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育｜变局时代的世界：“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立场对调？_风闻

世界局势云卷云舒。“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我们原来生活在其中或者说早已经习惯了的种种规矩、秩序、格局甚至理论，都将因此变得陌生；以前我们深信不疑的所谓规律，很多从此将不再是规律，而以往我们以为不可能出现的人和事，也开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速度，在挑战着我们的承受力和想象力。

走向“单边主义”的美国与

高举“多边主义”的中国

一个巨大的变奏首先发生在美国。2008年奥巴马任总统后，美国出台了“重返亚太”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一种在“自觉不妙”的情绪支配下所展开的单边行动，试图通过各种办法来聚拢中国周边和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减弱中国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互信。2009年11月，美国正式介入并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与亚太相对的地球西端，美国又于2013年6月缔结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几乎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急剧增长甚至过剩，在国内已呈饱和态的情况下，需依赖国外市场的巨额需求。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并明确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的愿景；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而另一项重要战略则是推动包括日本在内的域外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仅仅半年后的10月5日，美国便把日本拉入由它掌控的TPP而把中国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中方所憧憬的“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乃至所谓“东亚共同体”，已被堵住了东向出口；而TTIP则在中国和西面的欧洲之间筑起了“阻隔墙”。这或许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做出东西两端构想的同时，却必须把重点放在“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的陆路和西南印度洋方向的“南亚与东南亚”水路。

然而，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迅速把二战后一直“主持人类事务”的超级大国塑造成令全球瞠目的“单边主义”国度。奥巴马时代的隐蔽对华战略，也急转直下为贸易保护主义框架下的中美贸易战乃至全球范围的利益争端。特朗普的逻辑是，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大量裁员，部分地区已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以往美国由于建立于“全球领袖”地位上的地区政治组织与经贸组织，肩负了太多的安全负担和经济压力，因此，特朗普就职后迅速下令美国退出TPP协定；而接下来TTIP的停摆亦自在预料之中。特朗普四年执政期间所推动的美国政策，一直都是以强化本国贸易壁垒、实现制造业回流为核心目标的。其各种单边主义政策，令全世界大跌眼镜，以至那些服膺美国实力、迷信美国价值者，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方向感。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曾就中美贸易摩擦撰文，评论特朗普政府无视世贸组织和全球体系的贸易威胁，“让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站在中国这一边”，并且这对中国而言并非有效。中国商品仍然可以出口到其他市场，而使用中国产品的美国生产商由于被迫支付关税而丧失了竞争力。实际上不止中国，特朗普发起的这场世纪性“突变”，也使习惯于在全球自由贸易氛围中作“均匀呼吸”的西方世界和中等发达国家，顿时感受到严重“缺氧”。《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特朗普宣布最新关税措施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纷纷呼吁保持克制，并表示希望避免贸易战。这其中甚至包括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该国并未得到美国钢铝关税上的友情性豁免。日本共同社认为，如果开打贸易战，必将严重动摇二战后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新加坡《海峡时报》刊文指出，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对美国国内依赖产品出口的企业是一个打击。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评论称，贸易战将带来“实实在在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将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实际上，不光是美国国内对华出口贸易的那些企业，贸易战对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其影响都将是负面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举动引发市场如此反应的原因。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之所以被视为世界规则的“脱轨期”，关键乃在于美国试图用“单边主义”贸易体制来取代二战以来曾由它主张并全力推行的“多边主义”贸易体制。**经济学家指出，这其实也是新时代凯恩斯主义在亚当·斯密理论面前的再度败北。《香港商报》文章称，特朗普的经济策略力主国家干预刺激经济，更好地利用资源，提升政府运转效率和经济效率，而非为美国鞭长莫及的事务盲目花钱。这些主张虽然对美国一贯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造成冲击，但在国家求新谋变、突破经济困局的当下，凯恩斯主义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项。特朗普正是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当前产业经济的制约，才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历史上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之后，也是通过凯恩斯主义重建政府和经济效率的。今日虽不能与大萧条时期同日而语，但美国迟滞的经济和本土实业的振兴期待，还是支撑了特朗普的经济逻辑。对此，中国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晋指出，特朗普是把决策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和认知基础上，“坚信贸易逆差就等于美国吃亏，所以一定要削减逆差。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思维，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被亚当·斯密批判得体无完肤。更关键的是，由于美元是首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才能输出美元。何况，当前美国经济表现强劲，美元不断走强，贸易逆差只会越来越大。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因素来看，其贸易逆差都是结构性的，贸易平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在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这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期间，中国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竟两次载入联合国决议。这一新的全球价值观包括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中国还在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若加上各类上升到“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框架协议，由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总数已近乎20个上下。这些在美国收缩国际责任范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过程中发育而成的各种“共同体”，是否意味着美国人所逐渐放弃的“多边主义”价值观和经贸观，已开始被中国接手？而当中国公开提出“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并主张“全球贸易”和“多边主义”时，早已越出固有“主义”苑囿的各国经济体现状，是否还构成了今日国际社会的一大事实和对传统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体挑战？

美国“围堵”下的中国式多边主义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以为美国无暇理会各种中外“命运共同体”乃至以全球为单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就过于天真了。**事实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延续其前任们抑制和围堵中国政策的同时，还一反特朗普的做法，努力修复与昔日盟友的关系，把经贸上的“单边”与“多边”讹变成政治上的“单极”与“多极”，把破解中国于此间建立的、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全部“共同体”，当成不遗余力的目标。于是人们看到，美国每每欲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小摩擦变成大动作，频频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向中国“挥拳”；而在怂恿北约东扩、“拱火”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复使“一带一路”中唯一阻碍有限的西向“广大腹地”，倏忽间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就连“中欧班列”也在上述围追堵截和军事破坏下，不止一次地发生“空箱”返华和订单取消现象。2022年3月2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帮助欧盟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及天然气的依赖并就美欧跨大西洋数据传输达成新协议，以确保美欧数据传输的隐私和安全，并促进两者7.1万亿美元的经济联系，而几乎没有（或许已不需要）提及“中欧班列”和饱受战火洗礼的沿途中国援建设施。

