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为 | 从“忠君报国”到“阿中哥哥”: 中国人国家观念的两次裂变_风闻

编者按

当下我国正处于快速社会转型阶段，民众的社会心态也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其中，国家观念是社会心态的核心议题，其表现与内涵的演变展现了国人社会心态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历程，关注普通人国家观念的演变，有助于回应转型社会中的心态秩序危机。其中，国庆节日是普通人国家观念建构的重要节点，许多有关国家归属、民族认同的“情感高峰”在这一节日集中表现。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普通人的国家观念经历了从血缘到趣缘、从集体到个体、 从“国与民两相忘”到“个人与国家直接关联”的演变过程，从“忠君报国”到“阿中哥哥”是一种典型的话语表达，总体呈现出一个走出家庭、去道德化、去情感化的趋向。本文指出，国家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社会心态秩序失衡的挑战，而要重构心态秩序，达成心态文明，关键在于培育与个人处境相匹配的社会认知、价值共识、家国观念等社会心态要素，形塑理性平和的大国国民心态。国庆佳节，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诸君思考，祝各位读者朋友节日快乐。

从“忠君报国”到“阿中哥哥”:

中国人国家观念的两次裂变

刘大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原题《心态何以文明：普通人国家观念演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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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原有的血缘共同体建构方式失去心态秩序生成的机理，“修齐治平”连接的意义世界出现了“以家喻国”源头的断裂，一定范围浮现以浮躁、暴戾、焦虑及社会共识、情感凝聚和道义调节为主要内容的心态秩序危机。就此，学界对“心态文明”“社会心态治理”等相关议题展开了讨论。然而，正如费孝通在提出“心态秩序”这一概念时所强调的那样，“社会研究不能只见社会不见人”。当前学者们更多地将“心态失序”问题作为一个既成社会事实，较少将“心态”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人的处境变迁及其心态生成维度展开分析。**探究心态何以文明的问题，正是要从生成的维度对“心态”展开历时性梳理。**当“文明作为一种进程”，心态如何实现秩序？需要我们从根源上进行反思。

问题与方法：文明作为一种进程

本文的“心态文明”一词主要借鉴潘光旦“中和位育”与费孝通“心态秩序”的思想，指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个体能理性平和地在人与人、群与群等关系中定位自己，呈现一种社会心态与社会结构的匹配与契合状态，达成一种人人遂生乐业的秩序。

（一）国家观念作为社会心态的核心问题

布迪厄（Bourdieu）认为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间的对应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国家作为一种元资本的占有者，始终是日常生活的元场域（Meta-Field），尤其在以总体性国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下，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构成了人们行为模式的基本动力。有研究者将社会心态分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民族性）、稳定的社会心态（价值观念）、阶段性社会心态（社会情绪）和变动性社会心态（社会态度）四个层次。国家观念属于较稳定的社会心态，既不似社会情绪、态度那般易变，也不像国民性那般难改，因而具有更为突出的研究价值。为此，社会心态的话题中首当其冲的应是普通人的家国心态，更聚焦的讲应是国家观念的问题。

项飙对此较早发言：“我之所以要强调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是把‘国家’概念看作大众想象、理解、评论、批判社会生活的理论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被想象的对象、被观瞻的象征系统。”同样，如何想象、理解、期待“国家”，也可以用来作为分析“普通人”心态问题的工具。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认为国家由两个方面所形塑：“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因而，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国家实践与民众心态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国家观念既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呈现，也是一种国家实践的建构。

（二）文明进程作为分析社会心态变迁的方法

费孝通指出，“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行机制联系起来”。其与布迪厄所强调的进行一种具有历时性的“社会轨迹” （social trajectory）的解读，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开启“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的基本逻辑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迈进，“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正是这种极速的变迁与轨道的转换，让身处其间的个体迷失了方向。

