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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篇长文，帮助大家更深刻理解纪念碑碑文。

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碑文的语言艺术

作者 于跃进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雄视古今的大诗人和文章写作大家。在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生涯中，善于思考和研究问题，并且用一篇篇闪烁着思想光芒的文章传达他的思考。有人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是以政治为表达方式的艺术家，是以艺术为表达方式的政治家”。毛泽东的著作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笔巨大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那些文采熠熠，独具一格的文章，已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

翻开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的第五卷，有一篇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名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文。1949年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当天下午6时，全体会议代表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宣读了这篇由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他的煌煌论著里只是一篇篇幅很短的碑文。细数一下，这篇碑文连标题和标点符号算在一起，也只有131个字。论文章长度，它比不上毛泽东的那些洋洋数万言的《论持久战》，《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篇章，论传播地域，也远不如他的那些已被翻译成世界多种语言，以至谱成歌曲被广为传唱的诗词；但若论影响的程度，它可能是当代中国人与海外华人最为耳熟能详的文字。因为这碑文是被镌刻在雄伟壮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而纪念碑矗立在世界最大广场的中央，每天都被走近它的人们在仰望，在诵读。

初读这篇毛泽东撰写于1949年9月30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一天——后由周恩来总理书写再被镌刻进花岗岩石头上的碑文，人们可能不会觉得它有多么深刻的意味，但若是再三诵读，一直读到石头里去，你就会发现这些已经过六十多年岁月磨砺的文字背后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你会感到这是一篇非亲历者难出其笔下的真切之作，一种只属于毛泽东的语言艺术魅力。

一、语言气势雄阔

作为革命理论家，毛泽东一向长于写作并进行过多种文体的撰写，诸如论文，讲话，文件，调查报告，社论，评论，布告，宣言，发刊词，序言，通电，电报，新闻稿，书信，包括各种古体诗词，他都置喙其间，且多有建树。应该说，凭他从事中国革命斗争丰富的经历和千锤百炼的如椽大笔，要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一百多字的碑文，并不是一件难事。但仔细诵读这篇看似篇幅短小的碑文，我们会感到这是一篇熔铸着所有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怀念，缅怀，感念，追思，敬仰等各种情感的碑文，其中的每一个字句，一个标点符号，乃至一个语气停顿，转折，都绝非信笔挥就，而是饱含深情且深思熟虑写下来的文字。

碑文语言之美首先来自它的气势，古人云：“文以气为主”，“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尽管《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只有131个字，但其起笔和收笔都有着非凡的气势。从碑文的结构分析，它是一个三段体的文章，起笔第一行的31个字，第二行的字数比第一行多了一个，是32个，第三行行文最长，是60个字。从文字排列的视觉形式上看，文字一行比一行多，语气是一行比一行加重。无论是看，还是读，你都会感到碑文所具有的磅礴气势，感到它们已经不是文字，而是涨潮的大海，一浪高过一浪，当前一个大浪刚冲上了堤岸，紧接着一个更为汹涌的浪潮又向你翻卷而来。气势还来自于碑文所述历史的跨度。尽管正文只有123个字，但所追溯的历史从三年，三十年，一直上溯到一八四零年，作者通过举出中国近代史轴线上三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把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尽收笔底，也把人们的视野从硝烟未散的解放战争引向热血激荡的“五四运动”，再到被迫打开国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寥寥数笔，纵横百年（碑文中的年代数字为“一千八百四十年”，而不是“一百零九年以来”），这样一种纵横历史的大手笔只有毛泽东可为。

二、语言历史厚重

一篇被刻入纪念碑的碑文，不同于被写在纸上可以翻阅的文字，它的语言应该寄情深远。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样是有考虑的。比如，在碑文的第一行中，毛泽东追溯历史方式是从过去进入到现在，即“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如果按着这种追溯历史的方式，第三行就可以写成“一百零九年以来”。从逻辑上讲，这样写其纪年格式前后是一致的。但这样写就不是毛泽东的风格了，也就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篇具有强烈历史厚重感的碑文了。作为文章写作大家的毛泽东是深谙语言运用之道的，他十分清楚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若写成“一百零九年以来”会在历史长河中体现出的历史份量；而他把笔锋一转，把从过去到现在的回溯变为由现在向过去的上溯，碑文第三行的开头写成“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只要把“一百零九年以来”与“一千八百四十年”相比，就会感到二者语言的历史份量是大不同的。会读文章的人读到这里，会体味到后一种表达所蕴含的历史感与厚重感，而只有这样一种厚重的语言才配被刻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花岗石上。

