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源于统治者与人民的尖锐矛盾_风闻

​作者：戴逸（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历史现象。当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下，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死气沉沉。统治阶级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看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深闭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世界的形势。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代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经济的产物。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强固结合。亿万农民分散地生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绳索束缚起来的农村中。无数个村庄、集镇和城市互相隔离，没有和周围广阔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与可能。在落后闭塞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虚矫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十八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国际贸易和交往中的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

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强者不害怕异国的新事物，只有虚弱者才对之忧心忡忡。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已处于“衰弊陵夷之际”，清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只是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清朝政府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发展粉碎了这一幻想。

二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清初，由于东南沿海还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下的抗清武装的活动，清政府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远洋贸易，几乎停顿。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了台湾，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的口岸。至此，清政府虽然打开了一道狭小的门缝，但仍然设下了许多禁令，而且越到后来，禁令越是烦琐，越是严密。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中叶，由巨大帆船组成的中国商船队还经常出没于远洋洋面。此后，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航海技术日益进步。而清政府反而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到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的开发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但清政府却十分歧视他们，多方加以阻挠。雍正皇帝的谕旨中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同上书卷三十三，雍正五年上谕）

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但清政府横加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都在禁止出口之列。为了杜绝粮食和铁器出口，竟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每人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预先规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带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海上风信，变幻莫测，航行本难定期。清政府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对海盗进行武装自卫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丝绸是当时对外出口的最大宗，由于出口增加，丝价上涨，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中国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可是统治者看到丝绸涨价，神经紧张起来，于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绸出口，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五年以后，官吏奏称：“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官吏们不得不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才不得不放宽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只载运丝绸出口的数量。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开广州很远，茶丝都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到广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损坏霉变。清政府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许茶丝就近出口，硬性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数十年对外贸易积累的巨额资金，通过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费的无穷欲壑，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政府还制定了种种苛细烦杂的规条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隔绝。清政府自己就说：“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史料旬刊》第九期，两广总督李鸿宾奏）

三

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当时，较有眼光的人就指出了闭关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良影响。“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蔽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肖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放射出光辉异彩。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外国。中国能不能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鸦片战争以后，闭关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闭关政策破产了，但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不可能很快消失。它象幽灵一样，时时缠绕着中国。

鸦片战争后，为了保持虚假的“天朝”体统，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内，从来不和外国人见面。在外国的强硬要求下，经过三十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见外国公使。清政府也不愿向外国派出外交人员，同样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勉强请了一个美国人蒲安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组成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到欧美巡回访问。一八六二年，北京设立同文馆，后又增设天文算学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学校。一八七一年，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出国学习。这两件事，顽固派激烈攻击为“用夷变夏”，在政治上掀起轩然大波。结果，留美学生中途停学，全部撤回，同文馆也招不到学生。一八七六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一条三十里长的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清政府却以二十八万两白银高价购回后，拆毁扔弃在水里。一八八一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最初由于顽固派反对用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顽固派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刘坤一遗集》第一七六四页）可见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深，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历史已经过去了一百数十年之久，在新的征途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残余思想，仍然可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因此，重温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必要的。