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月、商兆琦 | 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坛走势分析_风闻

编者按

当地时间9月27日，日本为遭枪杀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自日本政府7月宣布之日起，这场国葬在日本国内就争议缠身。据此前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由日本大学教授、律师等人士组成的社会团体向日本政府提交约28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取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称日本政府此举意味着强制民众进行悼念活动。26日，安倍葬礼前夕，大型集会仍在上演。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政治利用”安倍国葬的意图很明显，想借此维持自己的政权。亦有观点指出，目前日本“修宪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拥有2/3以上的席位，已经具备了在国会启动修宪程序的条件，而岸田文雄也表示，将尽快推动修宪。如今安倍作为修宪的推动者，举行如此高规模的国葬，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明显，需要我国引起高度警惕。为此，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解读“后安倍时代”的日本修宪进程和政坛走势，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坛走势分析

尹  月｜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商兆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

本文系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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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8日，当地时间11点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的街头演讲中遭遇枪击，下午5点03分因伤势过重身亡，享年67岁。犯罪嫌疑人为前海上自卫队队员山上彻也（41岁）。根据他的供述，行凶动机是对新兴宗教团体“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简称“统一教会”）的不满。山上的母亲曾沉迷于该教团，捐献了很多钱财，导致家庭破产。山上认为安倍（及其外祖父岸信介）与该教团关系密切，对安倍产生恨意，故此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从未发生首相级别的政治家遇刺身亡的恶性事件，安倍之死令日本举国震惊。安倍的功过是非，以及他的突然离世可能带来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热烈讨论。但是，现在就为安倍“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因为他的执政时间长，政策灵活多变，影响复杂多样，难以进行简单的概括和总结。随着日本和世界局势的演变，世人对于安倍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两年前，安倍因旧疾复发再次辞职。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说道：“对于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拿出政绩”，透露出些许心有不甘。恰如其言，判定政治家成就的唯一标准，是其政治行为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在政治的世界里，完全是以成败来论英雄的。作为21世纪以来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家，安倍做成了什么？没做成什么？这些行为产生了哪些后果？进入“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又将发生哪些变化？本文拟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对安倍政权的回顾

2006年9月，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后小泉时代”政治家，安倍顺利登上首相宝座。在此前后，他提出了“走向美丽之国”的施政口号。然而，安倍第一次执政并不顺利。由于在野党揭露的大量年金纪录出现缺失问题，其支持率不断下滑，安倍内阁成立不足一年便匆匆解散，“美丽之国”的构想也随之化为泡影。

尽管首次执政并不成功，但安倍在2012年重返权力中心后，逐步开创了所谓“一强”的格局。安倍设立了直属首相的内阁人事局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等机构，极大强化了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自民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执政联盟在自2012年底至2020年的六次国政选举中都以较大优势获胜，在参众两院均能确保稳定多数议席。得益于稳定的内阁支持率和党内的高度权威，安倍获得了施展拳脚的“黄金七年”。在此期间，安倍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但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和争议。

在经济方面，为了摆脱“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困境、扭转通货紧缩形势，安倍推出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治理方案。该方案包括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并使日元贬值以提高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注入大量资金，并提供减税等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投资；提高消费税、推高物价，以解决通货紧缩的顽疾；增加女性就业岗位，引入外来务工人员，以补充劳动力的短缺；招揽外国游客来日观光，来赚取外汇并增加国内消费，等等。安倍任内两次成功上调消费税而无损内阁支持率，打破此前首相“欲增税必下台”的魔咒。他还多方开拓多边贸易，在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由日本主导达成了TPP1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及进步协定），又与欧盟签订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的经济景气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其最主要的标志是日经指数从2012年的8000多点，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2万点，并在2021年一度突破3万点大关，达到30多年来的历史峰值。

“安倍经济学”尽管对提振股市颇有成效，但在诸多方面未达到预期效果。首先，安倍立下的“年通胀率2%”迟迟无法实现，“2020年GDP突破600兆”的目标也未能如约而至。而且，尽管股市一片红火，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薪水并未有显著改善。由于物价上涨，普通家庭仍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安倍想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构想也打了折扣。此外，少子高龄化、养老金财源枯竭、保育园和护理院人手紧缺、新兴产业发展迟缓等常年以来困扰日本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安倍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推高了日本的国债总额。据统计，在2019年，日本的国债总额达到历史性的1100兆日元，相当于每个日本人生来就背负了87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万）的债务。