通常而言，“文明”具有显著的价值判断，用以区分“先进”和“落后”，然而**作为方法，文明所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普遍性、共识性的呈现，有先后，却不一定有对错。**作为方法，文明进程有三个内涵：其一，文明是一个过程，文明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在“前进”的东西，强调历时思维，需要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将概念置于其形成的语境之中，进行发生学的讨论。其二，文明可以表述为一个概念，但必然体现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之中，比如“忠君报国”“祖国母亲”“新中国”等概念，是一个社会一段时间内普遍的价值共识与行为规范，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呈现。其三，文明强调普遍性，强调人群间差异的减少，因而后进人群必然受制于历史的强制性。

如下，笔者将以普通人的国家观念作为解读社会心态的切口，以文明进程的方法回应当下“心态失序”问题，将“国家观念”概念放置到“社会轨迹”之中，通过分析一定时期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探究国家观念建构的社会机制，以及不同时期“国家观念”所对应的社会心态之间互构互成的关联。（见图1）

家国之间：从家天下到民族国家

传统中国人的国家观念生成于血缘宗族，具有显著的道德化特征，以至于成为形塑社会心态的神圣无意识源头。

（一）忠君报国：移孝作忠的家本位心态

以家喻国、移孝作忠，是传统中国国家观念建构的基本逻辑。在以天下和家为基本价值秩序的古代中国，国家意识淡薄，而以男性血缘传递为基础的“家族”则特别发达，以至于政治、经济、管理、教育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皆围绕家族展开。相应的，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建构遵循着伦理本位，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父子关系”为轴心，衍生出《礼记》中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这套秩序之中，每个人都处于相应的关系之中，每种行为都以“父子关系”来延伸定位。“孝”为家庭关系之本，“忠”是政治关系之纲，移孝作忠塑造出家国一体的“忠君报国”的家国心态。

从天下到万民，“天子”是君父，所谓爱国核心在忠君，实则缺乏国家观念，唯有朝廷和天下观念。梁漱溟如是说，“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其表现为对内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亲，国家实践中推崇“无为政治”和“不扰民”的治国信条。对外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

《尚书》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的说法, 国家兴起之际，即有等差之分。“国家”是其君其臣之事，顾炎武将之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国家亦是一家一姓之国，是“他人的国”，其相应心态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说，“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个人与国家关系有阶层区分，食君之禄者（国家精英）“忠君报国”，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使命、责任和义务：崇奉社会大同的天下观；追求“克己复礼”的社会秩序观及“修齐治平”的人生意义观。至于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过程可能施加的影响或应该承担的义务”。民谚有云：“交了粮，自在王。”国与民两相忘。

1895年后，大清帝国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陈独秀写道：“直到1902年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自此，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家观念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救亡图存的议题。于是，张君劢宣称：“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张佛泉呼吁：“国需要我做一个成分；我待国固定我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国与我不相外。”

（二）祖国母亲：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建构

孔飞力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是中国人对于统一压倒一切的向往”。当然，这种向往不会凭空发生，正如安德森所言“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在中国“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的历程中，最为成功的语言工具无疑是“祖国”与“祖国母亲”的概念。

传统家国想象中，早有“父母之邦”的说法，如《论语·微子》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水经注》卷一曰：“恒水又经波丽国，即是佛外祖国也。”由于当时并无实体国家概念，因此其更多只是用于代指“祖先所居之地”。现代意义上“祖国”一词的出现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是伴随着“亡国亡种”“救亡图存”的呐喊出现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著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称“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秋瑾有诗句，“祖国宁甘劫后灰”。而“祖国母亲”作为一个固定称谓在中国的广泛使用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词源梳理来看，近代“祖国母亲”的隐喻是通过清末留学生从欧洲引入中国的。其中，闻一多1925年留美期间所做的《七子之歌》是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比喻为“子女”的诗作。自此，“祖国母亲”渐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代称。

国家母（女）性化是现代性、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多种隐喻的叠加，包括天然的母亲、故乡的母亲、受难的母亲和革命的母亲。“祖国母亲”在中国诞生之初更多是指“受难的母亲”和“被庇护者”的形象，是在“半殖民”社会历史语境下民族危亡之际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唤起“子女”对于“母亲”的保护意识，如1935年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这种国民关系向亲子关系的移情，使得国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得以养成，并最终凝聚了共识，实现了民族主义的建构。1949 年以后，“祖国母亲”的受难形象也逐渐被“新生的母亲”“强大的母亲”的形象替代，进一步树立了民族自豪感，并最终实现了国家观念的亲子化、神圣化建构。

