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门外汉的经济学ABC_风闻

按：为声援温铁军老师，贴一篇2017年的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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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并非经济学者，甚至是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但鉴于经济学对我们的世界、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影响力如此巨大，不得不关注，当然，出于兴趣也出于一份追求真理的执拗而做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功课。

作为一个普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我的直觉观感是：

其一，经济学流派众多，有些流派的理论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其各自在学界、媒体中都有各自的拥趸和不小的影响力。而且，由于文人相轻，各自不服，导致各方越来越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相互吹捧、寻找安慰、抱团制造影响力，企图或者无意识地用影响力来代替学术论争和对真理的探寻。

其二，各个流派只是抓住了某一点（无论这一点有多重要）深入进去然后从原来的某派经济学中分化出来，如此的过程，相当于盲人摸象。原来一个人摸，到处都摸一遍，或许其得出的这头大象的印象还能接近大象；后来发展到两个人摸，一人摸半边，然后各根据半边得出大象的印象，这就导致局部更接近而整体却更偏离的结果；然后三个人摸，继而四个人摸，随着经济学学科细分，类似于摸的人越来越多，这必然导致局部越来越清晰准确而整体却越来越偏离的后果。

其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要么没吃过苦，要么就是太傻太天真，共同的毛病是不知人间疾苦。前者如朗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他的故事来自于眉山剑客陈平的讲座），说什么大萧条工人失业是工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工资低了导致从理性出发选择度假，这不是不知人间疾苦是什么，如同我们古代有个皇帝说的“何不食肉糜”一样荒唐，生存下限都满足不了，还度个鸟假啊；还说什么市场经济打比方犹如钟摆，经济萧条就是钟摆停了，然后众人拿着一把黄豆对钟摆乱打（自由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竞争经济活动），钟摆就恢复正常按稳定频率和幅度摆动了（从经济萧条的极端恢复到正常的波动了），尼玛，你有点物理学常识好不好，乱打也能让钟摆有规律摆动？后者如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说什么大萧条不用管会自动恢复的，会不会我不知道，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因为历史上也没有这种实验，那就是凭的逻辑啰，好，就算是逻辑上合理，那难道自动恢复不需要时间的吗，这个时间恐怕还不短，就算短至一年，那这一年中有多少普罗大众会吃苦受罪，饥寒交迫，病无所医，甚至丢掉性命，这不是不知人间疾苦是什么，还有可能是，这期间人民大众揭竿而起，来一场“武器的批判”，那你还自动恢复个鬼啊，这不是政治上的太傻太天真么，历史在那摆着呢，你丫的历史素养这么差劲？难怪哈耶克的一套不被政界实际采用，也难怪会被弗里德曼赶出经济学系而被放逐到社会学系去在哲学自high了。

其四，很多流派的理论与现实不符，不能解释历史，也经不起时间维度的历史比较和空间维度的国际比较；

其五，有数学的由于构建数学模型的简化或假设需要，对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不够或不牢靠，而无数学模型的却又接近于“空谈玄理”似的“信仰”而不是科学。

对于如此莫衷一是的经济学和本来就纷繁复杂的实际经济活动，要看清一些东西、理出一点头绪，构建起一套相对可靠的经济学认知体系（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就必须得自己炼就一点火眼金睛的本事，然后形成自己的认知框架。

我的实践经验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只认人即辨别谁是“高手”，而不认既定理论即各个流派的属于大象的一部分的“印象”，哪怕其中有合理的内容，不会企图糅合各派合理内容，因为没有这种融会贯通的驾驭力；是高手，自然是经过了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这种融会贯通的。先认准国内的“高手”，然后通过他们去涉猎国外的“高手”（因为他们必有认可的国外的“高手”并提到）。

第二，先看有无方法论以及方法论的水平。没有方法论的，当垃圾扔了吧，或至多粗略翻阅，重点从其那获得一点新的信息。有方法论的，鉴别方法论的水平，一般水平的，略读，获取新信息和若干未知知识；方法论水平高的，精读，认真学习，先看其文章和讲座/演讲，然后选取一本著作全面深入。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其“去意识形态化”、“理论逻辑分析的起点要与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的方法论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高明，有这个方法论垫底，他的东西我就有级极为强烈的兴趣和对其真知灼见的期待和渴求。再比如眉山剑客陈平，提出要学习爱因斯坦的办法以一个更高层次的框架将低一层次的框架包含进去、前者是一般论而后者是此一般论的特例，就像牛顿力学成了相对论理论框架下的特例一样，这就是在做我上文摸象论中融合贯通的功夫。这样的人的东西肯定是有看头的。

