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乡村电影？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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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01

《隐入尘烟》是部情感电影

《隐入尘烟》越来越火，小制作电影票房已近亿元，尤其是城市中产群体，很多朋友都开始在朋友圈转发和评论，令我既欣慰又有些感叹。

这确实是部不错的电影，情感质朴、流畅、细腻，演员的表现令人惊叹，构图、光影之类拍摄技法也很有水准，终于能“出圈”，被大众看到和喜爱，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但有些遗憾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毕竟还是通过情感，而非导演李睿珺一直进行的乡土、文化反思出的圈。

此前，他反映乡村经济与文化断裂的《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反映乡土环境退化和生活方式被工业化摧毁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这些反映现实、同样令人惊叹、令人深思的电影，都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

最终，还是靠这部虽然发生在乡土，但主要以情感为主题、缺乏深层反思的《隐入尘烟》走红，这多少有些令人无奈。

事实上，个人认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可能会更代表导演的电影世界。影片讲述的是一对裕固族小兄弟阿迪克尔和巴特尔穿越荒漠寻找回家的路的故事。他们的父母因为坚持游牧传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阿迪克尔）带在身边，而将哥哥巴特尔放在镇上的爷爷家寄养，兄弟俩也因聚少离多、互相埋怨而情感淡漠。即便阿迪克尔到了上学的年纪，兄弟俩同在一所学校，同样由爷爷抚养，也没能缓解。

一晃眼，暑假来临，同校的孩子都被父母亲接回家了。此时，年迈的爷爷又不幸去世，兄弟俩左等右等，还是不见父亲来接他们回家，于是两人决定，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骑骆驼穿越茫茫五百公里的荒漠，寻找回家的路。

在西部片式的场景中，两个孩子踏上了旅途。他们在无垠的荒漠中，经过了干枯的地下水井、废弃的村庄、断流的河流，以及第二天就将遭到废弃的喇嘛庙，多次差点迷路，最终在临死的骆驼带领下（它们死前要回到出生地）找到了童年的家。

可是，童年的黄金草原已一片荒漠。他们终于找到河流，并顺着河流的方向来到一个山谷，山谷乌烟瘴气尘土飞扬，淘金人埋头敲着石头、挖着沙子，这时，一个淘金人抬头，兄弟俩终于找到了他们灰头土脸的爸爸。

随后，父子三人沉默不语地走向回家路。兄弟俩走在前面，他们爬上一个山坡，看见家乡的草原已变成一片工业园，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在蓝天下分外刺目……水草丰茂的草原正在消失，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民族正在消失。

全片全素人，小演员表演得非常好，西部片式的粗狂，公路片式的跌宕情节，流淌的质朴和悲伤，深刻的反思，都没有让这部电影浮出水面。包括其中充满隐喻的白马，这些或许才是一个西北汉子心中想讲述的西北吧。

可惜，2015年该片上映，即便借此“敲开了院线大门”，但仅收获81.5万票房，被媒体嘲笑，豆瓣也只有8.0分。当然，更“没人关心，在地球上正在消失的这一万四千人”。

2017年，导演尝试向商业化妥协，邀请知名演员拍摄了一部反映第一代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生存故事的《路过未来》，结果这锅夹生饭也没有掀起浪花，豆瓣评分更只有6.5。

或许随后他还是决定“回到自己”，坚持自己+商业考量，便有了今天这部《隐入尘烟》。在笔者看来，这里面有很多妥协和“平衡”的痕迹，最后呈现的也是一部符合大众情感需求、充满旁观者乡土审视的，但还不错的电影。

这种妥协和平衡是一种“成熟”，但这种“成熟”，又消耗了一个导演多少才情和深切的悲悯，这种悲伤并不亚于电影中的主人公。但终究更值得恭喜，总要有人去做，将沉重的乡土和文化反思面向大众的轻传播。

02

广袤乡村，电影大有可为

《隐入尘烟》这部“小众电影”的爆火，凸显了今年国产电影的颓势，其中纵然有疫情影响，但思想的滑坡恐怕更是中国电影的深层问题所在。

这些年来，虽然国产商业化电影大获成功，动辄几十亿的票房让国外电影人羡慕不已，但平心而论，能称得上折射现实、有思考的好电影并不多。

不说《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活着》之类的久远之作，就看隔壁苦哈哈的日韩电影人一再做出好作品，也无疑是一面好的镜子。虽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人类不思考，上帝恐怕更得笑掉大牙，那就不如让他笑去。近几年的中国电影，恐怕就是这个状况。

当然，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的题材有较大限制，也有不少电影人将目光投向乡村领域，但出片率并不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大多数电影人太旁观，要么站在文化人、城里人的视角，要么站在意识形态的需求，其结果，谈到乡村要么就充满偏见，一片沉重，充满过去式的“揭露”，要么就是一片浪漫化想象。