个人—国家：新中国与“阿中哥哥”

“祖国母亲”观念作为一个舶来品，真正进入普通老百姓的观念深处，是经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系列大改造来实现的。

（一）新中国：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产生

1949年新中国建立，新政权在“新中国”与“旧中国”之间进行了观念建构。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新中国是对旧中国的解放，解放后的中国人“当家作主”，从此“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观念生成过程中最具推动力的是“土地改革运动”，这“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土地改革运动将农业中国最基本的人地关系结构进行了重构，从原来地主与无地农民的关系转化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同时，通过“斗地主”“算细账”“挖苦根”等“诉苦运动”，将“改天换地”“翻身做主”与新中国紧密关联。新中国政权合法性得到充分认同，国家作为一个切切实实的实体进入普通人的观念之中。

中国人“家本位”的深层文化结构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功能，皇权不下县，绝大比例国人可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社会活动均在家庭与家族之中展开，从而生成了一种“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的社会心态。新中国通过集体化运动从观念深处推动心态的变革。杨庆堃1959年提到，“当前集体化的浪潮推动个人为超越家庭的集体做出牺牲，使个人放弃了对家庭的忠诚”。阎云翔调查发现，国家通过替代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批判男性中心的传统家庭观念，同时用新的行政机构与干部系统取代以血缘和士绅为基础的非正式地方权力机制，最终实现了将农民从家庭忠诚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并使其忠诚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国家那里。

自此，国家观念发生了一种深层次的变革，从原来个人需要通过“家”来体验“国”的家国同构观念，转化为“个人与国家”的直接关联，国家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个人直接经验的组织化实体。“国家分配”“吃国家粮”成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集体式的个体化”转型，即个体被国家从宗族和社区的文化组织网络中解放出来，然后又重新嵌入集体化国家组织当中，在农村主要是生产队，在城市主要是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消退，市场经济进入，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应运而生，给普通人留下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下，人们卷入商品经济与市场中，并迅速地接受了“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的道德观”。此外，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普及，从大众文化层面同样强化了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观念，阎云翔所谓“无公德的个人”由此日渐崛起。这被认为是个人从集体中脱嵌，开始追求一种为自己而生活、自主人生奋斗式的第二次个体化转型。

总体来说，集体化时代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后消费主义的冲击，共同生产了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新的社会心态，使之与家国天下共同构成了中国普通人的国家观念。其中的生成逻辑是通过弱化家庭，强化个体，从而实现了从效忠家庭到效忠国家再到强化个体的转变。

（二）“阿中哥哥”：数字时代粉丝民族主义的 “破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人口迁移。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63.89%，而这一数据在1978年才17.92%，这意味着中国近半数的人口在40多年中转移到了城市。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史无前例的巨变，由乡入城的人口迁移表征着一种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转换，必然引发文化传统的断裂、重塑。不仅如此，这一过程恰恰与数字全球化同步进行，“00后”被称之为网络原住民或数字化土著民（digital natives），他们从一出生就伴随着互联网世界，其价值观念形成迥异于父辈，从而出现“文化反哺”“数字鸿沟”等新现象，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国权威面临冲击。正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言，“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价值观”。

随着数字化“网络原住民”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技术赋权所引发的权力关系扁平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开放社会特征，为青年一代的社会心态打上了相应的烙印。其中，“饭圈文化与爱国主义的耦合”是最为显著的现象。传播学学者敏感地发现新媒介技术消融了娱乐追星、政治运动、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使得“粉丝民族主义”粉墨登场。由此，粉丝群体不再局限于“娱乐”范畴，而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其中，“阿中哥哥”尤具代表性。

“阿中哥哥”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2019年8月14日“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的微博话题中，由一群自称“饭圈女孩”的群体创造。她们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偶像爱豆，亲切地称呼中国为“阿中哥哥”，并以此名义“出征”海外社交媒体，激烈抨击反修例运动中示威者试图分裂国家的行为。该称谓由网络粉丝群体自发集结生成，并形成讨论酶和催化剂，最终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官方微博的点赞下实现“破圈”。