第三，再看其有无分析框架以及分析框架的水平。这里的道理与上面方法论的道理类似，不再多作解释。举例来说，陈平的那个上文说过了，即建立高阶框架创建一般性理论，即将各个特殊理论融会贯通后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构建包容各个特殊理论合理内核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他的“代谢增长论”就具有极好的包容性和一般性。另一个例子还举温铁军，他对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八次危机”的分析框架来描述，由于方法论上他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所以这个框架陈述的是接近本真的历史，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你自己可以加进去，去理解历史事件为什么是那样的，怎样做到那样的，打个比方，意识形态相当于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反面的例子如张维迎，他的讲座看他的文章（正儿八经的场合、不敢胡说八道的情况下），东拿一点，西取一点，南抓一点，北摘一点，貌似旁征博引，其实东拼西凑，貌似面面俱到，自以为防护周密（应付别人的提问），其实一盘散沙，漏洞百出。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只是一堆的知识或信息堆积起来的不只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还自己为这是个全能型产品，因为他面面俱到啊，犹如什么功能性零件都有啊，说，拿去用吧，全能型的，其实这只是一堆零件堆积而成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明确的产品。退一步讲，即使说张维迎有框架，那也是那什么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套路，哈耶克我上文点评过了，哪怕其理论有很多就知识层面而言很合理的内容，但就整体以及关键性问题上（不知人间疾苦）而言，他的东西，用屁股想想，都是错的。

第四，理解批判的含义并善用以辨别谁在真正的批判，谁只是在为了批判而批判——单纯的否定甚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复旦大学哲学院吴晓明老师说“批判就是‘澄清前提、划清界限’”，凡是不做“澄清前提、划清界限”的功夫就直接否定甚至开骂的都是耍流氓，至少是不严谨的学者，是“信仰”多于“科学”的“布道”。举个例子，还是温铁军吧，谈农业，讲农业的现代化，主流当然都是一心向往美国的那种大农场了，规模生产，成本低，效率高，多好啊；但是温老师的“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来了，他提出凡是大农场的国家都是殖民国家，殖民地的原住民被绝大部分消灭了的大地上建立的国家，比如美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而我们东亚是原住民大陆，我们中国是原住民国家，我们的条件天然就是人口众多、人多地少，所以要搞大农场，按照美帝的经验，那是否要大部分人“自己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或跳太平洋去”（温老师语）啊，恐怕谁也不会答应，那么就老老实实探索我们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路子，相信我们自己的鲜活的实践，然后去抽象出理论。反面的例子就是北京大学的张维迎，各位可以看他的东西然后自己感受一下。

第五，立场或潜在立场。是“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还是“为了少数人的现代化”，是否关注或意识到“人间疾苦”，而不是陷在理论的小房子里闭门造车。这个在上文“直觉观感”第三条评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希和哈耶克时已解释了，不再赘述。比如复旦大学哲学院王德峰老师讲了个小故事：当年国企改革如火如荼之际，流行MBO（管理层收购），一堆学者研究MBO，复旦大学有个经济学教授就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有次与王老师一起吃饭，王老师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是管理层收购而不是劳工阶层收购”，这个专家一时傻掉了，最后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也确实没有研究管理层收购的经济学家哪怕是用一点点的篇幅思考一下劳工阶层收购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叫什么，这叫西方的经济学本身就预设了隐藏的立场，但很遗憾，这个立场不是“多数人的立场”，不是“人们的民义”。上个世纪的著名物理学家布里奇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发现一个词的真实意义，就应当了解人们用这个词做什么，而不是对这个词说了什么。”对于MBO这类经济学创造出来的词/概念/范畴，我们就有必要按布里奇曼教导的，先不要在对这类词的天花乱坠的理论诠释中沉迷，而是先问问这类词是做什么的。