乡村究竟是怎样的，乡土究竟在发生怎样的时代变革，人们是怎样生活、思考，有哪些问题又有哪些探索，罕有人真正地关心。

包括这部《隐入尘烟》，李睿珺的“西北系列”令人欣喜。此外，还有毕赣的“贵州系列”、万玛才旦的“藏区系列”，“东北文艺复兴三杰”，《遥望南方的童年》《留夏》之类南方“留守儿童系列”，再包括上一代的贾科长“山西小镇系列”……许多新一代的电影人正重新回到精神上的“乡土”，回到群众，回到生活，让人看到希望。

其中，个人最推崇的作品是毕赣的《路边野餐》。这部作品描绘的是毕赣的故乡贵州凯里，用的全是当地老百姓，主要是他的亲戚。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年人出狱后做起乡村医生，沉入平静的生活，然后在诊所老医生的嘱托，和他自己寻找侄子“卫卫”的需求中去乡下找寻往昔、实则是探访自己，又在其中看见“众生”的故事。

如何是好电影？私以为，好电影可分三类，一类是写实，一类是艺术，还有一类是在写实中实现艺术或在艺术中折射现实，最好的无疑是最后一类。

《路边野餐》就是这样的代表，在那充满生活细节的写实中，往事如梦幻一般浮现，诗意如贵州的山水、人们百无聊赖的生活一样平淡又自然地流淌，不悲不喜，却又在镜头后处处洋溢着人生悲悯。最终，观众都能在其中见他人、见众生、见自己。

很遗憾，《隐入尘烟》技巧高超，但过于浓烈、不够平实，其间可见他人感人的故事，但“众生”只是老四和贵英的配角、看客，更很难见自己——甚至远不如《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这就是差别。当然，再次重申，这仍然是一部值得鼓励的好电影。

近十多年来，乡土陆续回到人们的视野。先是国家意识到问题，2006年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再是各种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电商下乡为代表的商家杀入下沉市场，然后是民宿、乡村文旅风刮过，接着便是这两年疫情下生活方式的反思……乡村一定会迎来文化价值修复和一定的经济价值修复的时候，接下来就要看文化界能不能接上了。

同时，就大众传播而言，影视无疑是比图文、书籍更有效的传播方式。且如上文所述特色各异的“地方系”，广袤的中国，文化的多元性、极大的差异化，也给电影人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唯一的障碍在于商业化支撑。一方面，这有赖社会各界对乡土、传统文化重视和理解的不断提升。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时尚领域的国潮兴起，个性化、有鲜明态度的品牌逐渐取代国际知名的快时尚品牌，当人们对商业化大片、爆米花电影有了辨识度、开始思考，有文化内涵的电影迟早会有市场，而中国超大的市场，也一定能养活毕赣、李睿珺这样的好导演（当然，很难有商业大片导演那么滋润）；

另一方面，这本身就需要像《隐入尘烟》这样的更多好作品带动市场。同时，各种文化基金、文化部门、地方政府应当多支持、保护这样的导演和作品，而不是跟随商业化——商业电影就该交给市场去做，公众文化组织还是少凑热闹为好。同时，影视行业相关组织也应该对乡村和传统文化电影提供更多实际支持。

03

中国式文艺复兴何时到来？

纵观日韩等国家、我国港台等地区发展历程，上世纪60-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都曾迎来一场文化反思与文化复兴运动，唯独中国大陆，迟迟不见踪影，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发展的一大遗憾。

譬如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日本，伴随经济大复苏，文化也进行了大复兴并成功占据国际市场。日本影视剧横扫亚洲，日本音乐成为全球第二大音乐市场，《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七龙珠》等动漫作品，则是整整一代亚洲儿童的集体回忆。

同时还出现了一代代擅长乡村/田园/乡愁题材的电影大师，譬如宫崎骏、山田洋次、仓本聪等，到今天也一直稳定产出，如《啊呀啊呀神去村》《小森林》《银之匙》《海女》等。而这些电影，往往呈现“在写实中实现艺术，或在艺术中折射现实”的特点，通常充满乡村/自然/传统文化的阳光、自信，而非动辄居高临下、外人旁观式的凄风惨雨。

我国台湾地区也是，七八十年代伴随着制造业崛起、经济发展，也实现了一次文化回归与复兴运动，以乡愁、文化反思为主题的台湾民谣运动、新电影运动、乡土文学运动等，重塑了台湾浮躁的现代社会，杨德昌、侯孝贤、罗大佑等一代文化人，至今深远影响着华人世界。