“阿中哥哥”因真挚亲切的情感化和轻松的口语化特征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尤其在随后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系列活动中，各类媒体频繁使用“阿中哥哥”来指称中国，实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流行。“阿中哥哥”所建构起来的个人—国家关系是一种“粉丝—爱豆”关系，具有类宗教性，一方面具有超脱血缘的圣神性，另一方面组织边界较清晰。“饭圈”群体高呼“国家面前无偶像”“将祖国奉为一切具体爱豆之上的‘至高爱豆’”，在这类“爱国”叙事中，“小粉红”们在日常的商业消费过程中将国家、民族与自我身份认同融为一体。爱国与追星一样，对于粉丝而言更多是在寻求一种承认、一种后家族时代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

从社会发生维度来看，个人与国家关系从亲子依附型关系到粉丝偶像较独立的关系，“饭圈”组织与民族主义的耦合，至少呈现了两点变化：一是超越了“血缘共同体”家国观念建构模式，开始向趣缘共同体转移；二是国家观念的建构途径呈现非中心化，网络亚文化日益扮演重要角色。

文明进程：社会结构与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家观念重构

埃利亚斯将文明进程描述为“冲动、本能、情绪化的行为逐渐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习惯所取代”。现代性追求理性，试图抛去过多的情感化关系，包括亲子关系这类人类最本能的情感来源，因而文明进程并不一定都美好。

（一）社会结构：普通人国家观念演变背后的社会轨迹

帝制时期家国天下一体，其社会构成基础为“父子轴心”的家本位，通过以家喻国、移孝作忠生发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依附型社会心态，在国家观念上呈现为社会精英“忠君爱国”与寻常百姓“交了粮，自在王”的二分局面。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有家观念而没有国观念，由此衍生的人生意义是光宗耀祖，其社会行为围绕“上为祖宗下为儿孙”展开。血缘姻亲是社会关系建构的内核，即一种相对稳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

19世纪后期，现代工业打造的坚船利炮轰散了千年未变的帝制社会结构，亡国之危加上亡种之忧，救亡图存凝聚了社会思潮，经由海外留学生引入的民族国家理念成为一种选择路径。其将国家以民族形态从天下、朝廷观念中摆脱出来，通过“祖国母亲”的亲情化、温情化的形象建构现代民族主义，并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念与实体化建构。神龛上供奉的“天地君亲师”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从“忠君”到“爱国”，意味着“国家”独立成为一个实体，并替代了一家一姓的朝廷，从此国家不再仅仅是“肉食者谋之”，匹夫亦有责，实现了从“你的国”到“我的国”的转化。

20世纪上半叶的各类战争动员，以及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前所未有地将国家放置在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唇齿相依，家国相连不再仅是戏剧演义中的故事，而是个体生命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普罗大众一次比一次更积极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之中，从被动“抓壮丁”到“志愿军”，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于国家的认知与态度的转变。这其中离不开交通、通信与大众传媒等现代性要素的发展所提升的社会动员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呈现为“动员型国家”，尤其是土地改革与集体化生活方式将个人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将个体与国家直接关联。由此，培育了“舍小家为大家”“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利益大于一切”等国家观念或者说社会心态。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结构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即人口从乡村到城镇的大流动、工业化大发展及大家庭的解散，尤其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信息来源的非中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得家国等级秩序趋于扁平化。如果说，之前普通人的国家观念演变有着较清晰的路径，即从“有朝廷没有国家（你的国）”到“民族国家建构（我们的国）”再到“祖国母亲（我的国）”，那么进入新世纪，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也使得“国家”的神圣性与严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弱。比如，“阿中哥哥”作为新世纪网络社会中最具号召力的国家称谓，显然不如“祖国母亲”“新中国”等称谓那样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然而，其却代表了数字化时代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信息碎片化与非中心化之下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总体来看，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中的渗入，普通人国家观念呈现的社会心态演变主要发生三个机制性的变化：一是个人道德生成的根源，从血缘家庭到现代社会分工转向；二是社会认知构成从血缘、地缘向业缘、趣缘转换；三是家国心态从“以家喻国”向“以己喻国”转移。其总体呈现出一个走出家庭、去道德化、去情感化的趋向，这在极大程度上印证了社会学关于“现代性”的论述。

