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家人民医院的70年代_风闻

本文内容由某所世界一流大学（副部级）附属医院退休领导（副厅级）讲座内容整理，笔者注释内容另做标注。

“我们这届学生是在学校放寒假那天毕业的。我1974年2月27日重返了医学院实习时就已经熟悉无比的母校附属医院。为什么选在这一天入职报到，是我们离校的时候辅导员老师说，‘大家务必在二月入职，这样能多发一个月的工资。’1974年2月27日是大年初六，结束春节假期开始上班的第一天。我心想这样我2月份统共上班2天，还能拿一个月工资，便宜可占大了。后来得知，医院发工资是按照人事档案离校送达医院的时间计算。大家的档案在春节前就已经到了医院，3月份报到的同事也多拿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入职时的工号是1004号。政工科的办事员说，这个序号是从刚解放医院收归国有的时候排过来的。听到这话，我感到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当时医院共开设580张病床，这个规模放在今天在东部省市的县医院当中都很寒酸。但在当时，床位500张以上的医院就是卫生部重点管理的大型医院了，北京协和医院当时跟我们医院的规模差不多。”

“我因为文笔好，入职后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还帮助欣赏我的院领导W教授写材料，对当时医院的经营数据很清楚。1974年，医院开放病床580张，年出院病人8378人次，病人平均住院天数32天，出院人次居全省第二。省人民医院比我们床位多一些，但是那一年出院的病人也不足1万。现在三甲医院动辄开放几千张病床，按照目前三甲医院的住院病人平均在院天数6~7天计算，开放一千张病床的医院一年要出院5万人次左右。”

“1974年，医院门诊量419675人次，急诊量46573人次。那时候医院的门诊部位于1934年建成的老楼里，条件有限，医院规定每天限号一千个，另外每天放出一百个‘后门号’，限于职工照顾亲属。每天挂号室和医生的诊室都聚集了许多外地病人苦苦要求加号。按照每天限号一千一百个计算，医院一年的门诊量满打满算大概是三十五六万人次。每年多出来的几万、十几万人次的门诊量，都是病人们每天几百次的苦苦求来的。这令我很触动。”

注：

解放后，我国实施了三十多年的严格的层级转诊制度，即‘划片包干医疗制’。病人就诊必须从基层的卫生室、诊所开始，一级医疗机构处理不了的病人，由接诊医生开具转诊信，凭转诊信才能在上一级医院挂号。每个地市、每个区县，都规定了各级医院的分工，限制了居民外出就医的向上转诊的方向。

比如说北京市西城区居民的最终转诊医院是协和医院，延庆、密云等辖县居民的最终转诊医院则定为城区某家三级医院。以山东省为例，胶东半岛及临沂地区的最终转诊医院是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余下部分的居民从南到北一分为二，最终转诊医院分别归属济南的两家省级医院。

上级医院同时为下级医院提供技术指导。根据上转病人的病种，有针对性的对下级医院提供技术提升帮助。同级医院之间原则上不转诊，除非是综合性医院住院三个月不见好转的病人可以转入专科医院，或是罕见病必须转入某个在这方面专精的医院。

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落后，尽管基层医院严格控制向上转诊，但是上级医院对来诊病人数量估计不足，上级医院长期处于“挂号难”的“卖方市场”。至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存款余额不到22元。在当时居民消费欲望被票证压抑的情况下，居民家中的“余粮”仍然很少。70年代一张省内公铁联运客票10元~15元，单是拖家带口出趟远门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负担。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除非家里有“铁饭碗”的近亲属，否则基本没有机会前往县级以上医院就诊。（为了救济农村居民的“就医难”，“6.26指示”之后，该医院常规派出医务人员参加下乡送医活动。1968年派出15支医疗队共254人，1976年派出14支医疗队共160人，其余年份派出人数在60人~80人左右。医疗队除了送医送药还在基层培养赤脚医生和助产士。）

即便是使用公费医疗报销的城市居民，在本地医疗机构就诊可以凭“公费医疗证”记账（赊欠）报销，去外地就医则需要自行垫付费用，返乡后凭发票报销。即便70年代一台胃癌根治手术“只要”60元~80元，相当于当时职工平均月工资的2倍左右，但是城市居民外出就医要承担较大的经济负担。

更何况当时“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仍然很低。 “公费医疗”仅是“大国营”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专利。“大集体”企业职工没法在医院记账看病，需要拿着发票清单回单位报销，能否及时报销要看单位的经济情况。

还有当时的妇女就业问题较现在突出，同样加剧了家庭的就医经济负担。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矿山采掘业、重化工业、建筑业等男性职工集中的行业占比较大，招工多为男性。所以当时的宣传画中固定下“男工人、女农民”的角色搭配。至1978年，全国共有女职工2126.3万人，占职工总数32.9%。这就造成大量的城市妇女是没有公费医疗的家庭妇女，或是使用保障水平低一级的“合作医疗”（农村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无法在城市长期生活，造成大面积的夫妻两地分居）。

同时，城市待业者、“没单位”的零工、“临时工”和儿童也不享受公费医疗。

当时工矿企业有“小劳保”政策，即职工未成年子女就医可以使用父母的公费医疗证报销一半。但是机关和事业单位没有相关规定。这个政策默认孩子必须有一对父母，降低了离婚率。（职工不幸去世，未成年子女可享受抚恤金到成年。）

以上因素导致了病人尤其是农村病人前往外地大医院大概率是“孤注一掷”。如果这次不能顺利就医，很有可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我毕业分配在医院的放射科工作，负责出具X光检查的报告。当时医院放射科共有3台X机、一台胸透机，两台断层摄片机当中有一台是颅脑X线摄片机。这台进行颅脑X线断层摄片的机器是院长从国外医疗设备厂商的展览会上‘赖’到手的。他当时缠着团长，说不给他买下来他就不走。”