在安全保障方面，安倍强推新安保法案在国会通过，解禁了战后以来始终遭到限制的集体自卫权，允许日本政府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此外，安倍还致力于修改宪法，尤其是修订宪法第九条。这些举措都是要为自卫队“松绑”，使其得到宪法上的承认。为了减少修宪的阻力，安倍采取修改宪法解释的策略，试图架空和平宪法。在外交方面，安倍实践“俯瞰地球仪外交”战略不遗余力，在任近8年间出访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70个。他利用长期执政的优势，与世界主要国家的首脑巩固了合作关系。日美同盟在其任内依然稳固，安倍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促使奥巴马实现对广岛的访问。中日关系也在经历2012年的低谷期后呈现出缓慢而显著的向好趋势。但与此同时，安倍在任内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亚洲邻国的抗议浪潮，甚至招致盟国美国的批评。安倍还试图加强对媒体的管控，并试图在文教方面复活战前的思想和理念，从而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警惕和质疑。

安倍执政期间的失误和过错也并不少见。自2016年底起，安倍先后陷入“森友学园低价购入国有土地”“加计学园新设兽医学院”“公款招待支持者赏樱”“采购昂贵口罩”等一系列丑闻之中，暴露出“安倍一强”、“政强官弱”背景下政、官、财界勾结互惠的弊病。形容行政官僚为安倍夫妇的亲近者谋取私利，以讨得安倍欢心的“忖度”一词是2017年度流行语，如今也已成为定义安倍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坛走向

第一，安倍与中日关系。安倍执政近八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起伏。安倍于2012年12月上台初期，正值中日关系因钓鱼岛被日本“国有化”而陷入严重危机。2013年12月，安倍在执政周年之际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14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新安保法案，突破了战后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路线，也奏响了修改和平宪法的序曲，更引起中方高度不满和警惕，导致两国关系空前紧张。“政冷经热”经常被用来形容中日之间政治关系冷淡、但经贸往来依然热络的状态。然而，随着两国关系降至冰点，“经热”也转为“经冷”。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发布的中日贸易报告显示，2014年两国贸易总额增幅仅为0.2％，2015－2016年更是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直到2017年才由负转正。经济交往的复苏也带动了政治关系回暖。

2017年下半年起，中日双方都展现出主动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访日本，同年10月安倍时隔约七年首度访华，恢复了中日两国高层互访机制。2019年，两国关系加速升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开展积极交流。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关系交恶，对于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开展中日外交的日本政府形成了重大挑战。而且，新冠疫情阻隔了两国首脑交流。其后，日本对华政策随后又发生倒退，两国关系再次趋冷。

第二，派阀变动与政界重组。安倍尽管于两年前辞去了首相职务，但作为自民党内第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的会长，他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也正因此，他的突然身亡或将引发自民党内部的势力分化和重组。

清和会（又称“安倍派”）拥有自民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比第二大派系“志公会”足足多出了40人。长期以来，自民党派系格局在党总裁的选任（事实上也是首相的选任）和内外政策的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安倍的突然去世，谁将接手清和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然，在失去了安倍这棵“大树”之后，清和会能否维持目前的规模，尚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近年来，自民党内部的年轻议员对派阀政治的抵触越来越强烈。因此，在派阀统合力日渐消退的背景下，最大派系领导人安倍的遇刺，或将进一步促使派阀的瓦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导致无派系议员人数的增加，并打破长期以来由党内大佬支配党政的权力构造。9月，在岸田内阁改组之前，观察者们多预测：由于缺少了安倍的幕后斡旋，安倍亲信在新内阁中的失势恐在所难免。然而，从改组后的内阁人员来看，岸田派（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安倍派和麻生派并列第一，各有4人。这首先表明安倍派并没有被边缘化，内阁和党内的人事安排比较平衡，关键职位由骨干议员担任。另外，岸田有意协调党内各方势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党内力量，挽回因安倍国葬争议和物价高涨等因素而下滑的内阁支持率。

第三，安倍经济学仍将持续。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尽管没有明显改善，但民众普遍感到景气回暖。岸田上台后表示，他将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的政策。但同时，岸田也宣称，他将扭转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引入“新资本主义”的宏观蓝图。这些宏观构想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发行国债，提高中间阶层的收入等。目的则在于缩小贫富差距，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最终实现“令和版的收入倍增计划”。