（二）走出祖荫：现代化转型中家国心态重构的方向

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社会结构；工业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社会结构由规则塑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启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迁，流动成为普通人的日常。当下的社会心态失序现象，内核就在于当民众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了工业社会，身心出现脱节，生活方式与外在处境格格不入。因此，要重构心态秩序，达成心态文明，关键就在于培育与个人处境相匹配的社会认知、价值共识、家国观念等社会心态要素。

**从社会层面看，尤其需要探究如何突破以血缘为中心的关系建构模式，超脱“同宗同族”方可“同心同德”的圈层意识，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小人群社会心态。**其要点之一或许在于家国边界的划分、公私观念的形成。家国不分，则公私难辨。从中国人的道德追求来讲，追逐“家族之利”与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终极渴望如何内在关联？自利未导出经典的“个人主义”，相反，中国人的“家族”原则掉进了“废家”为始、“灭私”为终的“公”的框架之中。其后果就是掉入“公私反转”的道德实践机制之中。因而，心态文明内涵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从文化层面看，随着互联网原住民进入社会，“文化反哺”“数字鸿沟”等现象出现，代际间的社会共识、情感凝聚出现危机。**文化“去中心化”使得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边界模糊。“阿中哥哥”作为趣缘网络社群的产物，相较“祖国母亲”更少了一些依附性，更多了一些灵动性。“阿中”带有显著的非严肃性，但“哥哥”仍遗留有亲情的影子，这是一种趣缘社区与血缘亲情结合的产物，粉丝文化、青年亚文化的生成路径无不如此，处处留有传统文化的痕迹。“阿中哥哥”作为粉丝文化与家国信仰的耦合，最终也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认证，是“饭圈文化”的一次国家符号的重构，呈现了现代性进程的特征，即“饭圈”作为一种趣缘共同体第一次在国家观念建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从个体与国家关系维度看，现代文明以人为本，国家服务于个人，而当下的社会心态往往呈现为抽象的国家主义，爱国但不爱人。**传统农业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联以“家族”为媒介，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上下有序，内外有别，以关系远近选择行为模式，社会个体缺乏独立性，是一种依附性个体。而工业流动社会需要以“规则”为媒介，以“社会契约”为依据，讲规则不讲人情，讲是非不讲关系，以制度规则选择行为方式，个体需要自我负责，独立承担不同角色的权利义务。在国家与个人之关系中，国家是规则的保障工具，个人是规则的目的。这意味着国家是服务于个体发展的必要组织，而不是血缘亲人。

杨庆堃曾提出，“中国需要改变以小群为中心的结构，方能废除以徇私为主的习惯做法”。从物质结构上讲，中国正在走出农业小群结构社会，而社会心态如何匹配现代工业文明方面尚有一段路程要走。目前，其似乎主要聚焦于如何让走出祖荫的社会个体在社会分工中实现遂生乐业，在家国边界中达成心态秩序。

**当前中国社会呈现非中心化、多元化的结构特征，以家喻国、家国一体、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等家国心态同时存在，内含着一定的社会心态失序。**笔者通过梳理普通人国家观念的演变，寻找其生成维度的社会轨迹，从而搭建出一个“社会变迁—心态调整—观念生成”的基本框架。

从文明进程的视角看“心态何以文明”的问题，在国人的精神世界实则是如何“走出祖荫”，走向“遂生乐业、和而不同”的现代文明的问题。具体来说，其又有三个层次的内涵：**从社会分工中生成价值秩序；以趣缘业缘建构社会关系；以公私边界看待家国关系。**国家观念维度是分清国家的观念与实践二重结构，既需要想象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亦需要认识到国家作为资源分配、规则制定及权利关系生产的社会组织身份，从而生成相应的交往规则和社会结构。这或许是文明进程给中国人提出的课题，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