三、语言概括力强

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应该是一字千金，高度洗练。碑上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放置得十分妥帖，如此才能经得起人们反复的诵读。

我们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遭受过许多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被迫签约，割地，赔款；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推翻蒋家王朝在中国的统绐以及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我们民族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有多少先烈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以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史，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作为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本人不仅亲身指挥过多少次残酷的战争和战斗，也曾目睹过许多身边战友的牺牲，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堂妹和侄子都没有看到胜利这一天的到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撰写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篇碑文，应该说毛泽东是百感交集，有千言万语要说的，但我们看到，他写出的碑文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其中，用来概括这一百多年革命的征程只用了37个字，而且，在这段文字中，没有出现任何个人和党派的名字，包括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绐，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现在碑文之中，有的只是“人民英雄们”这五个顶天立地的大字。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人民向来被统治阶级视为是“草民”和“愚民”，而毛泽东的笔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人民是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义。一种书写在天地之间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与历史观，这是碑文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四、语言寄情深远

我们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还只是毛泽东语言表达艺术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非常讲究文字洗练的碑文中，还出现了“从那时起”，这样具有强调，承接意味的四个字。若从碑文语言表达的逻辑上分析，没有“从那时起”这四个字，并不影响语义的表达。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一字千金的碑文中加上这四个字呢?难道是毛泽东不懂得简洁对文章表达的重要性吗?或是他为了行文的工整，对仗?显然不是的，答案只能从碑文所表达的思想中去找。毛泽东要通过这样一种表述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对近代以来一代代先贤志士革命事业的传承和继续，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王朝统绐这一革命的合法性与正义性，需要人们去领悟和意会，而没有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一些语言那样直白。

在这里，毛泽东充分展现出对语言运用挥洒自如的才能。在该简略的地方他会惜墨如金，在不该简略的地方他会着意落笔。正如苏轼在《与谢民师摊官书》中所言：“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机工生。”

五、语言音调铿锵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不仅是要被人们看，还会像诗歌一样被人们咏读的，但碑文的撰写不能写诗那样通过遣词去押韵，或追求句式对称。如何让碑文的语言简洁有力，又富有音韵之美，这同样是检验碑文作者语言运用功力的一个问题。尽管毛泽东不是作家，但在撰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却显示出运用语言的杰出本领。

细读全文，我们会注意到作者在这个三段体的碑文中每一段的结尾都用了“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几个字，如果只是在碑文中出一个“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们不可能完全体会它的意义，而当作者连续用了三个“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作为每一段落笔的重间时，就会感到这种连续的重复所产生出的情感与声音的“叠加效应”，这声间仿佛是在天地之间激扬回荡，用以“纪念死者，鼓舞生者”。而当人们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去咏读这碑文时，他们的耳畔会响起当年毛泽东宣读碑文时那慷慨有力的声音，“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它们仿佛是黄钟大吕的叠唱，既在昭示过去，又在启示未来，一起构成了大音之美。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多次强调指出，艺术创作中“无限小的因素”可以决定作品质量的高低，甚至可以造成极大的悬隔。一幅绝妙的绘画与拙劣的绘画，一首让人陶醉的歌曲与一首让人厌恶的歌曲，它们之间的区别可能仅仅是那么“一点点”。就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表达的细微之处，体现了毛泽东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独特魅力。一幅语言准备确，简洁，这只能是文章写作的最一般的要求。因为语言首先是服从思想的表达，语言何时略，何时详，这要根据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而定。在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中，语言的运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准确，简洁的要求，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体现了文章思想与艺术运用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