美国在欧洲的行动，或许已经是在应对中欧连接问题——它构成了对奥巴马时代TTIP功能的接续实践和发展。而美国所担心的由中国倡议的各区域“命运共同体”，也相继遭遇挑战。2022年6月，因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未被美国邀请参加“第九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美洲峰会），拉美多国拒绝参会或降低参会级别。《外交杂志》把美国家门口出现的如此变局惊呼为“一场灾难”，并直言“关键原因在于中国”。这意味着，美国霸权与“中拉命运共同体”之间，也发生了可以预料的对撞和争夺。

毫无疑问，拜登政府是在努力恢复被特朗普破坏了的“多边主义”体系。它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全球主义”体系，但这种体系只能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主义体系，它需要严格符合求同排异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文化等一系列美国标准。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把中国视为真正对手的认识上都是高度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拜登显然已把特朗普的“战术”做法“战略”化了，把代表中国式多边主义的“一带一路”，设定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打击目标，并在战略上展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围堵”。

然而，击溃中国的前提是孤立中国。于是，切断中欧和中俄之间的纽带，便成为拜登政府处心积虑的大盘算。相比于美国朝野早已把中国视为21世纪美国霸权最大威胁的主流调门，欧盟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持有较为不同的看法。很多欧洲人并没有把中国视为世界的威胁，甚至有的还认为中国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态度让美国感到为难；而特朗普压制下逆反生成的“中欧命运共同体”，又无疑让拜登对中欧关系的警惕上升到战略高度。尽管此前欧洲个别国家在美国的挑唆下开始对中欧关系有所微词甚至时生不满，但总体上看并没有出现美国所希望的结果。然而，2022年俄乌大规模武装冲突爆发后，“欧洲正面临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等共识式说辞，促使欧盟和北约在对俄制裁上空前一致，这让美国不必再担心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纽带对美欧关系构成威胁。不宁唯是，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任何态度上暧昧和不对俄罗斯施以制裁的国家都被当作是“侵略者的帮凶”，**这一简单的逻辑使中国所重申的正常立场频频被污名化，**中欧的迅速疏远和“中欧命运共同体”的风雨飘摇，也从此让美国放下心来——至少在短期内中欧已缺乏联手对美国不利的可能性。

然而，这种安全感对美国来说还远远不够。拜登的最大担忧，从根本上讲还是中俄联手。同时与两个和自身体量相仿、实力接近的国家冲突和对抗，是任何大国都十分忌惮的。当中俄两国在美国的打压下不得不“靠背取暖”时，当两国反复申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时，美国的担忧应该是其他国家所难以体察的。这意味着，剥离中俄联系才是拜登拆解中国外交关系方策的重中之重。美国一手设计和激变而成的俄乌冲突，说到底不过是有美国支持的“俄欧冲突”。正因为是俄欧冲突，才会使俄国的全部注意力和精锐力量只能投往面向欧美的乌克兰战场而无暇东顾；而所谓“大是大非”的国际舆论，则迫使中方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和立场不得不恒处于欧美阵营的反复确认之中。面对最近台海危机美西方的联合干涉与滋衅，中国军队在进行大规模军演的同时，也在呼唤着国际反霸权主义者的同仇敌忾。

**超越“单边”“多边”**思考人类未来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其在亚太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对“台独”势力的策应言行已越发露骨。在一种本质上是背叛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支配下，拜登的“多边主义”事实上已放弃了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严重威胁到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宪章》。朔尔茨投入1100亿美元使德国国防预算于二战后首次突破GDP占比2％大关，岸田文雄计划将日本防务预算从以往GDP占比的1％提升到2％从而成为防务预算的世界第三大国，2022年4月下旬德日首脑以“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由而实现的历史性会晤，以及安倍前首相被刺竟使日本7月10日参议院选举修宪势力议席数大“过门槛”等迹象都在表明，当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在美国不惜摒弃原则的计划下，将成为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真正可怕力量。日本政客公开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而美国却默认怂恿之的演变节奏，将越发证明这一点。

**在如此颠覆全球常识的国际“新格局”面前，中国当然不会坐困于没有底线的势力范围争夺中。**美国围堵中国的圈域越多，中国的突围能力也愈发凸显。中国积极加入东盟发起的RCEP，以及不久前王毅外长历访太平洋岛国并参加第55届东盟外长会议等系列外交活动，仿佛正与世界霸主下一盘“围棋”。细心的基辛格似乎早就从《孙子兵法》中寻出了规定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哲学。他发现，“孙子与西方战略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欧洲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认为，战略自成一体，独立于政治”，而“孙子则合二为一”；“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

RECP线上签署

然而，现实的紧张和危险已无法赋予围棋手们以足够的耐心。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说之后，基辛格这位美国“外交哲学”大师多次呼吁要紧急刹车，避免冲突。北京时间5月31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以线上方式举办了“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基辛格本人也参加了会议。他指出，如今中美应该建立“共存原则”，两国必须找到共存的方式，因为对抗可能导致冲突和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冲突可能“导致国家和全球的毁灭”。这位或许已不再需要国家属性的地球老者如此高频率地强调中美关系问题，只能归因于他对人类整体命运正怀有近乎绝望的担忧。这种担忧以及2022年8月刚刚发生的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事件意味着，当前中美关系问题本身早已溢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这组对立项的讨论边界。它在拷问着人类迄今的全部智力积累和文明基因，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前规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