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_风闻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

（全文转载自生民无疆）

前些时，在《关于鸦片战争的N个谎言》一文中，我说：

“清朝的制度，照搬明朝。清朝的义务教育（男子），普及到了全国的村一级。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成年男子，鲜有文盲。而在欧美，出台义务教育政策，是鸦片战争之后数十年的事情。即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时，英法联军中的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文盲。”

对此，一些网友表示不解。现特撰此文，以飨读者。

       当历史进入1949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确实文盲遍地。这能证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文盲遍地吗？

    当然不行！道理很简单，例如：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平均寿命自然高不了。我们可否以此作为德国人1900年以来的平均寿命？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文献丰富的国度，国家有著名的“二十四史”，到了地方，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家有家谱。关于中国历史，谁若敢胡说八道，立马会被人抽的鼻青脸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是不敢形成文字的。

一、英法两国的义务教育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即1840——1842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间是清咸丰六年至十年，即1856——1860年。

此时，英法两国的教育普及程度如何呢？

英国：1870年颁布《初等教育法》，开始逐步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法国：1881年、1882年颁布二个《费里法》，开始逐步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不管人们相信与否，或者是否愿意相信，事实终归是事实：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两国的士兵，绝大部分没有上过学，是地道的文盲。

二、中国的义务教育传统

**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华文明一枝独秀，薪火相传。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华民族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唯有中华的第一圣人是老师——至圣先师孔子，而不是传教士。

其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重视教育是中华的传统。《礼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欧洲还是原始森林，中国便实施了义务教育，在每闾（25户）设一所启蒙学校（塾），每党（500户）设立初等学校（庠），每州（12500户）设立中等学校（序），诸侯和都城设立高等学校（国学）。十三岁前在家门口学习，十三岁后到离家远一点的学校读书；到二十岁长大成人，进入国学接受高等教育。

基于此，西周还建立了一套相应的人才考试选拔制度。这里姑且不谈。

这样的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得到很好的继承。我们只要稍稍回忆中小学学过的课文，就能发现：春秋战国人才辈出，而那些人才许多人出身贫寒；从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到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那些文臣武将，绝大多数（包括刘邦）本是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但是很少有文盲。

在“二十四史”的开篇之作《史记》中，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时，孔子的六艺之学，已经连绵不绝传承十余世，天下读书人皆以孔子为宗，地位等同于帝王，所以，他以孔子为“世家”。

汉武帝复兴儒学，恢复了政府主办义务教育的制度，恢复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个伟大贡献，丝毫不亚于军事成就。

《汉书·武帝纪》：

“（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

“（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汉书·平帝纪》：

“（元始三年夏，即公元3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从汉武帝开始大办教育，到汉平帝时期，建立起了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中央有太学，每个郡设有郡学，每个县设有县校，每个乡镇设有庠序。统统由朝廷安排老师，实施免费教育。

自此，政府举办的，即公立学校教育，普及到了乡一级。

这一传统，代代相传，从未断绝。

三、清朝的义务教育

当历史进入明朝，重教之风更甚。《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二年，1369年）诸王子受经于博士孔克仁；令功臣子弟入学。……诏天下郡县立学。”

“（洪武八年）诏天下立社学。”

“（洪武二十八年）诏诸土司皆立儒学。”

明太祖刚刚称帝，还处于激烈的战斗之中，便接二连三地下旨办学校。

洪武二年，命令皇子皇孙和功臣子弟们入学读书，同时下令统治区内的郡县办学校。

洪武八年，天下初定，下令将学校普及到乡村。

洪武二十八年，下令所有的土司，即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办学校。

自此，公立学校普及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清朝建立后，几乎各个方面，当然包括教育制度，完全照搬明朝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而完善的教育体系。

中央有国子监，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府有府学，县有县学，这都是纯粹国立、列入朝廷编制预算的大学层次的教育机构。

鉴于府学、县学招生有限，全国每一个府县，都根据实际，设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书院。和府学、县学一样，书院也是大学。不同的是，书院或为公办民助，或为民办公助，皆有浓厚的民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但是，古代的书院，均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为学生提供免费食宿，提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差旅费。由于书院的学生大多已经成家，为了确保学生安心读书，许多书院还给学生发放足以养家的“工资”。因此，只要学习成绩好，家境再怎么贫寒，也可以安心读书，顺利进京赶考。

