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再谈疫情防控：政策要有一贯性、延续性、持续性、稳定性、长期性_风闻

转自公众号“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关于COVID-19疫情问题，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写东西。

现在，在北上广深与朋友见面，每每都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的疫情防控政策，什么时候会调整放开？”

说说笔者的一些判断。

1）疫情政策的发展，与在特定时间点发生的政治活动或事件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大多人所关心的党代会和两会。原因是：这个决策本质上还是一个围绕公共卫生问题的决策，首先依赖的是公共卫生专家的专业考虑与判断。政治考量是不能逾越或凌驾专业判断的。当然：

a.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治考量也很重要，帮助提供必要的输入，使得决策过程中将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充分纳入

b.另外要看到，疫情防控政策是一定会有高度的延续性的，政策延续性的效应、影响会远远高于换届或人事更替的效应。在这种重大公共政策问题上，政策的一贯性、延续性、持续性、稳定性、长期性是最重要的

2）在北京的朋友比较关注进返京、弹窗管理问题。

作者以为，北京的弹窗管理是有一定的灵活调整的可能性的，肯定会受制于特定政治事件的影响。首都所公开宣示的政策也已明确说明，要考虑首都实际情况，“适度从严”。要理解的是：北京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的政治心脏。国家中枢机构因疫情问题出现停摆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所以首都必定会从严。这肯定会影响在京人员，也会影响赴京办事人员。我们只能期望治理依据现实情况，适时动态调整政策。

3）疫苗接种问题：

第九版《防治方案》主要是建立在核酸检测、动态清零基础上的方案，但对推进疫苗接种的举措还是不够的。就这个问题，作者的看法是：

a.疫苗接种率是一个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最直观的量化指标，如果疫苗接种率上不去，那就不具备讨论“放开”的任何前提

b.根据官方披露，今年3月数据显示，我国还有5,2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完成全程接种，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香港地区有700多万人口，老人的疫苗接种比例也很低，“放开”后立即导致近万人死亡。以中国目前的接种情况，一旦“放开”，必然对高危群体产生巨大的健康安全冲击，同时挤兑医疗资源

c.如果当下我们没有观察到周边出现了大规模的、全面的、系统的、积极的推进疫苗接种比例的举措，那么放开也是缺乏前提的

d.此外，针对这个问题，还需指出，中国虽有举国体制，大政府家长主义，但恰恰缺乏推动强制接种疫苗的社会基础及政治动力。一旦谈及强制或半强制推行疫苗接种，就会导致巨大的反制。所以，疫苗接种面临瓶颈障碍；疫苗接种率提不上去，也无从谈及进一步调整防控政策

4）城乡差距及农村医疗资源落后问题：

城市居民及“经营”占据互联网舆论平台，能够影响和主导关于疫情防控的话语。但疫情的高危群体是农村，因为这里的医疗基础设施和资源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且农村的老龄化人口也远远高于城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百分点及6.61个百分点）。一旦疫情爆发，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将变得极为严重，使得这些区域遭受巨大打击。前些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一篇公众号，《面对疫情，躺平没有出路》，列示了以下的数据：

“记者查阅《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寿县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2021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44.8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6.70张；安徽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41.1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6.72张；寿县常住人口83.78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4599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5.48张。

由此可见，安徽寿县医疗卫生机构人均床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2%。如果将统计情况聚焦到农村，医疗资源只会更紧张。以安徽省为例，2021年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仅2.85张。试想，倘若放任疫情蔓延，基层医疗资源遭到挤兑，生产生活停摆，进而势必会危害国家粮食安全。”

如果“放开”、“共存”，中国的一线城市和高能级二线城市大概可以勉强应付一下，但乡村将面临重大打击。这里将是医疗资源挤兑最为严重、大概率面临全线崩溃的地方。

5）近期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势：

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的疫情发展态势——特别是疫情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及挤兑情况，以及COVID-19后遗症的情况，肯定会让我们的决策者认为，绝对不能贸然放开、还好坚持了之前的政策。

6）关于世卫组织（WHO）：

会不会修改对COVID-19“大流行病”（pandemic）的定义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a.WHO并没有宣布“大流行”结束， 负责对此进行评定的专家委员会也许会有分歧和讨论，但肯定是支持维持“大流行”的判定的；

b.中国肯定在这个决策流程之内，不会脱离这个流程；

c.WHO调整定义一定会是我们调整防疫政策的前提；

d.如果WHO调整了定义，我们会不会陷入被动？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被动之说，我国政府首要是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没有必要充当先锋，但是可以容忍一定的“滞后”。

7）不少人认为疫情防控政策会影响经济。

但决策者考虑的肯定不只是现行政策对经济造成的折损，而是“放开”、“共存”后所导致的经济代价，以及社会、公共卫生代价及所对应的政治风险。如果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放开”的收益明显大于成本，经济形势是欣欣向荣，人民的健康安全丝毫无碍，政治气象也一片大好——如果有这么好的结果，那决策者早就选择“放开”了。当下选择不放开，肯定是经过慎重分析后，认为代价远远大于收益，还不能“放开”。

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相信：

a.决策者和全体国民（但非个别国民）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如果“放开”的收益大于代价，就会选择放开；而如果“放开”的代价大于收益，就会继续延续当前的政策

b.决策者一定掌握比我们更多的信息。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比决策者更聪明

8）中国当下的疫情防控有没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肯定是有进一步优化空间的，但这个优化只可能是以科技和治理手段改善目前的“动态清零”，寻求更好地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代价，但不会是取消“动态清零”

9）公共卫生决策的形成过程问题：决策是需要时间的，广泛收集信息，深入论证，形成决策。目前第九版防治方案是今年六月末出台的，迄今刚刚两个多月，再改进、迭代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十四亿人口大国无小事。防疫模式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一定是循序稳步推进。所以要对决策时间有现实预期

10）疫情经过近三年，大部分人都已经很疲惫。如何提升群众对现行防疫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呢？其实本质还是一个宣传问题：领导人需要积极宣讲，发出声音。要适时出来讲，可能不能单靠官方媒体发表书面文章了：

a.我们防疫政策内核是什么；

b.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现在的防疫政策，我们为什么与其他国家不同；

c.一方面要承认防疫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感谢国民的付出，一方面要说明如果不坚持现有的防疫政策，后果会有多严重；

d.我们的防疫政策将如何发展演变；决策者的考量因素是什么；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我们的防疫政策会是什么样的；

e.对人民群众的付出表示感谢，激励民众继续配合现有的防疫政策；

最后，总体而言，作者以为“放开”是没有现实基础的，现在：

一、不用去尝试猜测甚至“博弈”防疫政策的“放开”；

二、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现行防疫政策的逻辑；

三、如果有时间，不妨提出有建设性的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