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论日本经济的衰落 | 在全球分化中失落三十年_风闻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卢荻老师的文章《日本的蹉跌——在全球分化中失落三十年》。日本曾是“崛起”的奇迹，它于1970年成功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5年，为解决美国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的问题，包括日本在内的五个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然而，这个协定对日本造成的后果是经济收缩，再加上日本政府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落的三十年”。现在的中国经济与三十年前的日本经济存在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中国面临的似乎是远比日本更严峻的挑战。

　　本文原载于《明报》2022年9月9日，感谢卢荻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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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蹉跌

　　**——**在全球分化中失落三十年

　　文 | 卢荻

　　全球化年代也正是全球经济分化年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差距持续扩大，形成世界范围的发展失落局面。而发达国家内部同样出现分化，其中日本自1990年以来的“失落30年”尤为触目。

　　在国际舆论和学术文献中，所谓日本经验堪为中国借鉴，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这其中涉及今日中国经济与30年前日本在多方面的相似，经济结构、体制、政策课题等等，尤其是各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所面对的制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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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30年的经济增长表现

　　曾经，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既是震撼世界的奇迹，也是教科书中的成功典范，以至于“日本名列第一”成为国际舆论的流行用语。进入1990年代，随着当时极度膨胀的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增长停滞却成为常态，从失落10年到20年再到30年，于今见不到尽头。

　　日本泡沫经济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现象，一般是指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之间的4年零3个月的时期。当时，日本国内兴起了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1989年，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开始，日本股票价格和地价开始大幅下跌，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进入了衰退期。

　　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指标，日本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从1980年代的3.9%降至1990年代的1.0%，再降至2000年代的0.5%、2010-2021年期间的0.6%，后30年都是接近零增长，与1950-1980年的经济奇迹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近6%对比强烈（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下同）。

　　这个增长率下降趋势并非经济成熟的表现。在1990-2020年期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0.7%，而作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之外的全部成员的同期平均增长率是1.4%，前者仅为后者的一半。而在经济奇迹的1960-1990年代，两者的对比刚好是倒过来，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是5.2%，其他全部成员的平均则是2.6%，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日本与美国人均GDP发展趋势对比

　　作为自197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其赶超目标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60年仅为美国的16%，至1980年跃升至75%，再至1995年达到最高峰的154%。自此之后，这个比率就长期持续下降，至2021年降至57%。这个比率下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滞后于美国，另一方面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趋于贬值，综合起来就是日本相对于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衰减。

　　针对以上指标所显示的发展失落30年，舆论中有一个质疑论题，宣称日本经济的真实表现被严重低估了，因为世界上其实存在着“另一个日本”，说的是日本透过跨国投资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外生产体系。这个说法有一定根据，但是远不足以改变发展失落30年的判断。一个简单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又称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21年，日本是104%，确实高于其他全部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101%，但也是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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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自由主义？

　　抑或是不够新自由主义？

　　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失落30年？

　　如果仅是着眼于经济政策，也即国家的经济管理，下面的因果链条大致上是可以辨认的，即：一切起始于1985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场协定”，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从而导致经济收缩，于是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结果却是带来极度膨胀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至到泡沫破裂，这就严重损坏金融体系和生产部门，其后果是经济发展失落十年，并在随后继续失落。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这个因果链条的关键节点是泡沫经济及其破裂，泡沫的规模确实极其庞大，泡沫破裂的后果确实极其严重，或许堪与近20年后美国的金融海啸和欧盟的财政危机相比拟。然而这个解释显然有其局限。一是，泡沫经济及其破裂，性质上是短期冲击，其后果应该是难以长期持续达30年不止。二是，即使这个链条成立，其实也只是表面或浅层解释，还是需要探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推动力，以及泡沫经济的制度和结构基础。

　　针对这两点，执着于新自由主义的评论者认为，更根本的解释，首先是日本的长期导向、关系导向经济体制（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根本偏离了市场原则，其次是日本政府的经济决策没有聚焦于纠正这种偏离，反而是迷信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刺激需求政策。与此相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评论者则认为，正是以金融自由化为关键的市场改革，使得泡沫经济有可能冒现，也使得生产性活动受到挤压，从而导致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停滞。

　　裙带资本主义（英语：Crony capitalism）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这种偏袒可能是表现在法律许可的分配、政府补助或特殊的税收优惠等等。

　　以上的对立论述，其实是蕴含着一种理论上的立场对立，即，前者假定在严格符合市场原则的制度环境中经济发展是常态，后者则假定在这种环境中经济停滞是常态，两者都是将各自的关于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论断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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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断，其性质是神学多于社会科学，很有以纯粹理论来论断特殊历史表象的意味，往往会为理解现实带来误导。一个直观的反例是，偏离市场原则的日本经济体制，在1950-1980年代与发展奇迹相伴，在1990年之后却与发展停滞相伴，意味着必定有其他因素，使得制度的作用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制度的功能因应不同的环境、阶段而改变。

　　在解释日本发展失落30年的有关文献中，还有各种努力，试图在结合特定历史情况的基础上尽量探究根本成因的，就是指向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而不是停留在政策失误层面。这其中的一个努力方向，是以马克思-凯恩斯理论为基本框架的法国调节学派，着眼于经济的特定的生产-再生产安排的配合，也即积累体系和社会制度的配合，作为实际经济发展表现的决定力量。这个研究进路，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宇野学派很有相通之处，后者的出发点，正是反对以纯粹理论来论断现实，认为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必须以特定制度和政策为中介，因应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环境来影响、决定实际经济表现。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宏观经济学的创立者。

　　依循这个研究进路，下面提出一个初步、简单的设想或假说，或许可以作为深入探讨日本经济发展失落30年的参考。

　　在泡沫经济之前日本是贸易大国加货币小国，即是说长期贸易顺差而世界对日元的需求不足，于是导致日元升值压力并在广场协定之后得以实现。随后，日本试图透过两种举措维持经济发展，即是以解除外汇管制为关键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在东南亚建立海外生产体系，焦点是推动日元国际化。但是两者都失败了。金融自由化导致日本资本被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吞噬了，表现为泡沫经济及其破裂，以及对美国金融资产投资的惨败。在东南亚的日资生产体系，则是意外地被中国工业的市场竞争压制了。于是导致长期持续的生产性投资不足，在世界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转型的背景中，被更具生产性导向的中国、南韩工业压制，导致失落30年。

　　这个设想的关键，是贸易大国加货币小国，碰到美国的主宰世界的货币-金融霸权，而货币-金融霸权在全球化年代的系统性显现，可以用历史资本主义文献的长周期历史概括来解释。日本经济因为其特殊的关系导向、长期导向体制，在1950-1980年期间长周期的生产扩张阶段如鱼得水，在随后的全球经济金融投机化阶段遭遇困难。

　　今日中国，也是面对着这同一挑战，而且是远比日本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