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毅夫老师的相关评论整理_风闻

因在部分评论中涉及，此处整理发布如下：

林老师的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是有贡献的，他强调比较优势对于我国（及广大贫困国家）从贫困阶段发展的中等收入水平，是极其有利的。但不过，他的理论不是经济发展所需理论的全部，特别是一国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发达水平，更是不足够的——这并不是否定他的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四十年的贡献，而是经济发展强调所需理论全面性(其一)，强调经济变迁下范式转换所需其他理论的必要性(其二)。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我国在进入新世纪后更是如此，这样的经济学是继承自李嘉图、马尔萨斯、瓦尔拉斯、杰文斯等边际主义，在二战后因冷战意识形态需要而被美西方以政治手段(麦卡锡主义、考尔斯委员会等等)加以巩固其地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更加由美国的推动而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我国新世纪后大量经济学海归、受西方财经科技领域基金会支持的学术团体，为这样的经济学在国内高校和期刊杂志抢占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经济学在本体论(世界观)上以“自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作为经济运行唯一规律(但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人性、集体等多种力量，“自然”并非唯一规律)，比较优势便是在“自然的”生产率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上发展起来的。不难发现，在前述全球思潮、经济学演变趋势的大背景下，林老师强调“比较优势”正是这样一种全球时代大思潮、大趋势的产物；不过，林老师还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有为政府”，但可惜的是，即便是林老师所述“有为政府”也依然是在比较优势这一“自然”的框架内的，依然是要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依然是在前述“自然市场”这一被认为是经济社会运行唯一规律的基本前提下发挥政府作用的——可以说，林老师的“有为政府”的确纠正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部分错误(正因此林老师在国内拥护者众，但还不够)，但不可否认，还仍然只是在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体论框架内的小修小补，于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于跳出西方唯一的“自然市场”唯一框架而言，还远远不够。这也是为何前述第一段中说到，此处的目的不是否定林老师的贡献，而是更强调发展强调所需理论全面性、经济变迁下范式转换所需其他理论的必要性。

所需理论的全面性、其他理论的必要性，怎么体现呢？考之以学科史、思想史、经济发展史，除当前以新自由主义为世界观的经济学之外，还有很多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他们在当今发达国家曾经数百年崛起的道路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实际上，经济学、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两大传统，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其中一种，另一种范式今天不是主流，但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在19世纪中叶以前，都曾经是主流——世界的（包括各国的）发展实际上很像一个钟摆在两大传统之间摇摆，某几十、一百年倒向这一传统，接下来几十一百年又倒向，当今活跃在互联网上的我们这几代人，只是恰好生逢世界巨轨处在我们当今所能看到的经济学的这一传统上罢了（但，这世界正在转轨，从2008、2016、2020到2022，在加速转轨，未来三四十年我们会看到那久久潜藏于历史尘烟的另一大传统的）。另一传统其他理论的传统同样可以追溯久远：16、17世纪有重商主义(实际上重工主义，重视先进工业制造业，只是二战后被美西方在经济思想史上污名化了)，英国正是借此为其后来的工业革命筑牢经济思想方面的基础，重商主义与以“自然”为世界观为的重农主义相区别；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有亚当斯密，其观点在两大传统都有涉及，但很快因为后世19中叶后的经济学的需要，只选择性继承了其中的一个传统(即今天经济学的传统)；19世纪中后叶，英国已经发展为工业强国的事实，使得这一另类传统在欧洲陷入发展低潮，使得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传统(即今天的经济学传统)成为主流，但这一主流之外，欧洲的德国是个例外，美洲大陆的美国也是例外，二者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继承了之前英国之所以崛起的另类经济学传统（重商主义传统），发展出了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老制度学派，这些经济学思想为二者发展先进工业制造业体系、摆脱英国经济的殖民、摆脱比较优势的陷阱，发挥了主要作用（当时英国正在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传统，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大行其道，但当时美国经济学提出：“不要看英国现在说了什么，而要看英国曾经做了什么”，这句话被用于今天我们面对美国时说的），也使得整个“经济学”主流之外支流明显、多彩纷呈（不像苏联解体后因为美国一家独大而使得经济学只有一种声音），这样的另类传统也延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另类传统。战后，两种传统可谓平分秋色吧，另类传统因为凯恩斯的贡献而有所继承(虽然已经被新古典综合派阉割过了)，为战后美国占领科技高地、工人阶层收入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纷纷实行进口替代、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摆脱殖民地时期的贫困状态、改善广大民众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前所述，冷战的意识形态需要(还有其他学科，如数学摆脱发展困境的需要等待)使得当今已成主流经济学的开始逐渐占领牢固地位，另类经济学传统逐渐被打压，教学、评职称、文章发表、科研基金申请等受到美国多样化的行政手段干预。直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今已成主流的经济学传统便毫无阻拦地大行其道了。比较优势以及比较优势框架下的“有为政府”都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上面已提及，英，后来的美、德，都并非在当今为主流的经济学传统下 依靠比较优势发展壮大的，（虽然美国建国之初也曾天真地幻想通过比较优势来致富，也确实让美国收获了一定的硕果，但1812/1816的第二次英美战争让美国人彻底放弃了幻想），而是通过抢先发展先进科技和先进制造业、保护和利用国内市场、抢占比自己落后国家作为原材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地，美国经济的重工主义、保护壁垒、门罗主义都是这一另类经济发展思想的体现，罗斯福新政同样是另类经济传统的体现，没有罗斯福新政，美国将止步于战前水平，那是美国的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于，二战后的日本，也是遵从了另类经济思想传统而发展壮大的（若不是美国需要将其作为反苏桥头堡，日本的做法是不会被美国默认接受的），还有韩国也同样，林老师曾建议韩国不应发展芯片产业而应遵从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但韩国在美国的默许下还是发展了芯片产业，如今已经是能够住我国卡脖子的重要一份子了。那些遵从比较优势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受美国培养的芝加哥男孩的操纵，被迫在70年代后期放弃了另类经济思想传统、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发展道路、放弃了他们能让他们跨国眼前中等收入陷阱，转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矿产资源出口、基础农产品出口，最终终于在短暂的繁荣景象之后，在80年代陷入危机，后来再被华盛顿共识彻底洗劫，至今仍然难有根本起色。

