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后的“东瀛惨案”_风闻

1923年9月1日在日本东京发生的案件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关东大地震”，14万余人在地震中死伤。地震袭击关东地区时，正值日本多病无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儿子，23岁的皇太子裕仁摄政。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他调集军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灾区的秩序，还另有企图。他通过福田正太郎将军宣布实行军法管制，然后，指责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冒犯了神灵，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发生，还无端指责他们企图趁火打劫。那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甚至使一些惧怕神灵的日本人信以为真。

这些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害。大约有6000名不幸的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赶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进行所谓的“街道审判”后，推到地震幸存者面前斩首示众，这些人成为地震灾害发生后无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史称“东瀛惨案”。

民国反应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霨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民国日报》呼吁《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人能“谅解中国人民的好感”。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发给日本的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