县学、书院的学生，主要来源于遍及城乡一个个“社学”。

**所谓社学，就是初等教育。**社学之上，便是县学。县学的毕业生，就具备参加秀才举人考试的资格了。例如，明朝嘉靖《安溪县志·学校类》：

“社学之设，所以教童蒙始学之人，盖欲正其心术，端其志行。异日入国学，而为国之用。”

下面主要谈面向全社会少年儿童的教育。

《清史稿·选举一》：

“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又有义学，社学。社学，乡置一区，择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徭，量给廪饩。凡近乡子弟十二岁以上令入学。”

清朝也是广立社学，要求全国各县，根据实际，以方便入学为原则，“乡置一区”，创办启蒙学校。由政府聘任老师，并发放工资。凡是年满十二岁而没有入学读书的孩子，地方政府将实施强制手段，确保孩子们接受教育。

    首先，我们看看地方官们在创办社学方面的记载。《清史稿》：

“杨三知，字知斯，直隶良乡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山西榆次县知县。……三知设保甲、练屯聚，复捐俸立社学，置膳田以资膏火，士民感之。”

“世发，字成宪，贵州印江人。康熙三十五年举人，授直隶肃宁知县……建社学，教以孝亲敬长，赎官田九十馀亩，以其租为学者膏火。”

“基渊，字静溪，山西兴县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在嵩县……以无业之地，建社学三十二所。在肃州……建社学二十一所。”

    杨三知在担任榆次县知县时，自掏腰包买地捐给社学，以此作为社学师生的生活补贴。

世发担任肃宁知县时，自掏腰包，买田90多亩，捐给社学，以此作为社学师生的生活补贴。

基渊在任职嵩县时，创建社学32所；在肃州时，建社学21所。

**如果大家感兴趣，不妨浏览全国各地的明清时期的县志。**下面，我们挑二个“偏远地区”的县志的记载，以资佐证。

1.中国东南福****建的安溪县。据明朝嘉靖年间的《安溪县志·地舆类》：

“安溪县在泉州府西一百十五里，……嘉靖元年造册，人户二千三百九十四户，人口九千八百七十八口。”

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的人口统计，安溪县人口不足一万，共2394户人家。

据嘉靖《安溪县志·学校类》，当时安溪县设立的每一所社学的校名、地址俱全****，具体如下：

“侍御社学，在县治西隅。……汇征社学，在县治东隅……会元社学，在县治西北隅。石堂社学，在长泰里。罗洋社学，在长泰里。厚安社学，在永安里。埔璕社学，在永安里。狮子社学，在光德里。真觉社学，在光德里。桥头社学，在新康里。赤岭社学，在新康里。官桥社学，在依仁里。下汤社学，在依仁里。归湖社学，在依仁里。杨合社学，在新溪里。

吴庄社学，在新溪里。源口社学，在龙兴里。上坑社学，在龙兴里。溪尾社学，在崇善里。店尾社学，在感化里。宫前社学，在崇善里。崎兜社学，在感化里。苦乾社学，在感化里。东乾社学，在来苏里。郭坂社学，在来苏里。上房社学，在常乐里。左槐社学，在感德里。霞川社学，在感德里。蓝田社学，在还集里一图。进德社学，在还集里一图。南斗社学，在还集里二图。玉湖社学，在还集里二图。杉洋社学，在崇信里。多卿社学，在崇信里。举溪社学，在龙涓里。净惠社学，在龙涓里。”

明朝时，安溪县共设有36所社学，即平均67户人家一所公立学校。

安溪县的这样一种教学体系，在清朝时，被完整地继承。

根据清朝康熙癸丑《安溪县志》、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整个清朝一直保持了这样的办学规模。康熙癸丑（1673年），安溪县有3500多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安溪县约8000户人家，平均200多户人家一所学校。

2.中国西北甘肃的敦煌县。敦煌是一个更加偏远、艰苦的小县。

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敦煌县志》，所记录的正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敦煌县的情况。和安溪县一样，敦煌县的校名、地址俱全。道光年间，敦煌县共设立13所“义学”（实即社学）：