第六，相信你的直觉和常识，不要迷信逻辑。复旦大学哲学院王德峰老师说“逻辑的真理都是派生的、直觉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这点不解释了，笔者哲学修养有限，暂时还是只能勉强做到“意会”而不能“言传”，有兴趣的请去看看王德峰老师的哲学讲座。比如我自己的一些依直觉和常识而来的“大胆想象”但需要“小心求证”的想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不过是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罢了（温铁军老师指出苏联就是吃了满足于实物经济而没有深入货币化的大亏）！企业脱困是因为市场机制起作用？不过是市场规模扩大了罢了（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中国加入WTO后市场规模就扩大了）！国企脱困是因为市场机制？不过是甩包袱罢了，甩给了社会然后自己轻装上阵（私有企业当然就甩的更彻底了）！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不过是种子化肥水利等条件大幅改善罢了！农民出身的知道，人的勤劳因素对产量的改善虽然比较大，绝不会有改变数量级的效果（前一年还饿的面黄肌瘦，后二年就余粮满仓了）。

第七，用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去检验他们刚说过的，即用现实的照妖镜去抓现行。不解释，只举个例子。8月3号的《鸿观》的话题是“中美手机支付谁领风骚”，宋鸿兵在里面分析中国的移动支付进军美国是否能如国内一样迅速做大，宋的结论是难之又难，他的解释核心有两条。第一，美国的移动支付的通道是“单向”、“无停留”的“瘦通道”；中国的移动支付的通道是“多向”、“可停留”的“胖通道”；意思即中国移动支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自建“资金池”，而美国移动支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可以自建“资金池”，因为是违法的。第二，美国的支付体系已被信用卡系统全面、稳固的占据，有一大堆的法律为其保驾护航（牛逼到什么程度？信用卡是唯一的“合法的高利贷”！），移动支付要挑战信用卡支付的地位、抢占其市场份额，市场中可供运作的空间极小，要想大规模突破就得雇游说势力去帮助先修改法律，甚至是宪法条款；而中国的移动支付体系能够迅速兴起，首先是因为法律不完善，钻了法律漏洞的空子，加上中国政府对新生事物比较宽容，其次是因为信用卡体系还没有完成一统天下并巩固统治的地位，留下了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还有就是中国银联在正面战场顶住了美国信用卡体系（VISA、Master）的主力强攻，无暇顾及占领和巩固身后的地盘，结果被移动支付捡了个大便宜，实现了野蛮生长，这就如同当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抵挡日寇，共产党在敌后迅速扩张了地盘，并最后实现大逆转。言犹在耳，8月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央行已下发文件，明确要求非银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须由直联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届时所有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看看这则新闻，就体会到宋鸿兵对于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和他的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的威力。这样的方式检验高手实际上比较困难，可遇不可求；但要用这面照妖镜分辨妖精倒是还挺容易的。

第八，一点实际技巧。国内真的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学问的学者，国际会议或国外机构会出费用请他去演讲，靠国内出费用去混个出镜的大都是没出息的“抬轿子”者，所以查查这方面的资料，就会知道啥人在国际上受真正的尊重和承认；国际会议上的地位，如果是请做主题演讲（first speaker），那了不得了，如果只是末了发言，那就是个点缀的、吃尘的、抬轿子的。另外，真正熟悉并懂历史的、善做古今中外比较的，往往具有真知灼见。一个惨痛的教训是：2009年由中国民生银行和华夏时报联合举办、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承办的“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中方请了所谓的“中国顶级经济学领袖”（媒体就是这个调调）如张维迎之流与克鲁格曼激辩有关汇率、贸易等经济议题，结果是克鲁格曼犹如赵子龙独闯曹营，枪挑一大片，“中国顶级经济学领袖”纷纷败下阵来，克鲁格曼气势凌人，犹如教训小学生，简直是一场对中国经济学界的羞辱。我当时看了相关报道的直觉感受、判断和上述描述差不多，只不过稍微模糊去确定一点；后来听陈平讲座提到这场交锋，他的评价和我的判断大致相同，只不过他看的更深入一些。陈平提出的反制克鲁格曼的方法，不是随着西方的理论去辩，那是没学会没学好的徒弟跟师傅的战斗，必输无疑；而要直奔西方理论的核心，对其根基发动攻击，当然，要有理有据的。

以上，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我的经济学ABC。

【该文为笔者2017年的一篇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