注：

这六台机器中有两台是国产，其余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和瑞典。该医院院条件还算好，解放前的X光机当时都已经淘汰及调拨给基层医院，或是交由一些有特检需要的科室自用。西安的四医大附属西京医院当时有台X机是宋庆龄抗战时期捐给延安的。

“由于设备有限，当时拍片也限号。1974年全院进行胸透62379例，胃肠透视（钡餐）9357例，摄片15493例，各种器官造影特检1174例。当时胃肠透视（钡餐）要等三个月，特检造影要等半年。很多病人在预约时间来不了，永远的爽约了。”

“1974年，医院共有职工924人。其中医生152人，护士343人，医疗技术人员104人，后勤及行政人员325人。那时候整个大外科系统，包括普通外科、骨外科、胸外科心血管外科、泌尿外科、烧伤科、肿瘤外科等专业，总共只有18位医生，开设56张病床。当年医院想扩大收治能力也苦于没有人手。”

更何况当时医院的硬件条件也很落后，无法支持业务扩展。1974年我入职时候，医院共有两个院区，占地52亩（3.47万平方米）。当时医院的老职工开玩笑说，医院每二十年盖一栋大楼。1905年~1914年，英美教会盖了连片的尖顶楼群。1934年洛克菲勒捐款修了青砖门诊楼。本来石油大王的捐款还包括新建一栋病房楼，但因为医院缺少日常运营费用，把捐款‘搁置’，声称要等到有运营费之后才建设新的病房楼。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停止了对这所医学院和医院的捐助。”

“1954年建了5500平方米的红砖病房楼，这套图纸在华东地区为三家大型医院建成了一模一样的病房楼。1974年建了6700平方米的门诊楼。直到改开，医院建设速度加快。1984年开始筹建新病房楼，至1990年2万平方米的新病房楼投入使用。但是，直到我2011年退休，医院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开设病床1700张，床均建筑面积仅40平方米，不足国家对教学医院床均110平方米建设标准的4成。这一历史欠账估计要等到2024年才能补上。”

“1978年，院领导让我分管门诊部工作。上任之后，1979年，省里分管教科文卫的副职叫城里三家省级医院的门诊负责人去开会。当时社会上有个段子是这样讲的，‘不怕挨骂去X医附院，不怕花钱去省X医院，不怕死去XX山医院。’会议发起人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段子，让我们三家医院的代表发言谈感想，市里其他大医院都派人旁听。会议主持人痛心疾首说，群众的意见你们一定要重视。”

“那时候医务人员都很单纯。我1974年入职的时候，年轻医生早上五点就到病房开始工作，忙碌着给病人采血和换药，交班前结束换药，交完班该查房查房该做手术做手术。我们手头没工作了就帮清洁工拖地。清洁标准是教会时代延续下来的，要用不同湿度的拖把拖三次，拖完地板光可鉴人。消息传回医院，大家都痛定思痛。内科当场宣布门诊不再限号，晚班留两位医生在门诊把当天的病人看完再下班。但是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检查科室和药房那时候已经下班了，光留下坐诊医生没有用。我当时挨个科室走访查找问题原因。在外科诊室看见老专家被病人和家属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病历上的字迹都被胳膊上的汗水洇模糊了，写好的处方单浸透了汗水粘在一起，撕都撕不下来。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工作环境，大家的态度能好么？”

“几个月之后，反馈大会上，一位护士长带着哭腔说，再这么忙下去，大家都受不了。她说‘环卫工人掏大粪还有个勺，我们给病人挖大便都徒手。脏和累我们都能坚持，可这下班没个准点，时期长了谁受得了！’在会场上引发了大家的共鸣。那时候医院穷，想用经济奖励鼓励医务人员也掏不出钱。两年前的1977年，因为自来水公司和电业局催缴医院过去十年拖欠的水电费共18万元，医院资金链断裂。当月医院发放工资的4万元还是院长腆着脸到省里挨了一顿骂换来的。省里签字拨款的时候叮嘱再三，不要声张，下不为例。”

注：

1979年10月，根据“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在加强思想工作的同时运用经济措施，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发展卫生事业”的方针，医院成立了由财务、医务、总务、门诊、药剂、护理等部门参加的“经济管理办公室”。

办公室成立之后，参考兄弟医院情况及结合本院实际，制订了《经济管理暂行办法》。实行“五定”，即定人员、定任务、定床位、定业务指标、定经费拨款。对药品实施“全额管理、数量统计、实耗实销”的管理办法。对病房实施“以收定销”的管理办法。采取以上措施后，医院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增收节支达到历史较好水平。

同时为了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制订“奖金管理办法”，实行月评奖。奖金分为：综合奖、单项奖（包括全勤奖和节约奖）。

自1985年起，实行不同形式的“承包机制性的经济责任制”：对医务科室等单位实施“定人员、定指标、定质量、定金额、超额提成”的办法；对病房、门诊、环境卫生实行“定范围、定质量、金额承包”的办法；对制剂收入实行“内部独立核算”，以纯利润按比例提成。

同年，随着医疗改革，“划片包干医疗制”瓦解。医院门诊不再限号，当年门诊量猛增50%，但是医院各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化解了新增的接诊压力。当时医院的门诊号3毛钱一个，不能挑医生，病人想请心仪的专家看诊要多花许多成本去托关系求人。医疗改革之后，医院新设了一元钱一次的“专家号”，可以让病人自己挑选医生，群众们听闻奔走相告，成为了当时只有8个版面的晚报上当作正面典型报道的“新风新貌”。

医院用“承包制”激发的激情，自筹资金建成了那栋2万平方米的新大楼。而70年代的过往，则成了这所人民医院回望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