“东义学，在东关外雷祖庙，今移文昌宫。南义学，在南关。西义学，在西门外西云观。北义学，在东关。回民义学，在南关。东南隅义学，二处，一在东南隅渭源坊，一在东南隅新墩庙。中南隅义学，在中南隅古浪坊。西南隅义学，在西南隅高台坊。东北隅义学，在东北隅洮州坊。中北隅义学，在中北隅庄浪坊。西北隅义学，在西北隅三道闸。本城义学，在城内文庙西旁。”

此时，敦煌县共2448户人家，20840人。平均每188户人家，设立一所公立学校。

《敦煌县志》记录了“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实况。《敦煌县志·人物》：

“设立义学，俾贫贱子弟皆得读书。间有七八岁尚未就傅者，（知县曾希孔）必苛责其父兄。”

政府设立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贫寒人家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谁家的男孩到了七八岁，还没有送到学校念书，他们的家长就会遭到官员的严厉训斥。

敦煌县的风俗，与全国各地一样，《敦煌县志·风俗》：

“子弟稍长，即令就傅。富家则自延师教督；贫者送入义学，官延师以教之。”

这是说，无论贫寒人家，还是富贵人家，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会送到学校去。所不同的是，有钱人家会花重金延庆名师，自办学堂教育家族的子弟；贫寒人家，则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读书。

上述，已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的教育普及率极高，成年男子中少有文盲。当然，《红楼梦》中的薛蟠之流，则很可能是文盲。事实上，薛蟠之流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成为文盲。当然，薛蟠之流不能代表任何时代的教育水平。

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中国，无数的贫寒人家的子弟，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在此之前，他们：

在离家很近的社学，接受了免费的启蒙教育；

因为成绩优秀，考入县学或者书院，接受了免费的高等教育；

县学或书院不仅给钱让他养家，而且给他一次次参加府试、院试（秀才）、举人（乡试）、进士（会试）考试的旅费。

这才是“读书改变命运”真实内涵。

四、文盲遍地因何而来？

唐宋时期，全国城乡各个角落，都能听到吟诵诗词歌赋的声音。明清时期，《杨家将》、《说岳》、《说唐》、《三言二拍》等等无数的小说，在偏远乡村的集市上销售。在这些明清小说中，也常常出现“在书肆买书回家”之类的镜头。利玛窦在中国游记中也说，明末中国到处是书店、图书馆。

在正史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清史稿·文苑传》：

“诸锦，字襄七，秀水人。少时家贫陋，辄就读书肆，主人敬其勤学，恣所观览。”

      诸锦因为家里穷，买不起太多的书，就经常跑到书店里看书。书店主人欣赏他好学，便任由他观览。

仅此，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能得出结论：古代中国，文盲很少；至少成年男子中少有文盲。

当历史进入1949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确实文盲遍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原因如下：

**1.首要原因是：罪恶滔天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索要了1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1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清朝中央政府年度财政收入平均约7000~80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赔款总额相当于清政府17****年的财政收入。天文数字的赔款，使全国城市衰落，百业凋敝，工商业破产，农民贫困，全社会再也无力支撑免费的教育，一批批学校关闭。与此同时，主要依赖士绅捐赠、遍及全国城乡的福利机构，如赡养鳏寡孤独的养济院、收养孤儿弃婴的育婴堂、救助贫困病人的济民药局等等，也纷纷破产关闭。

**1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201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18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约为2.6万亿美元。以此计算，赔款总额相当于306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4.2万亿美元。试想，如果赔出去了天文数字，中国还能存在几所中小学？退休人员还拿到养老金？全社会还能有医疗保险？

此外，西方用武力推行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祸害。据《剑桥中国晚清史》，吸食鸦片者占全国总人口的10%。

积弱积贫、东亚病夫，这就是西方列强送来的普世价值的成果。

**2.****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是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持续了四十年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整整两代人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民不聊生，哪有摆放课桌的地方？

**3.****全盘西化分子的破坏。**辛亥革命之后的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全国一无“新式”教师、二无“新式”教材、三无“新式”学校的情况下，便宣布教习经书的“旧式教育”为非法，强令推行“新式教育”，解散“旧式”学校。

旧长官没了，新长官在忙着打仗；旧学校没了，新学校不知在哪；旧教材不让用了，新教材不知在哪。本已沦为赤贫的全国城乡，想不形成一代又一代文盲也不可能了----这就是 教育家 蔡元培 在教育上的重要业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