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与近代东北地缘变迁_风闻

文 | 刘梦龙

老文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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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各地警报长鸣，在和平的今天，这是中国人关于近代屈辱记忆挥之不去的一部分。九一八的最重要后果是没有经过激烈抵抗就丢失了东北，使后来的全面抗战一开始就处于被人侵门踏户的困难局面。可以说，东北作为中国地理领域的一个特殊单元，在近现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乃至有关天下得失。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近代东北的地缘变化，它的得与失是如何影响天下的。

我们今天所指的东北，更多是指东北三省也就是黑，辽，吉，而广泛意义上的东北，也就是更多是指历史或者地理单元上的东北。它以燕山山脉与华北为界，包含了今天河北的承德，张家口一线，并延伸扩展到内蒙古东北，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关外。

从地缘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东北地区直接和华北交接，这决定了它的战略地位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地缘中心，是从关中地区向中原地区转移，直到明清北京成为中国的军政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东北的地位从边缘地区走向核心地区，成为进入华夏腹心的最后一块跳板，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乃至影响天下的得失。

这里我们不妨先简要谈谈东北的一些历史变迁。可以说，在中国历史的前半段，东北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但它起不到决定天下兴亡的作用，基本就是华北地区的一个附属单元。在秦汉时期，东北的军政势力，还很难有力的参与到争夺中原的行列中去，比如三国的公孙氏仅能自守而已。这种局面，在南北朝逐渐改变，辽东的乌桓，鲜卑先后进入北方，但他们基本还是以蒙古一线为重点，而完全以东北为中心的势力，要到唐前后才强势起来，也就是高句丽。

隋朝三征高句丽以至于国家灭亡，在迅速打败突厥后，唐前期这里也是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安史之乱是导致唐朝盛极而衰的决定性事件，而安禄山集团在叛乱前集中天下精兵强将，主要负责的也是广义上的东北地区。

说到这里，我想可以涉足东北地理上的一个重要要素，它的地理构成的特殊性，它除了拥有辽阔的平原，更与蒙古的游牧地区紧密相连。东北，也就是关外，与中原的边界线是清晰的，而它和蒙古的边界是相对模糊的。它天然带有了农牧混合性质，两个地理单元极易联合起来。**燕山山脉使得它很容易向内地关闭，而向草原却是始终开发的，这就容易造成边患和割据。**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后半段，东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乃至成为一个主要边患，最终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与此有关。

从中国古代的边患来说，单纯的游牧民族并不真正可怕。唐中期以前的游牧民族基本属于其兴勃然，其亡忽焉的水平。匈奴的国力不能当汉一大郡，除了西晋八王之乱造成的内部崩溃这种特殊局面，之后的柔然，突厥都没有能力真正动摇中原政权。游牧的结构本身就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游牧生活本身就受到自然气候的极大限制。没有定居生活就难以建立真正稳固的国家机器，典型的游牧政权，控弦之士百万，真正的常备兵力也只有几万人，彼此间的联系也十分松散。可能一场严重的白灾，甚至一次大胆的战役奔袭，就会导致一个游牧强权的灭亡。

唐的强敌是占据了高原，居高临下的吐蕃人，这种态势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但它中期以后，契丹人逐渐崛起了，这时，中国的北方边患就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农牧混合帝国的出现，契丹，辽，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在五代获得幽云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以渤海故地为代表的东北农耕地区。幽云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前沿地区，所以宋如果想夺回幽云，就不可能只靠一两次军事冒险，而需要一场激烈的战略消耗与相持，即使夺取也要面临长期防御的问题。这种基础，加上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学习，形成了一系列相对传承有序的行政制度，使政权交接得以平稳，终于使强弱的天平开始向这些盘踞于北方的北方帝国转移。

这里实际上涉及了东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温度变化。东北的农业发展需要三个要素，人，技术，自然条件。前者是本地人口的增长使农业成为需要，技术则来自中原的传播扩散，而自然条件则主要是指温度的变化。随着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三者都在发生变化，使东北的面貌为之一变。

到了隋唐，中原的技术传播已经足以辐射到东北地区。高句丽还是一个以辽东为核心的政权，曾经的渤海上京故地在今天的宁古塔一带，而明清以来，这里都是难以居住的极寒之地。但历史上中国的温度要比现代高两三度，东北的农业条件更好，这使得他们能建立强盛的农耕国家。隋唐前仆后继，几乎竭尽天下力量才消灭高句丽，它的强大已经不是当年的公孙氏可比。高句丽甚至还没完全完成国家的转型，以至于内部矛盾实际上还很大，就已经威胁如此。而当东北和蒙古，整个广泛的长城外边疆地区统合起来，就成为了中原的劲敌。

