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伟民 | 改革如何寻求共识——简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的三种立场_风闻

内容提要

俄罗斯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当地时间8月30日夜间发布消息称，原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天晚上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91岁。戈尔巴乔夫在原苏联的改革和解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际上的评价也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当下，如何更全面地理解其人及其改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戈尔巴乔夫去世之际，本公众号特推出此组文章，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改革如何寻求共识

——简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的三种立场

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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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而言，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是关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其改革失败的观点。**所谓戈尔巴乔夫改革在经济领域的失败恰恰是他未能走出苏联模式的旧体制。**其次，从苏联国家体制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也能形成一定的共识。苏联式民族本位的加盟共和国联盟体制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学习了苏联的民族区域治理形式，但没有照搬苏联那样的联盟体制，坚持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从而避免了民族分离主义获得合法性。因此，批判苏联的国家体制弊端也正是肯定中国特色的国家体制。最难以形成共识的是关于苏联政治体制的评价，因为它既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起点和基础结构，又是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符号。正是在这个关涉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领域，大致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立场。

**其一，认为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它的错误主要在体制的运行层面。**因此，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不能深入到制度的本质层面，对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完善”体制，而非革命性的变革。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被称为失败的改革，就是因为其动摇了“党政合一”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使苏共丧失了政权。所谓“亡党亡国”论即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否定。

**其二，认为苏联模式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的制度结构，各层面的体制改革互相联系，不能分离。**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来自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体制的苏联模式整体上是改革的对象。改革的目标是从整体上扬弃僵化的旧体制，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有其客观的原因，苏联的改革启动太晚，而且进进退退，长期停顿在体制的表层，不触及旧体制的深层结构，结果丧失了机遇。戈尔巴乔夫是在旧体制根深蒂固的条件下寻求出路，经济体制动不了而仓促转向政治体制，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既没有改善经济形势，也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释放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力量，其失败就很难避免了；同时也有主观原因，即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的领导集团缺乏驾驭改革大局的经验和能力，并且内部分裂，形成各种利益集团，最终在政治博弈中将国家推向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不等于苏联模式的旧体制不能改革，也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应该有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高度，不应该停留在维护旧体制的水平上。

**其三，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政治体制是支持这一体系的核心结构。**由于苏联模式的建构是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实施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建构的一种社会体制，所以解释苏联模式的关键是理解其政治结构。这种体制的发生学决定了体制改革的困难，如果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触动政治权力机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又会带来旧体制的整体性变革，从而使原来的封闭体系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模式的改革是要付出政治转型代价的。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在苏联模式体制框架内未能实现改革的目标，结果以苏联体制“失败”的形式解决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政治障碍问题；但换个角度，从俄罗斯社会形态的演进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指标衡量，可以做另外一个判断，由于走出了苏联模式体制，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上述三种立场有对立，也有重合。无论何种立场，似乎都肯定改革的必要性，分歧在于，对何为“改革”存在不同的认识。具体表现为**：一是对作为改革对象的旧体制的定位；二是对改革方向和路径的选择。**

如果说，改革仅仅是为了纠正旧体制的局部错误，其目的是为了完善原有的体制，那么势必不允许改变旧体制的深层结构。这种立场决定了对改革的基本态度，只要改革触及旧体制的核心层面就会出现反改革的取向。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中我们看到有些文章就是以此立意，他们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为理由肯定苏联模式，甚至将改革中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改革，而回避旧体制的弊端才是问题的根源。显然，此类观点的实质乃是反对改革。坚持这种立场，在关于深化改革的讨论中往往成为改革论述的对立面，与基于这种立场的观点很难取得共识。

另两种立场在对苏联模式体制的定位上是有共识的，都认为作为改革对象的旧体制是一个整体性结构，要克服旧体制的弊端，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革一般从经济领域起步，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势必会涉及政治权力机制，由此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如何解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协调转型，是否能在新旧体制的整体转换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保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避免改革进程中出现剧烈震荡和断裂性跃迁，这是目前需要寻求共识的主要问题。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看，在走出苏联模式体制的过程中，有些经历了比较激烈的政治冲突，如罗马尼亚（因统治者不愿放弃权力和军队倒戈）、南斯拉夫（因民族分离酿成内战），但大部分实现了和平过渡。总体而言，**东欧国家的转型相对顺利，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则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社会重建，民众为转型过程中的经济衰退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果不以代价大小论成败，这些国家最终都完成了体制转型，进入了后苏联模式的发展阶段。问题在于，苏联东欧的历史经验只是提供了这样的结论：“当最终发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一去而不复返，社会也将从此迈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这一看法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研究苏联模式体制的专著中将20世纪的社会主义体制分为三种类型：

1.革命过渡体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

2.经典体制（即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

3.改革体制（即对经典体制进行改革时期，向后苏联模式过渡）。

他认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影子，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同时他认为，已有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经验还没有提供既完成体制的彻底变革而又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特性的成功案例。但是他仍然期待：如果整个体制能够在经济体制内发展出与经典体制完全不同的全新特征，而且在不改变政治体制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以一种修正后的体制模式继续生存并顺利成长，“那么就会构成对既有理论的严重挑战，或者说能够将建立在苏联东欧国家转型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完全证伪” 。

科尔奈的专著发表于1992年，也就是苏联东欧国家基本完成体制转型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改革正处于经历一番曲折后重新启动的当口。此后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提出，为后苏联模式的发展能否走出一条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世纪课题提供了实践中的中国改革的经验。2006年，当科尔奈为其专著中文版写序言时，他对中国的改革探索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寄予希望：“我坚信中国的读者能够认真思考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从而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当前的社会主义变革。”因为“中国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波兰和越南”，“从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制度支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为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 从另一方面看，其他一些因素在塑造中国的独特历史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 这些因素包括：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广袤的国土面积、地理位置、伟大人物的个人品质（毛泽东或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确实，**中国的改革没有也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中国改革的成果已经突破了苏联模式旧体制的藩篱，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尽管曾经影响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苏联模式体制的遗产仍在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那已是进一步改革的对象，而不应成为迟滞改革或反对改革的理由。

当然，目前的中国经验还不足以完全证伪科尔奈的理论假设。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深化改革的难度也明显提高。因此，关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下社会舆论的热点。而能否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结构，是中国经验全面超越苏联东欧改革经验，在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作出原创性贡献的关键。

中国改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而**首要的共识是不能回到已被历史淘汰的苏联模式旧体制。**在此前提下，为了在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上取得社会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针对当前的关键问题、主要的改革对象和改革的方略来一次思想解放，在有利于自由讨论的氛围中形成社会共识，乃十分必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这一参照系中吸取有助于推进改革的历史经验，而不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对其作简单的否定和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