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伟人的视线_风闻

     昨天又有无数人在发言怀念46年前离开我们的毛泽东主席。

     有一次我在旅游途中到一个餐厅吃饭。挂在墙上的液晶电视正在放一部讲他的故事的纪录片。

      “他是谁呀？”邻桌的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女孩指着屏幕上那张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下颏长了一颗痣的国字形的脸，扭过头问自己的母亲。

      “他是毛主席。”那位三十多岁的母亲回答。

       “毛主席是干什么的呢？”

       年轻的母亲也没有多加思索，就给了一个她大概认为孩子只要听过童话故事就能理解的回答：

      “他是我们以前的国王。他带领大家打败了外国强盗，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

      然而，孩子似乎确实听过不少童话故事，于是问道：

    “那现在的国王是他的儿子吗？”

     “不是。”

     “为什么呢？”

     孩子显然发现这位“国王”和童话里那些把王位传给王子的国王大不相同，而这位年轻的妈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告诉她：

     现在的国王虽然不是他的儿子，但也是一位好国王。

    可能有些同学认为把毛主席叫作“国王”极为不妥，不过我记得在一本名为《正觉》的佛学刊物上读过湖北黄梅四祖寺净慧法师对俗家弟子讲佛法的记录，谈到佛弟子要报四种恩：

     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

     讲到“国王恩”时，净慧法师说：

     “当然现在没有国王了，只有主席，只有总书记，但有一个道理是不变的：国家治理英明，这个对我们的恩是很重的。如果国家政治不英明，外敌入侵，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你个人就算神通再大，也很难有什么作为。”

     净慧法师说这些话的时候，距今也快20年了。

      那一次听他开示的主要是私营企业家。

     我后来看过一些著名学者（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些资本家面前的演讲，可能是因为拿了人家的钱吧，讲的都是“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最先进的力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市场化改革决不能停步”、“警惕民粹极“左”文革复辟”之类，讲到情切处，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情难自已，仿佛天下最崇高的事业莫过于赚钱和赞美有钱人了，听众们当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喝彩连连，掌声雷动。

    相比之下，不能不说净慧法师还是体现了高僧大德的风范，他没有在这些财富新贵们面前讲歌功颂德的话，而是心平气和地谆谆告诫他们：不要飘，不要狂，要感恩国家，感恩百姓，乃至感恩自然，而思所以报之，还应该学习共产党当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精神，善待员工，和下属打成一片；相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与众生的苦乐隔离开来，那可不是什么高明或先进，而是很危险的。

    净慧法师能说出这些道理，不是偶然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

    “ 我想，共产党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制度，应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们真的实实在在地去按这些目标做的话，那我们国家将是很有前途的。它与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希望佛教的思想、佛教的文化、佛教的道德精神能够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一些服务。我们今后的社会，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人间净土。这才是我们的理想。要建设人间净土，我们每个人就必须具备比较高的道德水准和思想觉悟……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话,那么应该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落实。”

      净慧法师这些见解，无疑是受到了毛主席的思想影响的。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与西藏宗教界人士谈话时指出：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我后来了解到，净慧法师在毛泽东时代曾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但从他的这些观点来看，他对此似乎并无太大的怨望，而是从中默默地汲取了某些极可宝贵的经验教训。自然他是用宗教的语言（那些宗教色彩明显的语言我在引用时大都删节了）将这些说出来的，但在资本家那里，宗教的语言是不是比政治教科书上讲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更具可接受性，能让他们更快地领悟到不要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作威作福的道理呢？

     在父母家吃饭时，母亲又和我说起了我们以前的一位邻居：

     这位邻居的大儿子几年前因为脑梗入院治疗的，在即将康复出院时，医生对他们家说必须做一个装支架的手术，否则会瘫痪。

     但手术出了问题，他现在处于植物人状态在医院住了好几年了。

     邻居一直认为当年医生要求装支架根本没有必要，完全是为了多收费。

     我本来倾向于相信医院应该还是为了帮他彻底把病治好，可现在听到了刘翔峰事件的先例，感到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刘翔峰那样的人并不是资本家，但在我看来，他们的行为逻辑，就是将手中的技术、信息、职权、设备等等当作资本。他们并不需要像一般资本家那样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而是利用自己对这些资源的垄断，利用对方的信息匮乏和恐惧心理，来直接榨取“利润”以实现资本“增殖”。

    这中间当然存在着极为残酷的剥削。

    细读有关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

    毛泽东同志晚年高度警惕的“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指的并不是《资本论》中那种典型的“纯经济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主义，而是权力、知识、技能、社会关系等非经济要素的“资本化”——刘翔峰之流（假如他所作之恶属实）的所作所为，正是这种“资本化”的突出表现之一。

   罗莎•卢森堡曾指出：

   维持非资本主义区域的存在，是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无处转嫁而导致自身的总崩溃。但资本主义生方式又必然要扩张到全世界，因此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她这个“非资本主义区域”是就国际意义而言的。

   而我们发现，即使在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要保持大量的“非资本化”要素，比如官员、军人、警察、教师、医生等等就不能将自己的权力、技术等直接资本化来牟利，否则会让整个经济以及社会的运行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从而导致颠覆性的危险。

   然而，资本化运作，作为营利最多最快的行为方式，其扩张和渗透能力是不可抗拒的，换言之，一切非经济领域的资本化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后来，其危机就越来越超出单纯的经济危机，而是同时发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道德、生态等一切领域的世界性的全面危机。

    甚至有时候，经济状况看起来“还好”或者还可维持，但整个社会却已经走到了解体的边缘——而对这一点，思想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乃至普通百姓往往都比职业经济学家更为敏感。

    在暑假里观看的一场辩论赛“城市名片应该主打产业牌（正）vs生态牌”之辩中，反方代表队对“产业牌”作了“调整产业结构，扶植优势产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的界定，并指出“首打产业牌，就要把货币化的产值和利润放在第一位，它既有广开财源的经济亮点，又极易产生触目惊心的生态黑点”，并认为这一问题不可能靠资本化、货币化的产业逻辑得到解决，而必须依靠全新的生态文明发展策略。

    而正方对此的回应，并不是去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业逻辑不一定是完全资本化和货币化的，而是直接忽略了这个问题，认为技术改进自动会带来产业升级，从而会自动解决生态问题。

     他们的论据，就是一大堆看上去很美的经济数据。

     反方输掉了比赛，但他们提出了一个真正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

     问题仅仅在于，他们想要探索的那条新路，学术界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读过的有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论文中，有好些都提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产品的提供，应该有超越产业化市场化的途径和机制。

   但这个机制究竟是什么，这些论文又总是欲言又止，难以给出更具体的论述。

   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样说下去会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有所出入，容易沾上“极左”之嫌。

    但我认为，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行更为冷静客观的审视，不应该是什么禁区，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手写下这些，也正是缅怀那位教员，因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所有思考，都离不开他的思想的启发。

    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东西，当然远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