但这种温度的变化也带来了之后东北历史上的转变，也是就是唐以后的降温过程，近代东北的得失和这个是有关的。东北历史上最后的辉煌是明清，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清的东北已经是苦寒之地，但随着棉花在明朝广泛传播，这种条件是相对可以克服的。不过，明清所见的东北实际上要比隋唐所见的东北冷清不少。

和很多人，包括清朝自己有意无意的宣传不一样，**清军不是一支骑兵为主的军队，**所谓清军骑射有点牵强，这种宣传很可能是刻意在拉拢清和蒙古人的关系。它是一个农耕渔猎民族，它的优势是艰苦环境下锻炼出的重步兵。要直到清政权取得了蒙古，才获得了足够的蒙古轻骑兵和马匹，这些马匹主要也是使清军成为了机动力更强的骑马步兵，这些再配合通过投诚汉人掌握的火器，才真正使它有了争夺天下的实力。

请注意，这和历史上是倒过来的。中国历史上，都是游牧民族占据主动，得到了东北，而清朝实际上是种地的满洲人打败了放牧的蒙古人，之后才联合了他们共同进攻中原。这种情形是和火器的崛起导致游牧民族的衰退是同步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明朝战略上被压缩到一个两面夹击的不利状态上，而清军则有着攻击的自由。农民军实际上处于第三条战线上，从河南和山西向明王朝压缩，最终压垮了它。这也是东北在中原更替中，真正扮演主角的一次，为近代它的崛起发出了先声。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近代东北。九一八的前奏，开始和结局都取决于此。近代东北最令人遗憾的开局是外东北的丢失，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近代丢失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主要来源。

外东北为什么会丢失？近代中国实际上失地没有那么多，更多是传统势力范围的丢失，失地主要都集中在和沙俄相邻的一线上。沙俄作为唯一一个陆上相邻的列强，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清王朝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尽力周旋，主因可以说并不在这里。主因当然是清王朝对东北，主要是黑龙江流域，大兴安岭地区以外的外东北始终缺乏有效的控制力。

虽然《尼布楚条约》第一次划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线，但必须承认，当时双方对外东北地区的控制力都是有限的。**他们与其说在划定边界线，不如说在划定势力范围。**当然，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开始归罪于清王朝的封禁东北政策。应该说，清王朝的封禁政策是一个错误，但这未必是清末东北被动的根源。

我之前已经说过，温度的变化使得明清东北实际上比隋唐东北来的冷清。清王朝活动的核心区也在辽东一线，而它与沙俄争夺的黑龙江流域，乃至中西伯利亚一线，对它来说也更多是势力范围。对满洲人来说，生活在这一代的同胞，已经是属于野人女真这样王化之外的部族，还有索伦人这样的半原始部落。满洲人和这些部落的接触，常常还伴随着捕捉兵员，用这些强悍的野蛮民族来充实日渐衰败的八旗武力。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中后期，而清朝对这一代的开发是非常有限的。

东北的问题始终是人口，即使到了今天还是这样，靠什么去维系人口，特别是维系脱产人口，而这些脱产人口又要做什么。入关前，清朝的注意力更多在富庶的中原，即使掠夺回人口也集中安置在自己的辽吉腹地，入关后，清王朝前期实际上也组织过东北的屯垦，但同样没有涉及外东北到中西伯利亚一线。满州入关是东北人口史上的大事，几乎掏空了当时能被有效控制的东北地区的主要人口。关于清王朝封禁的论述今天已经不少了，这里我只说几点结论，清的封禁当然是错误的，但时间和强度都没有那么大，清朝官僚的行政效率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到了清中后期，清军入关后形成的人口空洞早就填满，移民人口外缘已经向黑龙江延伸。

但，为什么，移民活动没有大规模自发越过黑龙江，达到外东北一线呢？可以说，如果当时外东北有一千万中国移民，有一个单独的西伯利亚省，那么这块土地是有希望保住的。它最终丢失，这应该是几个因素综合造成的。

清王朝的责任肯定是第一位的，它始终没有意识到边疆危机，没有有意识的移民实边，导致它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始终停留在康熙年间的水平，这个责任是清王朝是摆脱不了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清王朝本质是封建王朝，它就不可能有现代边疆的概念，**对它来说，边疆还是一个随力量流动的模糊状态。中国封建王朝的后半段，随着整个社会转向过密化，对移民，特别是涌向统治薄弱处移民的态度普遍都不是太友好。清朝实际上极大苦恼于大规模的流民潮，这些人长期徘徊于国家行政管理之外，始终是封建王朝管理的隐忧，在内地心腹地区尚且管理不到，何况进入边疆，更不用说它还有那点拿东北当祖产的私心了。