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让一个赤贫国家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获得经济起步，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它终究使国家在先进科技、制造业、高端价值链方面处于短板，而这些正是美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的高地，他们会防范发展中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踢掉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的、也是他们曾经赖以发达的“梯子”，正如美国要求我国取消“中国制造2025计划”发动对华科技战一样(贸易战只是幌子、或只是其次要目标)——倘若不是我国有着强有力的政府能力，把控改革开放的节奏(不至于拉美国家那样休克改革)，倘若不是我国在建国后前三十年(改开前)就违背比较优势而构筑了全面完备的工业体系(不像拉美的工业体系尚未建成)，倘若不是我国有着数以十亿人民群众为支撑的“经济纵深”(不像拉美国家人口规模小、贫富差距容易拉大因而容易陷入动荡)，我们仅仅依靠比较优势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恐怕早就是拉美国家的下场了。如今的时代，正如前所述，遵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已经实在到头了（看看我国产能过剩、脱实向虚、高端科技领域面临打压、金融领域美西方虎视眈眈全面渗透），再坚持下去就是更大的贫富差距、更大的资产泡沫、更大的被卡脖子危机、更低的经济增长率了，届时那些改开前期凭借比较优势富裕起来的富豪们借助与境外的联系而能逍遥事外/国外，只留我等这些曾经为他们摇旗呐喊的小民，在经济衰颓和动荡不安中艰难求生吗？？正是为了计之长远，国家才高调提出“一带一路”“共同富裕”“关键核心技术攻新型举国体制”“国内统一大市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区别于改开之初“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样只提国际循环的发展战略(但可恨“国内..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被主流那些经济学家变相地只讲“国际双循环”了，为他们转移财富、跨国投机提供方便)，这些重大方向正是我国未来所需的，但其推进面临着在早期比较优势战略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不参考、考虑另类经济学传统，比较优势不会自动变化的，不会自动地让一国从以资源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发展到以科技、高端技术产业为比较优势的。

一些著作对本人扭转以前自己的主流经济学思维起了很大作用：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制度与繁荣：一个新世界的开始》

路风：《新火》

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

梅俊杰：《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

欧根·文得乐：《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传》。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