岸田的经济政策与“安倍经济学”基本一致，但更强调国家主导的经济开发和利益分配。当然，两者之间也不乏明显差异。例如，安倍主张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岸田的态度则有所保留。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近年来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物价高涨等问题，社会亦随之出现一定动荡，自民党必须对此予以回应。因此，本文预计，岸田内阁将优先确保财富再分配政策的推行，并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促进景气循环。

第四，现行外交政策仍将持续。安倍执政期间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加强日美同盟，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合作，对促进中日经贸合作也做出一定贡献。岸田文雄在第一次安倍内阁中出任特别事务大臣。安倍长期政权开始后，岸田长期担任外务大臣，是历史上连续在任天数最长的外相。因此，岸田对于安倍外交政策的理解和实施是较为成熟的。而且，岸田内阁启动后，也基本全面继承了安倍时期的外交政策。

岸田在竞选党总裁时曾表示，将在外交和安保方面“采取坚定而坚决的立场，维护国家利益。”他甚至提出，上任后会把抗衡中国作为“首要任务”。岸田的对华强硬姿态，既有迎合自民党成员和自民党支持者中保守派的意图，也反映出安倍执政多年后自民党政策加速右倾，对华警戒主流化的趋势。当然，岸田的对华政策取向中也不乏实用主义的一面。岸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日两国民间交往频繁，彼此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间的对话需要继续。简而言之，岸田内阁延续了安倍和菅义伟内阁的外交方针，在“政经分离”的框架下，积极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来制衡中国，同时尽可能地保持两国的经贸合作。这一外交策略，并不会因安倍的突然离世而发生变动。

保守派的失势与日本修宪前景

安倍的保守倾向在他的任期内表现明显，如推动新安保法案的成立，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日本政府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并允许他们在接近战场的地区开展活动。这种种的举措，都是为了摆脱第九条的限制。在担任首相时，安倍尚且顾虑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反应，其右倾的言行仍有节制。卸任后，安倍毫无顾忌地鼓吹修宪和强化安保体制。俄乌战争爆发后，他甚至主张日本应与美国讨论“核共享”的问题。在上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安倍还努力为右翼议员高市早苗拉票。这种种行为都使他成为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和核心，也正因如此，安倍的突然离世对于保守团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民众游行反对安倍修宪

一些分析认为，日本右翼势力会因此集结，煽动民众继承安倍遗志，修改第九条。作为“鸽派”宏池会的领袖，岸田曾明确表示对修宪“不做考虑。这不符合我们的立场。”然而，在安倍的强硬主张推动下，他的态度已大为改变。安倍去世后，岸田更是几次强调将尽快发起修宪动议，力促修宪实现。此外，在刚于7月10日举行的第26届参议院选举过后，赞成修宪的“修宪势力”（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新党）在参众两院都超过了三分之二议席，达到了能够在国会发起修宪动议的门槛。这些迹象似乎令人们感到修宪势在必行，即将于近期实现。

不过，对于此种预测，本文持一定保留态度。首先，这并不是修宪势力首次在参众两院超过三分之二，早在10年前就出现过这种局面。从发起修宪动议到举行全民公决，流程繁琐耗时，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围绕修宪问题，“修宪势力”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各党要制定出一套符合各方立场的修宪方案，恐怕还需经过漫长的拉锯战。而且，岸田是否有决心，甘冒全民公决否定修宪、内阁总辞职的风险，提出修改第九条的动议，尚有待观察。

再次，日本社会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贫富差距和景气低迷，如果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变化，修宪和安保等议题不会受到政党方面和民众的广泛重视。此次的安倍遇刺事件，也不会动摇现状。缺少了安倍的影响和制约后，自民党和其他政党或将进一步把政策重心集中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随着安倍被刺事件的热潮退却，安保和修宪等议题更将面临优先级别下降的局面。

最后，日本最终能否成功修宪，取决于主流民意对修宪的看法。多项研究和调查显示，修宪的赞成派和反对派呈拮抗之势，而反对修改第九条的人显著多于支持者。这说明日本国民对修宪议题仍持“维持现状”的立场。经过70年的洗礼，日本社会已成长为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主流民意不会因为某位政治家的突然离世而产生剧烈变动。

总而言之，由于安倍的右倾立场，国内舆论对他的负面印象远大于正面印象。历史证明，安倍这种类型政治家不会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却是中国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如实地摆明两国之间利益分歧，又肯定共同点，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之路，才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明智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