只看了眼，就立马报出其身世：“这是1986年，某某的女儿带我在上海淮海路上著名的‘淮国旧’买的，要240元呢，几乎花去了小半年的工资。可惜没能留下一张穿这件衣服的照片。”

好在后来我在家庭的相册里，找到了一张老妈穿着同样购自上海百货公司的皮衣，站在外滩边的靓照，才总算填补了她的遗憾。

呵，这就是属于80年代新一辈的青春记忆。记忆深处遮掩不住的，是大上海的无限魅力。这魅力，不要说对升斗小民，即便是1949年后转去香港的那批富商名流，同样难以忘怀，以至于只能通过小说、电影反复咀嚼回忆。放眼神州，哪怕是苏杭这样的人间天堂，也没有这般城市魔力。

难怪，上海被称作魔都。

到我有记忆的时候，经过八九十年代江浙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上海的产业转型，日用商品领域的上海印迹，虽然还有不少，比如我们小孩子吃的可可雪糕、光明牌冰砖等冷饮，都是上海益民食品厂生产的，但相比父母那一辈，已经淡了很多。

不过上海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

尽管身在浙江，但印象中，小时候几乎就没收听、收看过省里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脑海中清一色全是上海的频道和台标。尤其是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那片绿叶，虽然自有线电视普及、天线被淘汰以后便再也搜不到了，但至今难忘。

记得那时候，每到周六晚上，老妈雷打不动必看倪琳主持的《相约星期六》。而与其搭档的男主持人，从吕凉、崔杰，看到程雷、朱桢，直至最后的停播，几乎是期期不落。

这档“Since1998”的相亲交友类节目，可能是国内最早关注青年人婚恋问题的。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在很多方面的领风气之先。甚至于多年以后，有次翻台无意中翻到浙江六套一档类似的相亲节目，无论是主持人的选择，还是嘉宾的档次，跟上海的比起来，简直没法看。

而王汝刚的《滑稽王小毛》、上海台的《智力大冲浪》、东方台的《快乐大转盘》，则给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童年，增添了无穷的欢声笑语。至于上海电台的广播剧《刑警803》，更是令我从此迷上了侦探悬疑类的小说和剧集。

还有上海的西郊动物园，以及后来新建的野生动物园、东方绿舟公园，都是我们儿时向往的游乐场所。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败的出码头经历，是四岁那年，爸妈本来说好要带我去西郊动物园玩，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周日，却在火车站偶遇从远方归来久未谋面的某位至亲。老爸一激动，就说上海下次再去，结果下着下着就没了下文，搞得我生了好久的闷气。

后来总算上小学了，按照以前的惯例，从二年级开始，学校都会组织去西郊动物园春游。结果我这边还在读一年级，二年级的哥哥姐姐在春游时却出了事故。好像是有人调皮掉进了猴山还是狮圈什么的。反正结果就是，教育局从此规定，小学生春游不得出本市，搞得我再次emo。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的嘉兴人去上海，就像陈焕生上城、刘姥姥逛大观园，样样都觉新鲜，处处惹人艳羡。这给至少两三代小城人心目中留下了“上海就是天堂”的美好印象。甚至大人日常激励小孩，也常常拿上海说事：好好读书，以后去大上海发展才有出息。

可惜，我虽然也努力好好读书，却终究没能踏进上海滩的十里洋场。

其实我们家和上海的渊源，往上可以追溯到爷爷辈。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的上海滩有所谓“无宁不成市”的说法，宁波帮势力之大可见一斑。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宁波人一样，爷爷十几岁时就跟随家里的长辈，从三江口登船，闯荡上海滩。要不是后来日本人打进来，大家被迫逃离孤岛，辗转来到嘉兴，我们家可能也就在上海扎下根来了。

应该说，早年的上海滩，大门是向包括我爷爷在内的所有国人敞开的。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胆量、有才干，都可以来闯闯，都可能混得风生水起。

你看，书香门第的张元济来了，成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辉煌；家道中衰的鲁迅来了，以笔为枪成为一代文宗；年轻的裱画匠黄金荣来了，混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三大亨”之首；油坊学徒出身的叶澄衷也来了，一步步登上“五金大王”的宝座……难怪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但等到我自己大学毕业时，进上海的门槛已经很高了。上世纪90年代的蓝印户口早已取消，而房价的节节攀升更是令大多数家世普通的年轻人“望尔申畏”。

加之浙江这些年城市建设、经济产业发展得都很不错，除了一些顶奢或小众品牌，上海有的商场超市专卖店，嘉兴基本也都有了。人们日常购个物、逛个街，再也不用像父辈年轻时那样，大老远坐火车赶去上海了。

所以如今的浙江年轻人里头，除了特别优秀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往上海挤了。这点从七普数据里看得十分清楚。

目前在沪的外来人口，按籍贯排，前两名的省份是安徽、江苏，人数分别达到242.7万、179.8万。这点很好理解，毕竟大家都是长三角的兄弟，走动自然频繁，就像北京有大量河北人，广东有大批湖广人一样。比较不同寻常的是，同处长三角、民国时期叱咤上海滩的浙江人，如今在上海却只有区区51万，占比连5%都不到，甚至不及河南和四川。

可见，浙江人的“大上海梦”正在一点点地变淡。

反过来，近些年却有越来越多上海老年人，或是卖了自家的老房子，或是将房子留给子女，自己跑到嘉兴来养老。像梅花洲等区域的好多楼盘，都被上海的阿姨爷叔一扫而空。平时去附近的菜场，经常能听到上海口音的叽叽喳喳。

这种事情放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你可以说它是逆城市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长三角一体化融合的成果。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它确实反映出环沪小城与上海关系的改变，从附庸到互补，彼此正变得越来越平等，越来越接近珠三角城际间的“合伙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