此后，八九十年代，随着香港的繁荣，中华文化圈的中心转移到香港，其影视、音乐，则影响了从70～90年代的数代人。

2000年后亚洲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中国（大陆），但一个令人感慨的事实是，制造业的崛起、经济的转移，并没有带来文化中心的转移，原本与经济、时代发展匹配的文化解构、回归或复兴运动规律在我们这里失效了。

同期，除了以短视频风口为代表的商业文化有一定亮点，中国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潮流或集体性成就，以往华人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看日本、看港台地区、看韩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在“看中国”！不得不说，相比经济、政治地位，这二十年来，中国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几乎是不合格的。此其一。

其二，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文化现象，即上述日韩、台湾的文化回归/复兴运动，在他们经济转折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支撑作用。因为文化完成了解构、重塑，所以他们在9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群体性社会危机，哪怕“小清新”“小确幸”，也是有效的社会文化重塑。

反观中国香港，由于没有文化重塑、重建的过程，一旦经济衰退便出现诸多社会问题且难以调和，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在我们的经济也开始放缓的大背景下。

社会问题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本质也是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没有用”，不能形成共识，不能调和社会，不能匹配社会发展，无法形成贯通“过去-未来-现在”的潮向，这就是一个潜在的社会危机。

然何为文化？如钱穆先生的简要概述，文化就是“群体的人生”：

一是要群体，从大群体中由下而上地产生文化，这才能稳定，反之是由上而下地“要求”是怎样一种文化，比如德国二战期间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苏联持续的修正主义，势必引发文化冲突，恐将导致社会动乱；

二是要人生，有时间历练、有沉淀才有文化，外来引进的、缺乏根基的、潮流式的文化，可以是文化现象，但一定不是文化的本质，以现象取代本质，以潮流化、轻传播化的商业文化取代文化的传承、解构和重塑，是要出问题的。

所以，中国的发展，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文化的传承、解构和重塑做配套甚至做指引，否则，日积月累必然后患无穷。

然如何传承、解构与重塑？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既是经济、政治方向，也是文化的方向——社会主义是群众基础，文化不能脱离群众；市场经济是开放性、活力，文化不能走向封闭；有中国特色是文化的根脉与潮向，脱离中国特色必将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人人终将失魂落魄，这种危害无疑是最大的。

接下来，问题就很简单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在哪里？正如日韩，还是得回过头去乡村、田园、传统文化中找寻，中国文化的特色，也一定不在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建立起来的城市，我们必须回去重新拥抱“乡愁”。

​04

每代人都需要来一场新的革命

当然，中国并不缺好电影人，八九十年代，大致略晚于日、台，著名的第五代导演们，以外来的、全球化的视野和技法，打破封闭，挑战传统父权和权威，通过文化解构、重塑，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次巅峰。

先不谈文学、音乐，且说电影，譬如当时的张艺谋，就很擅长乡村题材电影，《红高粱》《我的父亲母亲》《活着》，陈凯歌《黄土地》，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有许多“在现实中实现艺术”的伟大作品。

2000年后，中国电影进入全球化接轨的商业时代，“大片”成为大家追求的方向，第五代导演中的许多人也追随、掀起这浪潮，收获颇丰，但可惜的是，许多人也离土地、离民众越来越远，“大”气是有了，地气却没了。

当然，商业电影、大片肯定是对的，但“大片”并不代表就要远离大地和大众，许多人也在追逐商业热潮、热点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自己。

“每代人都需要来一场新的革命”！这话不是“革命分子”说的，而是美国国父、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主张。每一个伟大时代，每一代伟大人物，都是在向旧时代、旧思维、旧传统的挑战中走向伟大的，今天，依然如此。

经济领域，一个国家挑战不合理的旧经济秩序是伟大的，一代人挑战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咬牙也要转型升级是伟大的，90后、00后用数字化、元宇宙挑战传统互联网也是伟大的……这些，一定要比发展模式、利益的固化强得多，我们一定要清醒而坚定。

但在文化领域，这样的挑战在哪里？

显见的挑战还是在商业文化领域：新的个性化、多元化、国潮风等，在取代以“传统”全球化快时尚品牌为代表的“大一统”商业文化，《哪吒》《我不是药神》等“新电影”掀起了对传统“大片”的挑战，自媒体写作也实现着对传统“作家协会”写作的挑战……但这些都还不够。

事实上，文化的代际隔阂是强大的，譬如让第五代导演、久居大城市的导演去拍摄《隐入尘烟》《路边野餐》，乃至将来可能出现的中国版《小森林》《啊呀啊呀神去村》，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毕竟，满眼沉重的人很难再看见土地里的新芽。

所以，新时期的文化挑战，新一代文化的解构与重塑，只能靠新一代的“文化人”。加油，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