只是板子都打到清政府头上也不对，一直到清中叶，进入辽吉的汉人已经普遍开始落户，但外东北还是长期徘徊在有限的居留点和单身汉冒险者的状态。要开发外东北，需要的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人，技术，自然条件。

在近现代铁路系统前，实际上清王朝能投射到外东北的力量并不会比俄国人的更强大。但俄国人有一个优势，它能够借助一系列东西向的河流，比较快速的投送武装力量，虽然不多，但已经足以压倒由于内忧外患，已经无力化的清军。俄国的武装移民据点可以靠毛皮和黄金贸易来维持，但这显然不可能支持大规模的中国移民。

东北的环境，主要是外东北到西伯利亚一线的环境，导致了它在农业社会很难维持自给自足以上的人口水平。而中国唯一守住这里的希望，就是靠绝对的数量淹没殖民者，至少为日后留下收复的机会。

根本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移民如果没有国家强制，自力更生，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回答，当然是种地啊。然而实际上未必是这样，外东北的耕种，要探索高寒农业的模式，这需要外部不断的投入支持，并向外部获得市场。因为它内部肯定不能消化自己的产能，直到其形成良性循环，如此才能支撑大量定居人口，形成城市。而且这种循环是极度脆弱的，始终需要保持外部的联系，甚至市场稍有风吹草动都能造成巨大影响，导致城市的兴衰。

即使到今天，东北靠近外东北的农业也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熟悉的农场文化，倾向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这和内地是不同的。即使到今天，俄国人自己占领的外东北，人口密度也非常低。哪怕条件更好的黑龙江省，假如今天失去和内地的市场联系，只需要自给自足，那么它的人口和生产规模也是会迅速外流和萎缩的，自然条件，产能和人口是彼此相制约，相适应的。这还是现代条件下，以清末的条件，即使有靠近人口核心区的优势，恐怕也很难突破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

这些问题，清王朝只有到近代才逐步有条件去解决，在遭遇了强烈刺激后，才可能举一国之力完成它。但一旦遭遇这种情况，不出现损失又是不可能的，更何况的遭遇俄国这样格外贪婪的列强。实际上清末一直到民国的成功移民，数量多达两千多万人，除了清王朝一直到张氏父子的努力，甚至有一部分工作是有沙俄和日本在东北，为了便于掠夺，对基础设施的先后经营有关，特别是今天的黑龙江一代，尤其如此。东北移民的鼎盛期在民国初年，这也和内地战乱，导致人口的被迫流动是有关的。

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到了民国，东北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区。这时，东北地区已经和全国有机的联系起来，真正成长为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大量的人口涌入带来的高速发展，它实际上是长期产能过剩的，这就迫使它和全国，乃至世界发生联系，这带来的发展又促进了它社会的进步，吸引更多移民的到来。当然，这种过剩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列强，肯定是高度觊觎的。如果沙俄还存在，那么为了支撑它实际上无法自持的远东地区，恐怕也是要垂涎的。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东北的战略环境就格外危险了。一方面它被日俄两个列强夹击，战略上岌岌可危，可它的保存又有赖于两强的彼此平衡；另一方面，清王朝灭亡后，中国北方很快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会为了保护北方倾一国之力去保卫东北。蒋记民国的重心在南方，实际上明清以后，这种南强北弱的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主要是通过行政上的调配来实现南北政经平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首都一定要在北方。而民国的南向性，使得北方明显出现了日强，中弱的局面，东北，乃至华北首当其冲就在所难免了。

有一点，我想再提出，九一八除了国民政府的无能外，东北军的一系列互动，也是导致溃退的因素之一。当时东北社会的一些特点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东北军，特别是它上层人物的构成，还是一支军阀气很重的队伍。**这种情形，和当时东北社会才刚刚从移民社会中转型，还没能足够稳定，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样的社会必然只能提供如此冒险家式的人物，第二代还没有完成转型，新老交替还没有完成，这也导致东北军始终难以改造。

郭松龄的反奉与最后失败也于此有关，进一步导致了东北军的转型停滞。这些都导致这个社会中当权者不少人在思想上还倾向于过去下位时卷钱就跑的流动性，对土地和荣誉的重视度不够，也确实更容易被强势的外部侵略者渗透影响。东北军上层的一些人物对家乡和守土有多大的热情和使命感是值得怀疑的，才会轻易被保存实力的想法所压制。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了，抗联的烽火散去，它的失败和东北特殊的社会和自然条件是有关的。中国命运的对决在二战后到来。东北最终又一次决定了北方中国的归属，进而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归属，这一次真的是双方倾尽全力来争夺东北，得此者得天下。再之后，为了保卫它，新中国在远东和列强们打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这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