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历史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两宋以后的儒官是典型的“自由主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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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历史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至少两宋以后的儒官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这样最符合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当皇权无法有效制衡这种势力时，中国实际上反而很接近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两宋和明中晚期都是如此（范仲淹、王安石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想制约乃至改变这种情况，但因为历史条件，他们只能成为悲壮的先行者）。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么下去说不定也能搞出个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之类的东西出来。但问题是，现实中，中国周边有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蒙古清）近代还有西方列强！

作为小生产者海洋的中国对商品交换、市场经济从来不陌生——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精明的小商人。问题是，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一旦迷信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必然的结果就是不仅道德沦丧、社会失去底线，而且以组织力为代表的国家能力更会急剧下降和丧失。宋朝以后，国家连军粮等都交给商人（尽管是官商）承办，“市场化”不可谓不高，但连基本的救灾水利保卫国家都做不到。在强敌环饲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很精明的中国（中原）人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两脚羊”！   

明初朱元璋之所以采取一些看似“复古”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总结两宋的教训，又没有前进的办法（这个办法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才走出来，而且还要继续斗争），只能用倒退的办法解决问题。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杨炎的两税制与之类似）当然有进步意义，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上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可以类比为给快要死的人打强心针。这也是船山先生这样的进步学者批评一条鞭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是布罗代尔说的“高度平衡陷阱”。这些年来，韩毓海等同志也反复阐明这个道理。

不要用所谓的西方列强搞市场经济富国强兵来辩驳。17世纪前的欧洲是诸侯征战的历史，日本明治维新前与此类似，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本不同。更何况，欧洲近代的“重商主义”是“仗剑行商”实际上就是武装贸易乃至直接抢劫，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

​说来有人不信，实际上，除了老百姓简单商品交换外，从来都是“官场经济”或者“战场经济”就是没有什么“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